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天，许多英国人还在寻找他们的中国父亲-斯图亚特·希弗
1946年，与伊冯娜·福利(Yvonne Foley）素未谋面的“上海爸爸”离开了她。跟他一同消失的，还有三百多名二战期间服务于英国商船队的中国父亲。留给他们家人的，只剩下恐惧和焦虑。
当年，《利物浦回声报》和《新闻纪事报》曾经报道过某李姓女士就此事组织抗议，但没能起到什么效果。几十年来，英国政府当局一直对这些中国父亲消失的原因三缄其口，直到近年来隐秘的真相才浮出水面。
“这件事水很深，很阴暗” 伊冯娜说道。
上世纪40年代，英国为了补充商船队编制，从上海、新加坡、香港等地招募了大约两万名有经验的海员，并让他们在饱受德军潜艇威胁的北大西洋等海域执行危险的护航工作。利物浦是这支商船队的总部所在。作为轮机技师，伊冯娜的父亲和许多其他中国海员一样，在利物浦安顿下来并与当地的女性坠入了爱河。
伊冯娜的母亲格蕾丝·伊舍伍德曾向她提起过这个“上海爸爸”，但她后来选择了再婚，而且从来没解释过他抛妻弃女的原因。
伊冯娜（左）和母亲格蕾丝
“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来自上海法租界，以及我名字是他取的，”住在英国切斯特市的伊冯娜在自家花房里，一边倒茶一边说道。这间屋子里摆满了中国瓷器和古董，其中大多数都是她和她丈夫上世纪80、90年代在香港居住时购买的。
她有一张自己婴儿时期的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一段话。她母亲本想把它交到“上海爸爸”的手里，最后却未能得偿所愿。尽管伊冯娜不能完全确定，但在她印象中自己从未见过父亲，甚至从未见过他的照片。
伊冯娜的母亲不愿回忆那段痛苦的时光。她出生于一个富足优越的天主教家庭，20岁时未婚却成了孤儿寡母。这在当时轻浮的英国社会是件特别招人八卦的事，更何况孩子的父亲还是中国水手。
“我甚至不知道上海爸爸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妈妈叫他“南”（音译），并且告诉我他姓杨，”伊冯娜说道。多年来，许多出身类似家庭的孩子在成长阶段一直觉得被排斥，并且对自己欧亚混血的身份感到困惑。而那些被抛弃的妻子和母亲则充满耻辱和愧疚，在家中缺少顶梁柱的情况下，她们往往不得不把子女送给他人领养。
一些当年被领养的孩子后来和伊冯娜成为了朋友。她专门建了一个叫作Half and Half的网站，致力于帮助这些从未与生父谋面的孩子。
伊冯娜清楚地记得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刻。
“当时因为感冒，我躺在床上听本地广播节目，”伊冯娜说道。
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西北台播出了一档名为《骗上海》的广播节目。这档节目讲的是英国商船队退休海员基斯·科克林寻找生父的故事。他的父亲宋魁承（Soong Kwai Sing，音译）1946年失踪于利物浦。
科克林声称在政府档案中发现了证据，表明英国当局曾强制驱逐他父亲那样的海员，而他们曾在二战中立下赫赫功勋。
这档广播节目让伊冯娜和丈夫备受鼓舞，此后15年，他们一直试图揭开她父亲和其他中国海员失踪的真相。他们从伦敦的历史档案馆来到上海市档案馆，并且与大连海事大学合作，挖掘这段隐秘的历史。
伊冯娜和丈夫查尔斯
“我之所以刨根究底，不是为了寻找父亲，而是想探究当年的真相，”她说，“结果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
利物浦有着深厚的航海传统，历来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密。1939年至1945年，阿尔弗雷德·霍尔特（Alfred Holt）轮船公司（也被称为“蓝烟囱航运公司”）和英商火油公司（壳牌石油）在利物浦雇佣了大量的中国籍海员。伦敦的唐人街几乎消失，但是利物浦皮特街周围的中国城却复兴了。
今天的利物浦中国城
英国商船队的船员要承担海军预备役的义务，来自上海和香港的熟练水手是解决战时劳动力短缺最理想且低成本的选择。
“雇佣中国海员不仅成本低，而且他们有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工作认真，不酗酒滋事，”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韩庆去年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说道：“早在二战前，中国海员已经在欧洲有很好的口碑。”
