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木：1976年，我在巴孟感受国内大事

1976年，中国大事频发引世界瞩目。从1月到9月，三位开国元勋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10月，作恶多端的“四人帮”垮台;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夺走24万人生命。这一年，我在巴基斯坦等国任常驻记者，耳闻目睹了这些大事在友邻的反响，感受深刻，历久难忘。

总理去世的消息，令人悲痛又惊愕

1月8日，从广播里得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既悲痛又惊愕。从1975年下半年起，在巴基斯坦就有周总理要访巴的传闻，传得多了，我们信以为真有其事，哪想到这只是巴基斯坦的一个愿望。

周总理曾4次访问巴基斯坦，在这个国家威望非常高。1956年12月第一次访问时，达卡举行盛大欢迎集会，20万人到场，相当于该市人口的1/3。

在巴基斯坦国父真纳陵墓纪念堂中唯一的一件外国赠品，是周恩来总理赠送的礼品，一个巨大的镏金花枝形吊灯。

周总理去世不久，巴方就出了一本大型纪念画册，历数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以及对世界和平和中巴友谊的卓越贡献。为悼念一个外国政府首脑而出画册，巴基斯坦没有先例。

布托总理，是毛主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宾

巴基斯坦以最高规格悼念9月9日去世的毛泽东主席。时任总理布托第一时间发出唁电，称毛主席“了解巴基斯坦人民的希望和愿望，并在他们危难的时刻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他的伟大的人格将永远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这无疑是由衷之言。布托总理是毛主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宾。1976年5月下旬布托访华，因毛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他来了好几天也未安排会见。在离开中国前他又一次提出希望见到毛泽东主席。得到秘书的报告，毛主席点头同意。他坐着和布托握手，对客人说：“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讲话也不大好。”布托说：“主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毛主席回答道：“没有做出多少成绩。”

毛主席逝世后，布托以总理的名义在当地最大的报纸上发表长篇纪念文章，文中说：相继辞世的三位中国伟人，是上天派给中国的，他们已使中国有惊天动地的变化。如今使命结束，上天召回他们，伴随的也是地动山摇。

中国领导人的相继去世，巴基斯坦一次次被悲痛气氛笼罩。在使馆设灵堂的那些天，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排成长队，在低沉哀婉的哀乐声中，有低头啜泣的，有放声痛哭的，有匍伏在地磕头不止的。使馆人手少，我们也被排班陪祭，一站两三个小时，气氛悲怆，令人刻骨铭心，以致日后好多年，我就怕听到哀乐，不敢参加任何追悼会。

唐山大地震，悲剧色彩的信息让人揪心

对唐山大地震，巴基斯坦举国上下表现出亲友般的关切和同情。巴政府提出，愿向中国提供任何帮助，媒体称：中国的灾难就是巴基斯坦的灾难。巴没有自已的常驻中国记者，有关地震的消息全都源自西方媒体，而西方记者报道灾害向来是夸大其词。在他们的笔下：唐山已被夷为平地，立着的建筑物寥寥无几;受强震波及，天津损伤严重;北京也有房屋倒塌……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信息，让家在这些城市的同志格外痛苦揪心。当时，中国正在为巴国新首都建一个大型建筑，由天津市承建，上百名中国施工人员大都家在天津。不断传来的坏消息，使他们心中如焚，很多人吃不下睡不着，有的甚至当众失声痛哭。

在煎熬中终于盼来喜訊：一封封国内派出单位的电报发到使馆，电文很简单，但字字千金：某某同志，你全家平安，勿念。那些日子，有过这番经历的，对家和家人意味着什么，有着可遇不可求的深切体验。

孟加拉国媒体报道，“北京逮捕了‘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们是在孟加拉国第二大城市吉大港采访时得知的。那天，当地记者协会为我们举行欢迎酒会，期间，一位当地记者走到我身边，示意让我跟他出去。在厅外，他递给我一张报纸，头版一条消息的标题赫然在目：北京逮捕了“四人帮”，文中说到4个人的名字。

回到住所，老袁问我对消息真实性的看法，因为我前两个月刚回国休假。我说应该是真的，我在北京时，尽管正在“追查谣言”，但很多人在言谈话语间公开流露对那几个人的痛恨。何况，一些世界主要媒体都报道了此事，它们不会把这当儿戏。

当时使馆尚未得到国内的通报，对这一重大敏感问题如何回答外国人的询问，必须有所准备，我们两人的一致意见是，含糊其词，来外交辞令。在孟采访，我们被当成“总统的客人”接待，受到与身份不符的过高礼遇，大概是出于对“国宾”的尊重，始终没人问这个问题。

不过，有件与此相关的事，值得一说。那时有几位中国留学生在达卡大学学习孟加拉语，他们从学校紧急赶到使馆，向主管单位文化处领导请示：外国同学对此事很有兴趣，问这问那，该怎么回答？该处一位领导不假思索地说：告诉他们，是谣言!不久，北京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公诸于世，那位领导和留学生一起陷入尶尬，随之而来的批评、嘲讽、悔恨、埋怨，可想而知。这件事听说成为警示外交人员的一个案例：对重大问题不能感情用事，信口开河，妄加评论。我等虽非外交官，同样受益。(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