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奎：托班老师丑闻频发，该探讨下他们的收入问题了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苏奎】
近期，幼教虐童事件频频曝光，值得反思的是：涉事者都是天生的恶人吗？道德水平最差的人为什么出现在亲子园、托儿所等最需要爱的地方？托班教师长期的低收入，可能是原因之一：一方面导致从业人士整体素质不高，另一方面也可能令个别从业者心理扭曲。
难以置信的低收入，并非中国独有现象
据某涉事机构的招聘广告，托班带班教师的年薪只有4-5万，而其他老师助理和勤务人员收入可能低于4万。可以比较的是，当地2016年公布的社会平均工资为78045元，也就是说，即使托班带班教师的收入可能也只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60%左右。
对比其他可比较的低技能行业行业的工资水平更有说服力。从招聘网站发布的当地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同样可以发现，托儿所带班老师的工资水平只相当于不需要任何技能的清洁工，甚至比保安、洗衣工、钟点工都要低约30%，只相当于月嫂的45%。
是否这只是一个中国现象呢？或者是否如一些论者所说，只是因为中国糟糕的高门槛管制导致竞争不足，托儿所经营者因具有垄断经营权而刻意压低员工工资呢？
答案是否定的，美国等很多发达国家同样如此。据美国劳工部门发布的数据，2016年，美国托班保育员的中位数年薪只有21170美元，小时收入仅区区10.18美元（华盛顿州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水平为15美元），比全美其他行业工人要低40%，甚至比集中了移民和妇女的类似低技能行业也要低23%。更糟糕的是，她们大多还没有社保、医保等福利。
托班老师也好不了多少，中位数年薪为28790美元（时薪为13.8美元），但可以比较的是，幼儿园老师的薪资则高达55490美元，是托班保育员薪资水平的260%，是托班带班老师的193%。
还可以比较的是，如首都华盛顿地区2016年周工作时间40小时的保姆年薪可达37000-41600美元（时薪约18-20美元），而托班老师的年薪仅仅26470美元。根据联邦政府1998年的一项调查，在774个行业里，托班老师的薪资水平位列倒数第18位，跟不需要任何技能的洗碗工、收银员差不多，甚至低于停车管理员。2012年，美国托儿所行业的一半人员要依赖政府提供的其他补贴才能勉强度日。
显然，对于收入如此之低的从业人员，我们不可能期望有很高的服务水平。当然，任何理由都不能为虐童行为辩解，那不只是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也是做人的道德底线。
收入之谜
那我们不禁要问，托班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为什么如此之低？无论按任何标准，收银员所肩负的责任也丝毫不能与托班工作人员相比，收银员几乎不需要专业培训，其导致的任何损失都可以事后弥补，即便无法追回损失，其价值也是相当有限的，而托班工作人员需要对幼儿的爱心、耐心，更需要专业的看护、教育技巧。
85%的大脑发育在3岁以前完成，幼儿在3岁以前的生长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其情感和智力发育，正所谓“从小看大，3岁知老”，托班工作人员任何失误或过失所造成的伤害甚至根本无法以金钱来衡量。
事出必有因。托班老师的收入是一个市场价格，也不能逃脱市场规律。
首先，托儿所不同于其他很多行业的是，托儿所是一个高度劳动密集性行业，即使幼儿园也不能与之相比。以纽约市的强制性标准为例，对于1岁以下婴儿，员工与幼儿比不得高于1:4，1岁-2岁为1:5，2岁-3岁为1:6，而3岁以上则最高可以达到1:15。显而易见的是，员工与幼儿比越高，服务水平越高，随之而来的就是成本越高，且这种成本很难因为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而得到改善。
除了人力成本，一般来说托儿所的场地要求也要高于幼儿园，以OECD（经合组织，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平均水平为例，托儿所的场地标准大致要高于幼儿园25%。换句话说，托儿所是一个高成本行业。这也是为什么托儿所要价不菲的重要原因，如美国华盛顿地区的托儿所收费平均高达22631美元，只有9.4%的家庭达到美国卫生部设定的可承受能力标准（即托儿支出不超过家庭总收入的10%），全美有31个州的托儿所收费超过大学收费。
其次，这个行业的竞争者绝不仅仅是托儿所，更大量的竞争者是幼儿的爷爷奶奶和妈妈。对于大部分退休的爷爷奶妈来说，市场竞争力可以说最强，他们不图任何报酬，不只如此，看护孙儿（女），颐养天年还是增加其福利。**即便是对于家庭传统明显弱于中国的美国老人，爷爷奶奶看护的比例也达到了32%。**爷爷奶奶的零收费对托儿所的高收费形成严重的竞争压力。
更重要的是，当托儿所的收费达到妈妈收入一定比例后（如60%以上），托儿所在经济上就会丧失竞争力。可以说，妈妈的平均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为托儿所的收费设置了天花板。对于高收入群体，则会更多选择私人保姆。需求者的支付能力的差异可以解释保姆薪酬高于托儿所老师。
除此之外，家庭式的微型托儿所由于其成本更低，一般收费可以比托儿所低30%，也对托儿所构成竞争。
