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四大原因令德国政治危机震撼西方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全球关注的德国大选已经落幕两个月，就在世人以为民主选举已经令德国政局稳定之时，谁也想不到历时四周的组阁努力竟然失败，震撼了整个西方。各大媒体纷纷把“重大政治危机”一词放到封面头条，显示了这起事件的巨大冲击力。

德国是欧洲经济中心和火车头，它的地位自然决定了其内政具有巨大的外溢效应。但是过去类似的事件也曾发生过，比如2005年举行的大选 ，前总理施罗德领导社民党与基民盟打成平手，没有任何政党和政党联盟达到多数执政。最后经过三个月的紧张谈判，才结成“左右大联盟”联合政府，默克尔由此成为总理，开启了她的时代。

面对持续三个月的僵局，当时全球没有任何担心，更不会以政治危机来形容。但今天世界的反应为何就如此不同？

归根到底，时代背景不同了。2005年的西方，依然十分强大和自信。那时还没有经济危机、难民危机、民粹主义崛起、高频率的恐怖袭击，更没有英国脱欧和美国选出特朗普这样匪夷所思的黑天鹅事件。所以那时即使德国政治僵局无解，也伤不了西方和世界毫毛。

但是今天的西方已成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就立即乱了阵脚。更何况在失去了英国和美国之后，西方可依赖的支柱也就只有德国了——为此默克尔也从德国领导人、欧洲领导人上升到西方领导人的地位。

假如默克尔失败，整个欧洲就只剩下危机最为严重的法国——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它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欧洲唯一没有（或未能）进行必要改革的国家。“欧猪五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虽然危机当时超过法国，但这几年在外界的压力下已进行痛苦的变革，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天的法国自保都很勉强，更别说再肩负起德国所承担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将更为强大，欧盟解体可能性大增，全球将迎来险不可测的地缘政治大变局。

所以德国一发生这样的事件——尽管这在民主国家并不罕见，甚至比利时曾以和平时期无政府541天的世界纪录而自傲，就一下触动了世界极为敏感的神经。

默克尔资料图（图/@东方IC）

其次，西方很多人对自己的制度——至少相当程度上——丧失了信心。

自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后，西方政治进入不可预测状态，这一次德国组阁失败也是如此。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众所周知，亲欧盟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邀请默克尔2018年1月22日来法国签署一个新的法德合作条约，被称为戴高乐将军与德国前总理阿登纳50年前签署“爱丽舍宫条约”之后的新爱丽舍宫条约，以推进欧盟一体化。但到那个时候，德国是否会有一个政府以及默克尔是否还会是总理，都是未知数。当马克龙发出这样的邀请时，德国大选已经结束，显然他也没有预料到这场危机。

现在德国走向何方谁也没有底。以报道国际事务见长的法国《世界报》认为，这一失败有可能会导致举行新的立法选举，从而促使默克尔总理在执政12年之后下台。德国之声主编Ines Pohl发表题为《德国惊怵》的评论，把组阁失败与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相提并论，认为：“没有什么人料到会出现这一情况 。下一步如何走，完全不清楚”。

可以说，一连串的黑天鹅事件，已经令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重新审视西方民主制度，它们认为这一制度不但解决不了问题，相反还是问题的根源。因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都是一人一票民主的结果。

这一次组阁失败引发的政治危机，根源也是民主。正如《法兰克福评论报》所表示的：“自民党人可以断言，他们没有让他们的选民失望，但他们没有尽到对国家的责任”。法国《世界报》的评论则进一步：“德国不仅是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它也是让欧盟保持稳定的一个极，它还是法国在所有欧盟项目中的合作伙伴，德国的政治负责人们应该意识到德国的这些责任。”

每个党都有自己的理念和支持者，这些支持者既是这些政党能够存在的力量，也是它们的束缚者。如果政党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全球的利益而做妥协，他们也就失去了自己选民的支持。这对于它们来说就是政治自杀。在民主政治下，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是必然的结果，更别说全球的利益。这和中国刚刚复兴就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么的悬殊对比。

对民主的信心逐渐减少的西方，自然面对德国政治僵局时就乱了分寸，因为它们对民主是否能够解决这场危机并没有足够的信心。这和2005年它们坚信自己的制度能够化解政治危机而如此淡定根本不同。

