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皮尔埃·莱曼：灯塔国的民主引领？只是假象罢了-让-皮埃尔·莱曼

中美全球定位不同

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我们正在见证可能是自1945年以来最彻底的全球变迁。用中国问题专家马利德的话说:“如果中国继续沿着当前的道路走下去，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世界将不再是当初的样子。”

这样的迹象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爱德华•卢斯在其著作中指出，美国领导地位结束的开始可以追溯至2003年发生的两起事件：美国在3月20日非法攻打伊拉克和9月14曰世界贸易组织坎昆部长级会议无果而终。这些事件实际上预示着美国对西方式多边全球秩序的领导地位的终结。

在随后的数年间，这样的势头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巴黎协定》的抵制是一个尤为粗暴的信号，威胁放弃伊朗核协议的表态也是如此。

当然，在恃朗普出访亚洲期间，他似乎在将越来越多的全球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不过，认为“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将是“中国治下的和平”的看法具有误导性。2017年的全球氛围与1945年截然不同。美国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而且它们对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存在本质的不同。

不过，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是：随着美国重要性的不断降低，这个世界将会失去一个善意的霸权国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随后会出现一个恶意力量。

西方民主伪善健忘

事实上,在西方，民主化是工业化取得成功的结果，而不是起因。西方的民主是一个相对而言近期的现象。英国经常被作为典范。不过，英国能够崛起为富裕并强大的国家,最初靠的是奴隶贸易，之后则是殖民。

虽然到20世纪20年代时，英国国内民众享有民主制度，但英国海外殖民地的臣民却被完全剥夺了这样的机会。倡导独立的人成了“异见人士”。后来，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被英国殖民者九次投入监狱。

那是过去。可是后来，特别是在“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数十年间又如何呢？

首先，在美国的自我认知和投射中，向来都存在相当程度的伪善和严重的历史健忘症。因此，已故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曾说过：“成为一个没有意识形态，而是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是我们的宿命。”他指的是“杰斐逊式民主”，可是杰斐逊却拥有奴隶。

正如美国作家塔奈希西·科茨所指出的，美国是一个由奴隶主创建的国家，而它最初的财富源自于“利用这些奴隶在从美国土著那里偷来的广袤土地上劳作的能力”。很难说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执政之前接近过“真正的”民主。就算是在约翰逊执政后，它也依然存在许多不完美的地方，特别是由于白人至上主义情绪，科茨称其为“美国历史上的祸根”。

外界从来没有真的期待过特朗普可能会利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契机，为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给越南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作出道歉。

灯塔作用只是假象

当然，从意识形态上讲，美国支持民主国家，但现实中这可能要取决于这个民主国家对美国的友好和顺从程度。1953年，时任民选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被中情局策划的政变推翻，这一做法的影响至今仍在困扰我们。20年后，轮到了智利时任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1989年，美国攻打巴拿马，推翻了时任总统曼努埃尔•诺列加的统治。这样的事件还有很多。波士顿学院教授林赛•奥罗克估计，在冷战期间，美国72次试图推翻其他政府，其中66次采取的是秘密行动，还有6次是公然行动。无可争辩的是，最近最可悲的例子是美国(及其盟友英国)非法攻打伊拉克，掀开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

作为全球霸权国家，美国能够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实施所有这些行动。俄罗斯因为吞并克里米亚而被逐出八国集团；美国却在伊拉克行动之后依然保住了在所有全球治理机构中的位置。美国广大民众似乎没有去质疑这种政治神话，反而对其大加赞扬。

毋庸置疑的另外一点是，“美国治下的和平”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尽管美国发挥灯塔作用的所谓西方民主价值观是一种假象，美国作为善意的全球游权的概念也是如此。

要构筑稳固的未来，诚实地承认过去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对中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情形感到不安是有理由的。但是拿据称善意的美国和据称恶意的中国来作对比就完全扭曲了历史，而无从构建两国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