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改革违背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什么还能成功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于2017年9月20日在“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一期上发表的主旨演讲整理，经林毅夫教授审订。本次讲座主题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北大立校120年：反思与前瞻”[1]。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
林毅夫：
邓院长、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能在文研院一周年庆祝会这么一个重要场合，来做一个主旨报告，谈谈我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及北大建校120年的一些反思与前瞻。我想先回顾一下北大建校的宗旨，并说明现在是最接近实现北大建校宗旨的时候，其次分析三个和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关的问题：为何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为何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缓慢？为何其它同样进行改革开放的国家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然后，提出社会科学理论进行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最后，对北大社科同仁提出两点倡议。
一 现在最接近实现北大立校的宗旨的时候
文研院的宗旨是：涵育学术，激活思想。倡导学术与思想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更好地改造世界。北大在1898年成立时，就是为了引进先进的思想，先进的学术，来改造中国，实现民族复兴。
明年就是北大建校120年了，回顾这120年的历程，北大的老师、同学们，没有辜负北大立校的宗旨，本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推动着新学术、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始于北大，五四运动也是北大的学生领导的，北大的师生还引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国以后，热情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北大的师生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危险，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北大以救亡图强为宗旨而成立，北大的师生自当不忘作为知识分子和北大人的责任。
中国是令人羡慕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拥有绵延不断的文明的国家。经济是基础，过去文明的辉煌是建立在领先于世界的经济基础之上。根据著名经济历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2]，在18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占当时全世界的33%。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打败，此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江河日下。为了图强，中国的知识分子推动了洋务运动，以引进洋枪大炮铁甲战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利，证明洋务运动的失败。为了维新，清廷于1898年推动了戊戌变法，成立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是其举措之一，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从1820年的33%降低到11%。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进一步下滑到4.2%。
社会主义建国以后，我国赢来了自鸦片战争以来难得的和平建设时期。不过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实际上是原地踏步，经济规模占世界的比重仅从建国初期的4.2%提升到4.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汇率计算只有155美元，尚不及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当年平均数490美元的三分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只有到改革开放以后才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从1978年到去年2016年，连续3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9.6%的高速增长，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更是高达平均每年14.8%。在底子这么薄、人口这么多的国家，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
到1999年，经过20年改革开放的努力，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80美元，超过当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所定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低门槛的756美元，我国终于脱掉低收入国家的帽子。[3]
再经10年的不懈努力，到2009年时我国的经济规模按照市场汇率计算，超过了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0年，我国的出口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出口的产品97%以上是制造业产品，中国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
2013年，我国进口加出口的贸易总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的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16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美元计算达到了8600美元，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4.9%，恢复到2016年的18.6%。而且中国还是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个没有出现过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现在国内外有许多研究认为我国到2025-2030年之间将可迈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1月11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时的讲话指出：“我国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对北大师生来说也是最接近北大的历史使命和建校宗旨的时候。
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待回答的三个问题
回顾起来，我国的改革开放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讲，是摸着石头过河，以走一步看一步的渐进方式来推动，并不是在任何现成的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我的本行经济学界，经常讲的一个笑话是，拿一个问题问五个经济学家，会有六种答案，每种答案都很有道理，谁都无法说服其他经济学家。但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以及苏联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原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当了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1994年写的一篇文章说，就计划经济怎样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这一次经济学界出乎意料之外的有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以“休克疗法”把“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落实到位。[4]并有理论证明像中国那样摸着石头过河，用渐进的、双轨的方式进行转型则是最糟糕的方式，造成的结果会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差。[5]
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绩确实出乎学术界、理论界的预期。就此，有三个相关问题有待学界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式，从主流的理论来看是错的，但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连续38年的高速增长？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未能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三个问题是，有些学者也许会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不就是市场化改革给我国带来的好处吗？但是上世纪80、90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转型，不仅如此，其它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进行跟中国本质上相似的、由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且，在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下，他们采用了“休克疗法”，比我国渐进双轨的转型进行得更为彻底，市场化的程度比我国高。然而，在转型时，他们的经济却发生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不是像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为何更彻底的市场化并未给他们带来像我国的稳定和发展，以及我国经济转型绩效好的真正原因何在？[6]
