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鑫诚：留日学生生活状态变化，折射日本“失落二十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洪鑫诚】

近期，随着“江歌案”在舆论浪潮之下逐渐演化为“江歌刘鑫案”，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状态又进入公众的视野。江歌和刘鑫都曾是在日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员，分别就读于法政大学及大东文化大学。

中国学生留日的传统

事实上，日本自近代以来就是中国学生的重要留学目的地。清末民初，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变得强大，是吸引中国学子留学的主要因素。另外，地理上相对邻近，以及留学成本相对欧美便宜，也让留学日本成为性价比极高的选择。

李大钊就读早稻田大学时期的资料

这一传统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留学潮中得到延续，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末放宽自费留学政策后，日本成为当代中国学生的热门之选，留日学生人数节节攀升，直到近几年才触顶回落。若仅计算在日本各大学院校（即不含语言学校等）的人数，2015年在日中国留学生约有7.78万人，这一数字仍高达日本国际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资料来源为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

而从这一从不断攀升到逐渐回落的赴日留学趋势的背后，可以隐隐看到中日之间二十年来的国力消长，以及更显而易见的，中国留日学生群体生活状态的变化。

20年前：一天就是一个月的花销

笔者在赴东京求学之前，一位早年留日的教授便推荐我看一部纪录片。这部片子名叫《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是一部由我国早年留日学生利用业余时间，独立集资，历时三年制作的纪录片，讲述了一些9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当时的生活。它不止曾创下富士电视台收视纪录，荣获“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纪录片奖等荣誉，也改变了当年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偏见。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在日中国学生群体的真实留学生活纪录。

笔者当时看的时候确实有些震撼，虽然不如一些网友说的“击碎了留学的雄心壮志”那般严重，但该片写实的镜头的确把那种留学生出国之前对于陌生国度的未知及独自生活的压力非常具体地营造出来。因而从纪录片的角度，该片确实很到位，通过上世纪90年代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在中日之间家庭、社会的联结，拍摄者把个体的努力及时代的背景生动地勾勒出来。

片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位来自江苏的“官二代”韩松。初到新世界的兴奋和期待很快被冰冷的现实取代：四张半草席大小，没有卫生间，每月租金却高达2.5万日元的小租屋；语言不通，独自生活；更要命的是，当时中日之间的收入及消费水平有着巨大的差距，韩松在需要自己动手买菜做饭的时候才真切感受到了这一点。当时一捆青菜在日本售价约合32元人民币，是国内的六十几倍，他每天的花费，竟相当于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

在国内家境优越的韩松一度陷入自我怀疑，他不得不为了基本的生活而拼命打工赚钱，同时还要留出时间学习语言，以求早日考上理想的大学。自此，韩松每天奔波在语言学校、打工的餐厅和租屋之间，打工长达十二个小时，回到租屋就熬夜背单词，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

就这样，熬了近两年，暴瘦30斤，韩松在日本站住了，还考入私立名校明治大学，可以说是相当励志了。

韩松的故事可以算是早期留日学生的缩影，那个时候的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学业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几乎是标配。而事实上能付得起前期投入，把孩子送到日本正儿八经留学的，已经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这个群体即使最初很容易感受到国内外生活的巨大落差，但坚持一段时间的打工生活，加上家庭的支持，通常能够顺利考上大学，有一条较光明的发展道路。“打工”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常常是一种值得铭记的“辛苦的成长”。

研修生：远不止是辛苦

但对于另一群中国在日学生——研修生来说，“打工”这个词意味的不止是辛苦。严格意义上来说，“外国研修生”并不算是“留学生”， 日本在1980年代基于 “技能实习制度”设立“外国人研修制度”,即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可以在最长3年时间内在日本边劳动边学习技术的制度。

然而,随着日本社会逐渐老龄化而导致劳动力缺乏,研修生制度成了变相引进劳动力的方式。1993年日本推出“技能实习生”的在留资格,但是从事的劳动也多是日本人不愿干的低薪的“3K工作”(危险kiken,脏kitanai,累kitsui),这与培训技术的目标日渐背离。

而由于过去中日之间存在较大收入落差，中国一直是这种研修生的最大来源国。研修制度的确为中国带来了收益，缓解了部分地区的劳动力就业压力，也客观上增加了研修生们的家庭收入。

