刘志勤：风险防控，“公章”之殇

最近发生的民生银行北京航天桥支行“飞单”事件，又一次引发了对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的讨论。人们都在纠结和不解之中：为什么天天讲风控，日日说严管，怎么如此的违规违章却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而且一波盛似一波。究竟是法律太无能，还是法人太大胆？众说分云，莫衷一是。我们估计，讨论归讨论，处理归处理，市场归市场，各种势力依然会选择继续搏弈。

在此案中，我们除了看到平常案例中常见的因素：管理不严，监管缺位，违规操作，内外勾结等，我们还是看到了“公章”的身影，当然在这个案例中“伪造公章”又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公章”真是一个令人爱亦招人恨的物品，有它未必一路畅通，无它肯定寸步难行。曾几何时，“公章”成为中国社会交流的最主要的公信物和执法棒。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凡涉及商业商务，结婚生子，上学入托，存款贷款，几乎都离不开“公章”伴随左右。“公章”虽不能发声行走，却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生杀大权。我们似乎正陷入一个“公章”社会，是该乐乎，抑或悲呼？或悲乐兼有之？

在过去屡次发生的各种诈骗案中，“伪造公章”都是不可缺少的“主犯”。在前几年的山西，安徽金融诈骗案中，一个淀粉制品厂的王某，利用“伪造公章”分别从银行套现4亿元，和10亿元巨资用于个人消费和放高利贷。他实施诈骗的手段相当简单：私刻某企业公章，骗取银行信用，获得贷款。同类案件很多，除了必须有银行人员充当“内奸”之外，这种“伪造公章”则是不发声却是最关键的“犯罪”助手，成为诈骗屡屡成功的关键。我们不妨逆向思维一下：公章本无罪，为何总蒙冕？我们是否到了重新为公章定位的时候了？我们的风险控制是否不再以“公章”为第一道防火墙？

据考察，中国的“公章”史已经有4千多年的发展史：始于尧舜的凤凰背景图案，成形于秦朝，发达于汉朝。一度成为官府，官员地位的印证，所以有“官绶”，“官印”之功效。随着商品交易的发达，个人之间的信用开始用“印章”作为凭证。发展到现代社会，公司企业之间的信用基本都是以“公章”为准。“公章”就这样被演化推上了圣坛，成为社会交流，贸易交换，合同验证不可缺乏的角色。这在中国尤其如此。 但是，在很多国家，“公章”并不是那么盛行，或地位如此不可撼动。许多企业签订商业合同不盖企业公章，而是以法人签字为准。而“公章”仅仅是政府行政部门之间在例行公事之间可能会用“公章”。在许多私人企业家看來，企业公章和财务章属于内部机密，只针对税务，工商和缉核部门有用，一般不轻易对外公开，以防仿制伪造，造成商业损失。

“公章”的地位就是如此尴尬：一方视它为宝不可少，一方待它为秘不可泄。究竟哪个更有利于管理和监控呢？ 根据当前新的技术和新的交易系统出现，逐步让“公章”退出历史舞台，或许是个可以考虑的选择。我们注意到，“公章”会成为银行内部人员和企业财会人员手中的交易工具，这里的潜在危险实在太大。尽管许多业务均采用“公章”与“签字”并行，上下级两级审核，四眼对证的管理模式，但是均不能阻止心有歹意的犯罪嫌疑人冒险做案。让“公章”回归其本身的角色，更有利于风险控制。因为在当今技术条件下，仿造“印章”如真章并不是一个难事，但是却使犯罪嫌疑人有了可乘之机。 我们必须加大对私刻伪造公章的行为加大法律惩处力度。根据刑法第280条相关规定，私刻伪造公章罪分别处于拘留，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处罚。很显然，其中多数处罚较轻，不足以阻止少数人的“冒险一试”的冲动。

在金融机构内部特别要加强少数人内外勾结，对明知是假章，却故意放行的内奸行为，加重对这类行为的处理，这样会对内部人员犯罪侥幸心理产生强烈的震摄力。 尽管现代互联网技术开始采用电子签章等手段提高安全系数，但是破除高科技的黑客及相关企图利用技术漏洞的人大有人在，切不可掉以轻心!尤其是在银行间，企业间大额转帐之间的验证程序，不再让无辜“公章”背黑锅，成犯罪帮手，可以研究考虑启用“六双眼”加实时，实像，实声“三实验证”，是解放“公章”的有效手段。

如何管理“公章”，如何不让“公章”成为风险的突破口，需要各界人士的智慧，让“公章”不再成为被违规犯法的借口和工具，是管理机构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利益和目的。让伪造公章这个地下行业消失于无形，我们的社会信用将得到真正的升华。我们充满信心。(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