关于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队的英勇事迹，已经有大量的文字记载，海员们冒着危险保障了关键物资供给航线的畅通。但不为人所知的是，英国商船队15%的海员是中国人。有位英国船长曾亲口证实，这些中国海员许多都“出类拔萃，为工作拼尽全力。”
但伊冯娜的丈夫查尔斯发现，这些利物浦的中国海员的功勋不仅没得到认可和感谢，反而遭受了歧视和冷遇。
在战争初期，中国海员和英国海员在同样的环境下工作，都冒着受德军潜艇攻击的风险，但中国海员的工资不及英国水手的一半，而且也不享受英国水手每月10英镑的战时危险津贴。
利物浦的中国海员，摄于1942年5月
这个情况使利物浦的两个华人工会——分别是华人海员工会和利物浦华人海员工会——产生了不满情绪，分别是。华人海员工会主要是讲粤语的海员，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关系紧密；而利物浦华人海员工会则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密切，吸引的主要是斗志昂扬、教育程度更高的上海男人。
“似乎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影响了利物浦的中国海员群体，”查尔斯·福利说道。
1942年，中国海员发起了一场罢工，同年4月，霍尔特船务公司和壳牌公司都提高了薪酬标准，并且开始给中国海员补发战时危险津贴。
这场劳资纠纷的胜利，最终使中国海员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查尔斯·福利发现，战争结束后，中国海员突然变成了“不受欢迎人物”，霍尔特船务公司大幅削减他们的工资水平，停发战时危险津贴，却继续给予英国水手同样待遇。霍尔特船务公司的挑衅行为很快招致香港经纪公司巴特费与太古公司的不满，后者去信警告称不公平的工资待遇可能会引发麻烦。
在合同到期后，利物浦和其他港口城市的中国海员很多自愿返乡，登上了开往东亚港口的轮船。但伊冯娜的丈夫发现了一些政府文件，或能证明她的上海父亲并非主动离开妻女。伊冯娜的母亲在世时，曾拉拉杂杂说起过一些旧事，如今把这些碎片信息拼在一起，就可以慢慢接近真相了。
伦敦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资料显示，1945年10月19日，英国内政部会议决定将中国海员驱逐出境，将他们视为“一个对利物浦不良的因素”。
利物浦在二战中被炸成废墟，而战后回国的老兵又急需安置，因此住宅供应尤其紧张。查尔斯·福利在阿尔弗雷德·霍尔特公司的档案中发现，该公司迫切希望驱逐那些来自上海的亲共海员，而聘用他们认为更温驯的粤港籍海员。
格蕾丝和她的上海恋人在大学里相遇（我们虽无从得知杨南当时是否在上学，但他很可能毕业于工程专业）。尽管格蕾丝家人强烈反对，他们仍然谈了近两年的恋爱。根据伊冯娜的舅舅的回忆，伊冯娜的外公曾要求格蕾丝回家。格蕾丝当时还不满21岁，结婚必需先得到父母的同意。伊冯娜猜测，母亲可能已经未婚先孕，并以此要挟父母同意她和相爱的中国男人结婚。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格蕾丝的计划并没有成功。
“大约1945年或是1946年初，母亲离开利物浦时已经怀上了我，”伊冯娜说道。记录显示，格蕾丝和杨南搬到了英格兰东部城市赫尔居住，并在那里买了一幢小房子。霍尔特船务公司当时在赫尔设有分部，杨南多半曾在那里工作过。
许多和中国海员成家的英国女性没有正式结婚，有些人和格蕾丝一样，由于不满21周岁又得不到父母的同意；还有些人是因为那个年代英国女性一旦和外国公民结婚，就必须放弃英国国籍，入籍丈夫所在的国家。
不管是否成婚，这些女性都被极端保守的英格兰社会视为“放荡的女人”。在另一份档案中，查尔斯·福利发现政府官员将这些嫁给中国人的女性蔑称为“妓女阶级”。
“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特别生气，”伊冯娜说道：“他们根本没见过我母亲。”
在英国商船队中，许多不同国籍的海员都必须履行合约完成某几个特定航线，之后才能自由选择续约或休假。
来自中国的海员大多是专业出身，不管当时是否签约，他们都以为离职证或海员卡就像护照或签证一样，可以使自己长期留在利物浦。英国内政部的文件显示，截至1946年3月23日，有800名中国船员被遣返出境，其中231名甚至遭到了政府的搜索拘捕。到同年7月11日，被驱逐出境的中国海员数量已增至1362人。
查尔斯说，驱逐中国海员的做法得到了本地海员工会的认可，它不希望工会成员与境外廉价劳动力竞争。这也得到了当时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同意。