在日外国研修生人数

但研修生的在日工作生活环境一直受人诟病，据腾讯评论报导，外国研修生问题律师联络会指出，许多接收方对研修生实施刻薄的管制，收缴他们的护照、健康保险证，还作出各种非法惩罚规定，工作时间上厕所，忘记锁门以及穿拖鞋外出等都要被罚款。与此同时，外国研修生来日之前与当地劳务输出方签署的合同也存在侵害人权的内容。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2011年至2016年的五年间，“失踪”研修生人数不断增加，“失踪”的中国研修生已累计超过一万人。另外，《日本时报》2016年的一篇报道称，2015年，共有5803名在日研修生失踪，其中来自中国的为3116人，占到一大半。过去5年，这个数字一直在不断增加。而那些失踪的人口，则很有可能成为黑市劳动力。

中日国力格局之变翻转留学方向

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中日国力格局的不断逆转，我国赴日留学、研修的热潮不断退烧，中国留学生群体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而由于日本近年经济不景气，又受到日元持续贬值影响，外国研修生的收入进一步缩水。另外，随着中国收入的逐渐提高，愿意远赴日本赚辛苦钱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少。据中新网引日媒报导，截至2015年6月，在日中国技能实习生有96120人 ，与2012年末的111395人相比，降幅明显。

有趣的是，中日双边留学格局亦正悄然生变。据统计，自2012年末到2015年6月，全日本在籍中国人留学生从113980人减至104051人。而日本文部省科学省资料显示，2012年起，中国成为日本第一留学目的国，日本赴中国留学生已达2万人，自1983年调查以来首次超过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就业层次不断提高。2012年末，持有“技术·国际业务·人文知识”在留资格的中国人有54461人，到2015年6月，已增至59755人。同一时期，持有“经营管理”在留资格的中国人也从4423人增长至7318人。

对此，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会长汪先恩先生在受访时就表示：“现在到日本的留学生都有相对比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语言基础，学历也比较高，很多都是过来读研究生的，属于镀金性质。他们留在日本从事的工作也比改革开放前那一批更加体面。如今，在日留学生已经成为日中友好的桥梁。”

20年后：打工主要是赚零花钱 学日语

在《我们的留学生活》约20年后，“韩松们”那样的生活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已经相当少见。笔者在研究科的中国同学们很少有人打工，日文课上认识的本科生们也大多以学业为重。如今教授和学长们在推荐你打工的时候，用的理由更多是“体验生活”、“提高口语”、“感受社会文化”等等，显然少了许多沉重。

与笔者聊到这个话题时，在早大读研的陈同学说：“反正打工嘛，就是赚零花钱，干得不开心就可以立马辞掉。”“现在日本打工的人很缺，便利店门槛也低，以前很多中国留学生在便利店打工，现在都是东南亚人了。”她曾在学生会馆、画廊打过工，也做过翻译和助教，这些工作在她看来既轻松又能练日语，可谓学习、外快两不误。

国际教养学部的本科生殷同学也没有打工，她觉得非要说有什么压力的话，还是来自学业。“最近期中复习的东西很多，打工感觉也挺不错的，可能会明年考虑？”她说。

总的来说，现在为了“生计”而打工的中国学生少了，但在消费水平较高的日本，尤其是东京这样的都市区，在不影响学业的前提下打工对中产家庭的学生来说仍然“不无小补”。像翻译、补习班教师这样比较“学以致用”的工作对在读生来说可谓相当理想，有不少就读东大、早稻田、庆应等日本名校的中国学生会在遍布东京各地的“塾”或语言学校兼课。笔者离开东京之前，在东大读博的好友便在饭桌上很欣慰地跟我分享他辅导的补习班学生考上心仪的“青山学院大学”的好消息。除此之外，他还接了给日本学生当中文家教的工作。正如数据显示，日本学生留学中国的风潮渐起，中文在日本的市场前景自然看好。

日本地铁上常见的补习班广告

2012年，日本作家池田信夫的代表作《失去的二十年》在中国翻译出版。巧合的是，这一年刚好是中日留学方向发生逆转的标志性年份。而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留日学生在日生活之变迁，似可作为那本畅销书的时代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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