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应提升为制度性红利

中国宏观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而且是和新市场、新技术紧密对接的实体经济。多种所有制下的市场主体要相互渗透和充分竞争，新兴业态下的共享经济新模式也要互联互通。减税降费福利鼓励的上述市场主体，而非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楼市和空手套白狼的投机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一季度已出台降费2000亿元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减税举措。这些措施全部到位后，加上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今年前4个月翘尾减收，预计全年将再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税负3800多亿元。

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提振国家竞争力，在新经济周期领跑全球市场的应有之义。减税减费是送给企业的礼包和福利，在增强企业获得感的同时，也应当蝶变为制度性红利。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减税降费，但效率和力度莫若中国。以美国政府为例，特朗普频遭内政挫折，宏大的减税计划至今尚未着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也未能启动。而中国在2014年和2015年两年，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均超过1000亿元；2016年通过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全年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并且所有行业实现税负只减不增。不过，由于税制设计不合理，尤其各类行政性收费项目过多过滥，加之地方执行力不够，数千亿的减税降费撒到整个市场，市场主体并未有太强的获得感。

所以，减税降费仍然是中国的施政重点，也是政策性“进行时”，应当伴随供给侧改革的全过程。李克强总理说得好：“政府过紧日子，让企业轻装上阵，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从各级权力部门降低、取消名目繁多的行政性收费和基金，到普通民众社保费的降低，都在形成集体、有意识的亲商环境。同时，中国社会也在进行优化财税体制机制的改革，促使权力主导的税费合一体制向法治规范和契合市场规则的公平税负方向转变。

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减税降费，最大亮点在于推进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从7月1日起，将增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17%、11%和6%三档，取消13%这一档税率，将农产品、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从13%降至11%。同时，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购入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避免因进项抵扣减少而增加税负。减法加法同时做，使包括粮食、林木、水产、鲜奶等农产品，自来水、暖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以及农药、农机等项目所涉市场主体，都能有实实在在的减负获得感。给予市场主体的减税优惠，既可以传导至市场终端的公众，也可体现政策面对涉农企业的一贯关怀。多向实体经济、小微涉农以及和民生关切紧密的市场倾斜，折射政策面精准关切实体的苦心。

宏观经济不能靠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去支撑，也不能依赖垄断产业和极少数巨无霸市场主体。中国宏观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而且是和新市场、新技术紧密对接的实体经济。多种所有制下的市场主体要相互渗透和充分竞争，新兴业态下的共享经济新模式也要互联互通——既要成为传统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又要变成“两创”的产业孵化器。减税降费福利鼓励的上述市场主体，而非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楼市和空手套白狼的投机者。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成绩单不错，经济增长速度为6.9%，这其中就有减税降费的成果。让实体经济更强大，除了给楼市降去虚火，给资本市场戴上监管“笼头”，更重要的是让实体经济沉下心来做实体，让各路资本放下心来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就此而言，楼市调控也好，减税降费也罢，还是处于政策性施惠——“授之以鱼”的初级福利阶段。长期而言，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形成符合法治规范和市场诉求的制度性，才是“授之以渔”的市场红利。

减税降费应当提升为制度性红利，供给侧改革依然任重道远。（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