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新政府难产之际，反思德国的“欢迎文化”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若要让一对彼此本无好感的男女在短期内缔结婚姻，这无疑是一件难为各方的事情。眼下的德国政坛，正在上演着这么一出“苦情戏”：9月24日大选至今已过去八周，但联盟党（Union）、自民党（FDP）和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所进行的联合执政预商会晤（Sondierung）在经历了数周艰苦卓绝的谈判后，还是于最后时刻宣告破裂。

不只是德国，欧洲乃至全球其他地区，也有无数双眼睛焦急地观察。欧元已经受此影响大幅下挫。

四方面临诸多分歧，如气候、欧元政策等，而难民接家属来德国团聚（Familiennachzug）是绿党与其他各方互不相让的关键点之一。绿党是当年支持默克尔“欢迎文化”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当开放国门的主导者默克尔早已藏在姐妹党基社盟（CSU）的后面、避免直接面对这个难题的背景下，绿党依然不改初衷，坚守在这个问题上的人道主义立场，这的确非常难得。

而基社盟坚持强硬态度，并非它不知何谓“基督精神”，而是不想在明年的州选中重蹈今年联邦大选中的失败覆辙。毕竟，巴伐利亚可是基社盟在联邦德国内唯一的根据地，是它赖以生存的政治家园，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对它而言的确非常困难。

由此可见，两年前的难民潮至今余震未消。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虽然赢得了9月的联邦议会大选，但她最终是否能执政，目前来看还是个问号。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与“难民潮”密切相关的德国“欢迎文化”做一个清醒的反思。

“欢迎文化”有违德国人的民族性格

德国人在2015年夏末对难民表现出来的热情超乎寻常，被社会各阶层热捧的“欢迎文化” 一时间让全世界对德国刮目相看。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当时看到慕尼黑火车总站德国民众自发欢迎难民的场面后感叹道：“德国的欧洲曾是一场噩梦，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我们看到了一个属于欧洲的德国。”

的确，默克尔的善举不仅令国外民众为之动容，就连德国人自己都被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感动了。可是，德国从政府到民间展示出来的这份热情究竟从何而来？因何而来？是为了在世人面前洗刷自己排外的不良记录？还是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而打“人道主义”这张牌？还是基督精神战胜了政治算盘？

或许，这几种可能性都曾多少存在过，但真正的原因，记者罗宾·亚历山大（Robin Alexander）在《随波逐流》（die Getriebenen）一书中做了详尽和可信的铺叙。实际情况是，默克尔当年的决策更多是迫于或随着形势作出的，其中包含可不少误判和失误。

但在当时，作为旁观者，笔者无从知晓这些内幕，只是凭着理性和逻辑而对那个“夏末童话”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德国并不缺乏善良的人，可两年前那种大张旗鼓的方式既不太符合德国人固有的性格，也缺乏有据可查的传统记录。在人们的记忆中，能把德国人与外国人联系到一起的往往是“排外”历史。

远了不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的难民收容所就曾被点燃过，并造成人员伤亡。当时社会的抗议声浪也不是没有，但颇微弱，留在记忆中的似乎只有那具有象征意义的“烛光链”（Lichterketten）。但是，烛光虽可以寄托哀思，以示悼念，却也很脆弱，遇到风吹瞬间便会熄灭。

不错，当年那些主动出来帮助难民的德国人都很真诚，德国也有慈善捐赠的宗教传统，愿意帮助国内和世界上的穷人和有难之人，但这种“给予型”的帮助还不等于张开双臂欢迎和接纳别的文化和族人加入到他们的社会中来。

在这方面，德国有过前车之鉴。二战中，德国人员伤亡严重，战争末期，连少年都被征入伍；加上大量士兵被俘，被苏联关押在俘虏营，所以，战后德国的经济起飞受到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扰。为此，当时的西德从土耳其等国引入了大量的“客籍工人”（Gastarbeiter）。经济界当然欢迎，毕竟政府给它们要来了廉价的劳动力，但德国此前一直是一个相对单一的民族，一下子要融合这么多外籍人员，对整个社会和广大民众来说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由于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这几批土耳其人及其后续跟来的家属虽然在德国站稳了脚跟，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至今都未真正融入德国社会。他们自发或不得不形成的“平行社会”反过来又增加了德国人对外国人的隔阂感。应该说，德国战后推行的第一次“欢迎文化”很难说完全成功，甚至在部分人眼里是基本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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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的特性：秩序、细节和安全感

德国人对“秩序”有着一种相当执着的追求，连他们最常见的问候语直译过来都是：“一切都在秩序中吗？”（alles in Ordnung?）德国人愿意资助你，帮助你，同时却尽量要与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外人打扰自己的生活秩序和习惯。一旦你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圈，那就会成为他们“改造”和“教化”的对象。他们的这种习惯与做法并无恶意，但客观上却给外人难以融入难以交往的印象和体验。

德国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细节”和“安全” 的执着。在“感动了别人和自己”的那个阶段过去后，德国人肯定会问：来德国的难民中有多少真正受到迫害？有多少“圣战者”会混入难民潮中？如果我们接纳所有想来的人，那还算或还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吗？接着，常态中一向理性的德国人会发现，这几无根基从天而降的“欢迎文化”中其实包藏着某种自我欣赏、自我感动和自我满足的心态。

一旦意识到这点，他们肯定会自问：既然有如此之多的“自我”在作祟，那给人的“好客印象”还是“人道主义”吗？德国人真的会如此反思，虽然未必会将反思结果顺畅地表达出来，毕竟太囧了。但是，这不妨碍他们起码在内心得出结论：这并非无私的接纳其实是无以为续的。于是，他们开始后悔自己在感性的驱动下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

因为理性，德国人与“身体里流着沸腾拉丁血液”的南欧人相比，更加懂得隐忍、顺从和自我排遣。德国的亚洲问题专家奥斯卡·威格尔（Oskar Weggel）在他的一篇论著中比较了中德两个民族的共同性，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和德国人都比较敬畏权威。不错，无论是儒教还是普鲁士传统，都很注重臣服与顺从。默克尔既然当着全世界的面发了话了拍了板，作为手下和百姓就应该去尽量贯彻领导意志，维护国家形象。领导的形象也是国人的面子啊！

于是，百姓即便心存怀疑和不满，也不会或不敢立刻率性地大声表达出来。到最后，对现状的“恐惧”和“不满”的表达空间几乎全数留给了被政治边缘化了的极端势力。就这样，在不长的时间内，笔者眼睁睁地看着曾经被德国人引以为豪的“欢迎文化”一步步拾阶而下，先演变为“难民问题”，到后来则干脆成了“难民危机”。

面对这场始所未料、但的确又是自己找来的“危机”，人们变得异常敏感，异常容易受伤，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纠结和矛盾中：一方面受制于“政治正确”，难以放下自己敲锣打鼓高高抬起的“欢迎文化”；一方面开始环顾四周，寻找各种可以体面下台的阶梯。说到底，德国政府和民众其实都没有在心理和物质上做好接收那么多难民的准备。

一般情况下，德意志是个极为自律的民族，但是，在它理性的表面之下，时而也会迸发出感性的火花。而且，这种非常态的感性时刻一旦出现，德国人往往把握不好，于是就会出现“做过火”的现象。

两年前的“欢迎文化”虽有些“昙花一现”的意味，但它的确也反映了德国人非理性及助人为乐的一面。我们可以认为“欢迎文化”不成功，没有做到有始有终，但质疑德国人的热情和善意也于事无补了。数年来的许多事件，已经罕见的内阁难产，已足够每个德国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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