英国官方称，已经和英国女性结婚的中国海员无人被遣返（当时的法律状况复杂，英国政府不想背背负分裂家庭的骂名），但查尔斯·福利发现的证据表明这是谎话。记录显示至少有一名已婚并育有三个孩子的中国海员遭到搜捕并被强制驱逐出境。
那些被遣返的未婚父亲们，许多人甚至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伊冯娜，摄于1973年
伊冯娜回忆当年母亲讲述的故事：“爸爸总想着要改变世界，他在赫尔市那间小房子里召集了许多次会议。我猜他应该是工会成员，信仰社会主义。”
当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现在看来颇为蹊跷。
“父亲有次出海时，我们在赫尔的房子遭到入室盗窃。母亲说尽管屋里有珠宝首饰和现金，但窃贼只带走了他的文件和印章，”她说道。
查尔斯·福利说：“我想他可能是工会骨干，因此成了当局重点‘照顾’的对象。”
不管他是先被拘捕再遭驱逐出境的，还是航程结束后被英国海关拒绝入境的，伊冯娜的父亲最终都可能没能回到上海。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中，许多被强制遣返的中国海员选择在新加坡或香港寻找工作，最后却发现自己被西方船务公司列入了黑名单。
1949年，上海的船务公司迁往香港。那里可能是伊冯娜父亲落脚的地方。
“我母亲提到过，她收到过两封他寄来的信，都是通过利物浦华人地下社团转交的，一封来自香港，一封来自台湾，”她说道。
母亲离世后，伊冯娜再也找不到那两封信了。也许它们能够解释历史的谜团，也许她父亲曾请求格蕾丝带着襁褓之中的女儿去上海或香港开启新生活。
伊冯娜和她丈夫在香港工作和生活时，还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查尔斯·福利1981年至1982年曾在香港理工大学担任讲师，后来又曾在香港贸发局工作。
“我们深爱着香港，在那里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中国身份开始感兴趣，”伊冯娜解释道，此前她一直觉得自己和其他亲戚们不太一样。
1982年，伊冯娜和丈夫跟随旅游团访问了上海，对这座城市的一切充满了“浓厚的好奇心”。
2009年，伊冯娜再次访问上海
“我觉得自己本来可以在上海长大，”她说。但当年她没有努力去寻找生父，因为她当时觉得是他抛弃了自己和母亲，再去找他可能对不起自己的养父。伊冯娜还只有18个月的时候，母亲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并跟他一起将她抚养成人。
“我们去香港的时候，我父亲很可能还活着，我可能跟他擦肩而过，这事想起来就令人难过，”伊冯娜说道。
也许他们曾在繁忙的地铁站里，或是香港北角（当地上海移民聚居地）街头擦肩而过。可能现在还有某个香港人记得曾经的邻居是名坚定的工会骨干、二战期间在英国商船队当过轮机技师，与一个利物浦姑娘相爱，生下了女儿伊冯娜。
这些年来，伊冯娜结识了许多1946年失去中国父亲的英国朋友。其中，布莱恩·弗劳尔记得他父亲曾于1950年回到过利物浦。乔西·劳记得他父亲曾给过他一张五英镑的钞票。
这些人的回忆唤醒了伊冯娜孩提时代便常做的一个梦：她梦见母亲和养父走在一起，养父牵着自己，母亲抱着妹妹玛丽。她看见一个穿着长款大衣、戴着绅士帽的男人站在路灯下。养父将她的手交给她母亲，然后接过玛丽，对母亲说“把这事了结了吧”。她母亲走向路灯下的男子，说：“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
伊冯娜（右）和妹妹玛丽
如今，伊冯娜也无法分辨那究竟是不是一个梦，她无从得知生父是否曾来利物浦寻亲，结果发现格蕾丝已经改嫁别的男人，并且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2006年，伊冯娜和丈夫说服了顽固的利物浦地方议会，自费在利物浦码头为中国海员竖起一块纪念碑。许多社会名流和饱受屈辱的中国海员后代参加了揭幕典礼。纪念碑的铭文是用中英双语写成的。
利物浦中国海员纪念碑
至此，再也无人能否认中国海员在二战期间为英国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待遇。而人们对真相全貌的探索仍在继续。
伊冯娜说：“对英国政府来说，我们过去就像柜子里的骷髅，动一动就会揭开当年的丑事。”
（青年观察者张成译自《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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