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紧跟：“悲情深圳”何以重焕生机

2002年11月，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引爆深圳的集体“悲情”，发出深圳面临衰落的“盛世危言”。该文开篇从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兴通讯、华为科技以及沃尔玛“迁都”传闻说起，进而直面深圳的人才引进、投资环境、行政效率、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文化氛围等诸多发展困局，试图回答当时深圳发展竞争力弱化的原因。

正是在这种危机意识驱动下，深圳市政府和社会一道进行全面审视和反思，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化危为机，终于再次引领中国发展潮流。15年后，深圳在新一轮中国城市竞争格局中不仅未被抛弃，而且其发展质量、发展速度、发展前景都名列前茅。

深圳老龄人口比例约为京沪的1/5，广州的1/4;现阶段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才33岁多，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城市。2016年，深圳新引进全职院士6人、高层次创新团队23个，新增海内外高层次专业人才1229人、海归人才1.05万人、高技能人才12.6万人，人才队伍呈现年轻化、专业化、高学历、高技能特征。

近年来，深圳基本建成“以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为基础，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适应现代化中心城市功能”的新型产业体系。从创新成果来看，深圳科技综合实力和区域创新能力都居全国之首。2016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19648件，占全国总量的46%，连续13年排名全国第一。

2016年深圳产业结构已凸显“三个为主”:经济增量以新兴产业为主,新兴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提高至53%左右;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70%;三产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占GDP比重60.5%，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提高至70%以上。不仅华为、中兴、腾讯、保千里等本土高新企业布局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通过智能硬件实现跨界融合，阿里、百度、乐视等外地企业也纷纷在深圳抢滩圈地，共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入新常态。

首先需要承认，无论软、硬环境，深圳“二次创业”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从硬环境来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国家、广东省及深圳自身对水、电、气、交通、通信、公共工程等方面大量投资，使得深圳基础设施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做到超前和配套。从软环境来看，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深圳——尤其是传统的“关内”，社会治安管理一直维持较高水平，政府办事效率、办事流程的规范性以及政策公平性高出内地城市不少，优惠政策吸引的高素质移民拉高人力资源水准。

尽管如此，“悲情深圳”能重焕生机，仍应主要归结为“创新驱动”：从1998年“科技22条”，到2004年区域创新体系，再到2008年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和2012年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深圳在政策层面，正从对单个创新主体建设的关注，转向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支持。

深圳在教育科研资源、全社会研发资金投入、金融资源总量和经济总量等方面的创新基础并无绝对优势甚至还存在一些发展短板，但为何能成功实现创新驱动？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野来看，深圳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才是解释这一巨变的关键。

具体而言，深圳一方面不断建设积极有为的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深圳市政府就持续展开行政体制改革，朝着有限政府、法制政府、廉洁政府、高效政府、责任政府的目标不断努力。2009年，深圳市按照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推进大部制改革，“小政府大社会”的雏形已然成型。

在最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深圳在全国率先实施商事制度“多证合一、一证一码”改革，商事主体增长26.2%，累计达265万户，居国内大中城市首位。在以企业为主的创新驱动中，深圳市政府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通过行政和立法手段规范市场行为，鼓励企业依靠创新、专利等知识产权获得持续增长动力;二是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降低创新门槛，构建创新支持体系。

另一方面，深圳塑造了充分有效的市场。经过改革年代的累积，一种社会性市场意识已经在深圳形成——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政府参与或亲力亲为。与之相应，政府更尊重市场选择。深圳在中国率先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呈现出“4个90%”的鲜明特征，即90%的研发人员、研发机构、科研投入、专利产出来自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具有全国最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等。

当然也需要看到，受制于宏观制度环境，深圳尚未在法治层面真正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招商引资变权力寻租的风险仍然存在。比如，在街道层面，内部监督太软，外部监督又太远，造成前几年独揽大权的街道“一把手”频频落马。此外，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深圳若想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实现更加充分的社会整合，转移部分政府职能，有必要更注重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目前深圳虽有超过1万个社会组织，位居全国前列，但在质量上与国际化大都市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无论如何，深圳重焕生机的实践意义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企业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积极有为的政府与充分有效的市场的良性互动。(作者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