第三，无论这场危机如何解决：假如遭受重创的默克尔继续掌权，她也将难以有效施政；假如新人取而代之，必然大幅修改默克尔的政策，但结果都是一样：德国将再也无法扮演昔日的角色和发挥作用。这是西方倍感焦虑的第三个原因。

如果组阁成功，默克尔面对的挑战则有：

一是德国国会目前有前所未有的七个政党，特别是被称为极右纳粹政党的选项党成为第三大党，默克尔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制衡。

二是昔日的执政同盟排名第二的社民党已经拒绝与基民盟合作，哪怕是四党组阁失败后，它也再度重申不会与默克尔组成联合政府，而是做好重新大选的准备。它为了显示与基民盟的不同（它的席次大幅减少被认为是和基民盟太过一样），必然要频频反对默克尔的政策。

德国社民党主席马丁·舒尔茨（图/新华网）

三是“牙买加”联盟由四个理念完全不同、相互缺乏信任的政党组成，这从谈判失败就可见端倪。假使最后他们组成联合政府，也必然是不稳定的政府。弱势力的默克尔则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平衡各方和维持政府不倒，她不再是独立、强势的决策者，而成为一个中间人和协调者。目前在德国州一级已经出现过“牙买加”联盟的尝试，但仅维持两年就告失败。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默克尔组建少数派政府。虽然她公开表示宁可重新大选也不接受，但形势比人强，毕竟重新大选不符合民意而且风险更高。更重要的是，德国宪法吸取魏玛共和国政府动荡的教训，引入了多项程序障碍，重新大选程序上难度就很高。所以如果出现少数派政府也不会令人惊讶，只是那样的话默克尔更无法施政。

如果是重新大选，结果可能会更坏。目前唯一表态支持重新大选的是极右选项党，显然它自信自己是这场僵局和危机的获益者，重新选举将会赢得更多席位。到时无论谁执政，德国都只能比现在更不可依靠。而且考虑到民意的反对，默克尔都未必能再次成为候选人。

还是那句话，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德国再也不是过去的德国了。

第四，西方日益意识到民众和政治人物的理性并不可靠。

有不少人认为，德国是一个以理性、严谨著称的民族，这样的政治考验不算什么。可是，历史上看，这个最理性的民族却产生了希特勒和法西斯纳粹，差一点毁了世界和它自己。

如果看现在，一个以理性著称的国家的领导人为什么面对难民危机时，居然施行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采用的措施：敞开国门，无条件无限制地接纳难民。也难怪特朗普说这种决策是“疯了”，是“灾难性错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2016年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坦言：“对欧洲来说，默克尔是比‘伊斯兰国’更严重的威胁”。

如果理性起作用，何以四个政党的领导人谈了四周却以失败而告终？难道这些政治精英不知道失败的后果吗？不知道对当今世界的严重影响吗？答案显然是他们根本不在乎。

2016年7月30日，德国柏林，左翼与右翼示威者一同在当地游行，右翼示威者抗议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图/@东方IC）

为了理解这次德国政治危机，需要解释一下组阁谈判是怎么一回事。

德国议会选举后如果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单独执政，就需要进行两轮组阁谈判。第一轮是摸底性谈判。各方达成共识后，再交由本党大会审议，如果无异议，再进行下一步权力如何分配的组阁谈判。这一次组阁失败发生在摸底阶段，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到实质性谈判就已经崩溃了。可见四方的立场多么悬殊，多么无法妥协。自民党主席在谈判失败后发出这样的名言：“错误的执政不如不执政”。

其实不仅德国如此，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屡屡犯下极其低级、不可思议的错误。伊拉克战争就不说了，当法国的萨科奇总统对利比亚动武时，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有私交的卡扎菲打电话说：如果他倒台，难民潮将涌向欧洲，恐怖分子也会坐大。这样明显的事实连卡扎菲都能明白，何以西方这些民选精英就如此的糊涂呢？

法国是精英糊涂，英国和美国则是精英和大众都糊涂。英国明明有成熟的代议制度，卡梅伦却非要自信地搞退欧公投，甚至投票刚开始他就准备庆祝胜利了。结果民众却选择了退欧，这起黑天鹅事件，不仅改变了英国、西方和世界，也葬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涯。

可以说，正是这四大原因，使得德国一场意外的内部政治失败上升为整个西方的另一场危机。当然，这还不会是压垮西方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西方继续眼睁睁看着稻草越堆越多，结果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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