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莱西：中国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地位高过美国

【翻译/观察者网青年观察者张成】2015年夏天，我花了很多时间参与对优步中国业务拆分的报道，这是一笔规模达百亿美元的大生意，优步的失败十分引人注目。当优步2016年最终承认其中国业务失败时，即便是著名制片人珊达·瑞姆斯（Shonda Rhimes）也无力为这家美国公司进行任何粉饰了。

优步基本在全球每个市场上都碾压了对手，但在中国，它却在本土竞争对手滴滴出行面前碰壁。在所拥有的资源方面，滴滴出行是世界上唯一一家能够与优步相匹敌的网约车公司，它的背后是中国最大的两家互联网公司，另外国际上多家对冲基金巨头也参与其中。虽然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有意给美国在华企业制造麻烦，不过滴滴出行所拥有的本土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按照叫车次数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约车市场。2016年1月，滴滴出行宣布该公司2015年已经为14亿人次提供了服务，而优步花了8年时间才使订单量达到10亿。尽管优步的声势越来越大，估值越来越高，不过它已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约车公司了，而且它与滴滴出行的差距每天都在拉大。

美国《大西洋月刊》11月13日刊文《中国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地位高过美国》

滴滴出行在激烈商战中的代表人物是该公司的总裁柳青。柳青是一位女性，她同时也是一位母亲。当我为写这篇报道而翻阅手机里的中国通讯录时，我突然对任职公司高管的中国女性数量感到震惊，她们扮演的不仅仅是高管中的典型女性角色，例如负责人力资源或市场营销等，她们中许多人是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甚至是首席技术官。中国的变化远比硅谷“聘用雪莉”（雪莉·卡拉·桑德伯格是Facebook公司的一位女性首席运营官——观察者网注）的趋势显著，该趋势仍然仅在十几家硅谷公司得到体现而已。

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在中国有规模庞大的业务，他们对中美两国高科技公司聘用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的性别差异很感兴趣。这家银行调查了地处美国、英国和中国的900家客户聘用女性高管的数量，对于那些从来没有与中国科技业接触过的美国人来说，结果很难让他们相信，但对于那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对这份调查结果毫不意外。

当被问到有多少女性在其公司担任过高管职位时，54%的美国科技企业回答“一名或更多”；类似地，英国有53%的科技企业曾雇佣过“一名或更多”女性高管。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接近80%。我甚至都不觉得这个调查结果能够展现事情的全貌，因为我所接触的许多中国高科技公司都拥有远不止一位女性高管，而且这些中国女性所担任高管职位的种类要比美国更加多元化。

在董事会层面，只有34%的美国公司表示他们有一名或多名女性董事，在英国有39%的公司表示他们有一名以上的女性董事，而61%的中国公司称自己的董事会中有多于一名的女性董事。

更让人抓狂的是，当被问及公司是否有意愿提高女性高管比例时，分别有67%和80%的美国和英国公司回答没有这样的计划。然而，却有63%的中国公司表示有此计划。

与美国相比，女性已经在中国公司高层拥有更高的话语权了，但是许多中国公司仍然计划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上述三项调查结果反驳了“蜂王的迷思”：当某个机构中有足够多的女性被任命为高级管理者时，她们会更倾向于提拔该机构中其他女性。

担任公司高管意味着很大的权力，在美国更意味着主要集中于白人男性手中的权力。

根据彭博新闻社（Bloomberg）2016年9月的一则报道，这样的情况在中国风险投资界甚至更加明显。报道中援引的统计数字表明，在美国的顶级投资公司中，女性投资合伙人的比例只有10%，一共只有50%的企业拥有女性投资合伙人；在中国，女性投资合伙人的比例有17%，令人震惊的是，80%的中国风险投资公司至少有一位女性投资合伙人。

一般来说，只需有一名女性合伙人，该风投公司为女性企业家提供投资的概率就比一名女性合伙人也没有的风投公司高两倍，这就对中国创投生态系统中女性的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政府称女性创立了55%的互联网企业，企业家中超过四分之一是女性。

是的，这些统计数字来自中国政府。但很显然，女性在科技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阶层中所占据的席位并非来自中国政府的安排。即便中国女性企业家和高管的实际比例可能没有那么高，女性在中国科技生态系统中几乎每个环节所享有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也是事实。

彭博新闻社采访了在媒体面前很低调的陈小红，她近期又募集了一支规模达5亿美元的新基金，这是一支在全世界由女性运营的、规模最大的基金。在美国，由女性运营的最大的基金规模也只有其一半而已。陈小红一共管理着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

在彭博新闻社的这篇报道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是陈小红对自己所扮演母亲角色的一些感受。陈小红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在西方国家，她的工作习惯如果不是不可接受，也可称得上是非同寻常了。连续三年，她每天都带自己的大儿子去办公室。她说，带自己的孩子去办公室让她和她投资的许多企业家建立了更好的关系。她的儿子会哭闹，也会打断会议，但这并没有阻止她继续这样做。带孩子上班使她有机会与公司的创始人们建立起了更好的私人关系。

我更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彭博新闻社的这篇报道，中国女性为何与美国女性在职场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我还是找到了一些解释。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科技产业方兴未艾，机会颇多。那些拥有非同寻常经历的女性可能在中国得到她们在更成熟的社会环境中很难得到的机会。

但上述解释并不完整，要想寻求一个完满的解释，还必须考虑文化因素对中国女性地位的影响。我们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当时中国的毛泽东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被寄希望于和男性一样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她们在田间地头劳作，甚至还与男性一起走上战场。“所有中国人都投入了工作”，这篇报道如此描述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

2010年，女性占到中国在读硕士生的一半。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亚洲最高的，70%的中国女性不是已经工作就是在找工作，而印度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仅有25%。

中国科技行业正在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对于硅谷而言，中国科技和商业动态信息比10年前更加重要了，因为美国公司正面临来自中国同行的激烈竞争。最终让优步低头的不是来福车（Lyft，美国第二大打车应用——观察者网注），而是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而这家中国公司的掌门人是一位女性、一位母亲。对于中国而言，这件事意义重大；对于美国而言，同样如此。

（青年观察者张成译自11月13日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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