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西方民主体制也许能走出窘境，但公投是饮鸩止渴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昨天，国内媒体纷纷报道，西班牙官员声称，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上月举行的“独立”公投中，俄罗斯“黑客”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支持分裂分子的信息，干涉公投。中国网友调侃说，普京真是“人在克宫坐，锅从天上来”。

现在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的风波至少表面上基本平息下去，西班牙人终于有闲心找背锅侠，倒也可以理解。但“加独”推手们的表现远比这甩锅闹剧更为有趣。

加泰罗尼亚公投推手们堪称经典的“政客”表演

与此前被宣布候审拘留的八名前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内阁成员拒绝作证的表现不同，曾被视为这场“独立运动”最主要推手之一的加区女议长卡梅·福卡德利（Carme Forcadell），日前在西班牙最高法院前出人预料地表现得颇为顺从和配合：她声称10月27日的独立宣言只具某种“象征意义”而已，并表示将“尊重和服从”马德里中央政府启动的停止加泰罗尼亚自主权的宪法第155条。

卡梅·福卡德利在交了15万欧元的保释金后重新获得自由，并继续履行议长职权，直到加区12月21日重新大选为止。虽然西班牙检察院已经以“煽动、叛乱和挪用公款”的罪名对加区的前高官提出了起诉，首相拉霍伊（Mariano Rajoy）也高调表示，希望年底重新大选后能进入一个“共存的政治新时代”，但被废黜的加泰罗尼亚前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Carles Puigdemont）在比利时的藏匿之地表示，他将作为“独立主义者联盟”的负责人参加新的大选，并相信自己将重新执政，哪怕新政府只能象征性地或从监狱施政。言外之意就是，即便只能组成流亡政府也在所不惜。

强硬表态话音刚落，妥协信号跟着发出。普伊格德蒙特日前又向马德里暗示了妥协的可能。由此可见，这些政客更多考虑的是个人的前途。普伊格德蒙特把自己抬上“政治殉道者”的祭坛，是一种与马德里博弈中讨价还价的手段。虽然他的如意算盘很有可能落空，但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产生的影响还将持续久远。

加区独立公投引发的联想

若要说这次加区的独立运动是场“闹剧”，这对那些数百年来前赴后继追求“建国梦”的加泰罗尼亚人来说或许并不公平。当然，反对独立的人可以大声质疑10月那次公投是否合理合法，或诘问投票人数（42%）是否足以代表加区的真实民意；支持独立运动的人同样可以认为，参加投票者不过半数是马德里百般阻挠公投的结果，或90%的投票者赞同脱离西班牙足以代表民意。

有道是，立场差之毫厘，结论谬之千里。分离主义者的口号是“我们有权独立”，马德里中央政府却认为公投非法。当然，人们一方面可以问：如果西班牙宪法禁止国内区域独立，这是否就代表加泰罗尼亚人的独立诉求是非法的呢？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宪法如果剥夺国内地区独立的可能性，这个宪法本身是否还民主呢？

但是，宪法在确保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还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譬如德国，它是个联邦制国家，各州自愿加入联邦。联邦宪法《基本法》虽然没有要求各州必须永久留在联邦内，但强调各州对联邦应该具有“忠诚义务”（Bundestreue）。今年初，德国三位宪法大法官驳回巴伐利亚党（Bayernpartei）对禁止巴伐利亚州举行“脱联”公投一事提出的申诉。法官的理由很简单：联邦各州不是基本法的主体，所以宪法法院不会认同各州的分离行为。

从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成员国）的反应来看，加泰罗尼亚通过公投所追求脱离西班牙的努力并未得到普遍认同，甚至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表示支持加区的独立，最多只有一些与加区有类似诉求的地区暗中对其表示同情（如不列颠的苏格兰、比利时的佛兰芒等），大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意味。

从这个现象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国家在对待自己境内的独立运动（大不列颠王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加拿大的魁北克等）时，会设法采用各种法律及其他手段进行强势阻挠。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分离主义行为却包容、鼓励、甚至支持。科索沃的独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它自称为“科索沃共和国”，当时仅有阿尔巴尼亚一国承认。2008年，它单方面宣布独立，西方国家纷纷承认，其中的地缘政治考量十分明显。此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迅速解体也与西方国家支持分离主义的推力不无关系。

加区独立运动实际上还反应了西方世界目前所面临的几重困境：第一，公投所体现的民主体制本身的窘境。第二，民族主义的回流。第三，全球化对西方社会的反冲击。这三者之间彼此关联，互为作用，并将深刻影响目前和今后西方社会以及国际格局的演化。

加泰罗尼亚地图

民主体制的窘境

公民投票（简称公投）本来是公民议政参政的手段，是直接民主的一种具体体现。其好处是能避免代议制形成的精英阶层的政治垄断，民众的意愿和需求能更加明确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锻炼和提升民众的参政意识等；不足之处是，实施公投必须具备一些公民社会的条件，譬如，资讯的畅通和透明，公民对公投内容要有相当的了解，议题必须获得共识，提问必须合理等。

如果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而进行公投，简单多数的胜利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民粹主义势力容易得势，有集权倾向和野心的个人和组织容易滥用民意走向独裁，政治精英容易以此推卸应该担当的义务和责任等。

在运用公投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是瑞士。作为一种直接立法的手段，瑞士的公投历史已经相当久远（源于十八世纪）。瑞士公民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裁决议会的立法是否通过，即所谓的“复决”（Referendum）；也可以直接提出新的法案，只要联署人数满八万，政府必须在收到要求后的六个月内交由公民表决，即所谓的“倡议”（Initiative）。但其他国家在公投的运用方面一般非常谨慎小心。

纵观现实中的公投，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情况：1）公投沦为个人和政党谋权谋利的工具（英国脱欧）、2）为本国获取地缘政治利益和解决领土争端（克里米亚）、3）摆脱历史恩怨和现实困境（加泰罗尼亚、苏格兰等）、4）为改变政体和权力结构（土耳其总统制公投）。

概括起来说，传统政治精英若倾向于用公投这种政治意志形成的方式，要么反映了他们对施政的掌控力正在减弱，要么说明他们想以此来获得更大的权力；

对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党而言，公投是他们利用精英与民众之间渐行渐远的关系来达到自身政治目的的捷径；

对分离主义分子来说，公投是他们依据或利用法律争取区域独立和民族自治的一个有效方法；

对地缘政治战略博弈者而言，公投已成为他们扩大或收复疆土的一种利器。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有共同的敌人，所以它们可以众志成城，相互抱团；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阵营消失，昔日的“敌人”不是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就是加盟了资本阵营。西方失去了旗鼓相当的对手，同时也失去了明确的战略方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先的“主义之争”被“商业竞争”所取代，全世界似乎都浸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中。这个大趋势不仅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搅动了各国内部的社会关系和结构。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中国除了执政党地位进一步加强之外，其他各个层面已经脱胎换骨，今非昔比；西方社会也在经历着巨大的演变，它们虽然赢得了冷战，但面对变化了的国际格局，却没有成功地完成结构转型，所以出现一大堆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国际上，旧的体系虽然还在，新的框架已在形成，但西方还不习惯分享权力和利益，还留恋当年自己主宰世界的时代。这种“心理不适应”和新兴国家对其的反冲击，造成了西方社会的不安和动荡。

如果我们把目光焦距当今的西方世界，就会发现，公投既是西方国家内部由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引发的动荡不安的一种表现，同时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分裂和动荡。这是西方民主机制本身的一个窘境：既不敢排除公投这个直接民主的形式，又怕它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到头来，投鼠忌器，公投让西方社会自顾不暇，非常“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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