第三，托儿所成本难以削减，竞争者众多，对于经营者而言，要想获得利润的唯一渠道就只能是从员工那里打主意。当然，对于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劳动力市场，老板并不能为所欲为，其想法仍然受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水平制约。
传统上，人们大多认为看护幼儿是人，特别是女人的本能，并不需要特殊技能，因此，理论上全社会的所有劳动者都是竞争者，当然最直接的竞争者是庞大的低技能人员。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职位招聘要求描述并没有刚性的专业技能要求。如此激烈的竞争，自然就难有高薪。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托儿所的工作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是极为“拥挤”的，那么这种假设可能就要面对为何托儿所同时存在招聘难的情况的诘问。实际上，托儿所支付能力有限，如果其岗位薪酬有任何明显的提高，打破了与其他低技能行业的比价关系，这个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将立即变得“拥挤”，薪酬水平将再次下降，回归到均衡水平。
除此之外，托儿所的老师和保育员大多是外来人员和女性（如美国的女性比例高达95.6%），不可忽视的是，社会仍或多或上存在的女性就业歧视（如2016年美国女性平均只有男性收入的81.9%），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岗位薪酬水平。
第二妈妈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些从业者“性本恶”，他们与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也是普普通通的一员，可能还是孩子眼中的好妈妈。
幼儿看护和教育服务繁琐，工作环境吵闹，需要足够的爱心、耐心，从业者一边拿着微薄的收入，一边又要忍受幼儿的哭闹与折腾，或许还要备受管理者和家长们的指摘，作为服务对象的幼儿哪能理解其中的辛酸。
设身处地，当这种情绪逐渐积累，不平等、不公平的嫉妒心理就会油然而生，原本也是情理之中。但过度的嫉妒就会使原本不理性的心理产生过大压力，导致心理扭曲，逃避工作责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在极端情况下，看到或期待幼儿被虐待反而成为了她的安慰。如果管理者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那么悲剧将不可避免。
托儿所的老师应该是专业人员，只有对从业人员设立专业门槛，才有可能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才有可能提高其收入。只有当收入能够维持其正常的生活水平，我们才能期望优质的服务。
但从业人员的收入与市民的承受能力的矛盾也不能忽略，这也是当前世界很多发达国家经历过的问题。幼儿抚养责任不只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特别是对可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中国而言，降低托儿所费用更具有现实意义，不仅有利于提高生育率，还有利于促使更多的妈妈更早回归职场，扩大劳动力供给。
从发达国家看，政府普遍都对此有不同形式的补贴，如美国平均而言，政府补贴占托儿成本的40％。补贴既包括对个人的，也包括为员工提供托儿服务的公司，如公司开办的托儿所成本可以进行税收抵扣。
美军托儿和幼儿系统在1989年进行了改革，国会通过了military childcare act，军人小孩只需支付不超过家庭收入12%的费用，老师资质标准和收入与其他工作岗位看齐，改革效果较好。美军托儿系统的特点是：1. 按支付能力付费，而不是成本，即使一家人同时有多个儿童。以美国卫生部10%的标准为基准，即托儿成本不宜超过家庭收入的10%；2. 改革后，托儿所老师流动率从300%下降到30%。
托儿所的老师本该如同幼儿的第二妈妈，以对孩子妈妈般的爱，悉心照料，精心教育，但托儿所这个特殊市场造就的扭曲心灵使得这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有些国人所推崇的法国就是以公办为主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美国专家认可的美军模式同样是以政府投入为主。企业的投入也不可或缺，不该被吓退，反而该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对国家而言，这确实是“惠而不费”的好事。
或许可以通过更严厉的管理制度来处处约束从业人员，或许可以使用更先进的监控系统来时时监督从业人员，但那只能防止或减少做恶，并不能鼓励更多喜欢这个行业，更有爱心的人们进入这个行业，更不能促使从业人员献出他们内心的爱。没有恶，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幼儿在爱的环境里成长才是我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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