1. 为何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能够取得这么快速的发展？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快速的发展在人类经济史上，是一个近代的现象。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在18世纪以前，西方那些发达国家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长只有0.05%，要1400年，人均收入水平才能翻一番。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收入增长跃升了20倍，从0.05%变成1%，人均收入水平翻一番的时间从1400年降为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速度又翻了一番，平均每年2%。收入水平翻一番的时间从70年降为35年。在18世纪之前，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世界是平的。当时最发达的国家跟当时最落后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非常少，顶多四、五倍。但是18世纪以后，由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突然间加速，其他地方、地区没加速，差距才拉开。什么原因导致西方国家在18世纪以后，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突然间提高了20倍，我想各位都知道，是因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得西方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7]
经济发展指的是每个人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能掌握的物质越来越多，生活的质量得以越来越好。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是什么？是劳动生产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怎么样才能够让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呢？必须现有产业的技术不断创新，让每个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的涌现，让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资源得以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配制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这样劳动生产力水平才能提高，收入水平才能提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都必须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从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一直领先于世界，要技术创新，自己必须发明新技术，要产业升级，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发明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成功了，名利双收，但是绝大多数是失败的，血本无归。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叶以后到现在，平均人均收入的增长是2%，也就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大约是2%，加上人口增长，每年经济增长的速度大约是3%。
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发展经济，同样是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低是由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代表技术的先进程度和产业的附加值跟发达国家有差距。经济上所讲的创新指的是下一期生产的时候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创新，下一期进入的新产业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高就是产业升级。由于跟发达国家比，技术的先进程度和产业附加值的水平有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把比自己现在用的技术好的、在发达国家成熟的技术拿来用就是技术创新，进入到附加值比现有产业高、在发达国家已经是成熟的产业就是产业升级。
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可能性，经济学上称之为“后来者优势”[8]，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引进、消化、吸收来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这种方式的成本和风险比自己发明小多了，所以，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比发达国家发展的更快。
上述的论断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实中能快多少呢？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的差距，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经济以每年7%或者是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9]发达国家平均是3%，以7%或者是更高的速度增长是发达国家增长速度的两倍、三倍。
我国是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所以，为什么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可以发展的那么快，道理就是利用了“后来者优势”。
2. 为何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增长缓慢
如果“后来者优势”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个优势从工业革命以后，对我国而言就一直都存在，为何在1978年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缓慢，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这主要是思路决定出路的问题。
社会主义建国的目的是什么？是民富国强，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和指标。所谓民富就是希望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可以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水平，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劳动生产力水平就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产业则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
国强则跟国防实力有关。国防实力决定于大炮、飞机、轮船、战舰、卫星、原子弹。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都是发达国家先进产业所生产出来的。
所以在1949年社会主义建国以后，为了快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时的发展思路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也就是试图快速建立起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资本非常密集、规模非常大的现代化产业。
那些大产业都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技术上有专利保护，又跟国防安全有关，即使我国想支付专利费也买不来，只能自己发明。这样也就放弃了前面所讲的“后来者优势”的好处。并且，那些产业资本非常密集，而我国当时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资本非常短缺。资本密集的产业最重要的生产成本是资金的成本，我国资本短缺，资金的价格非常高，生产成本就会比发达国家高，这种产业我国没有比较优势，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其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只有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为了保证这些重工业的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靠政府对各种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来降低重工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由政府直接按计划配置资源来保证重工业的发展和生产能够得到所需资源，以及用国有制和对企业微观经营的直接干预以保证企业会按政府的计划生产。
靠计划体制让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快速建立起现代化的重工业体系，在60年代就能试爆原子弹，70年代卫星能上天。但是效率非常低，导致人均收入水平在1978年时，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达到。
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才改变发展思路，开始发展那些利用我国工资水平低，又能创造就业，吸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工资成本，我们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所以生产成本低，在国内国际市场有竞争优势，所以，对外的出口才能以每年15%、16%的速度增长。并且，在增长的过程中，创造了利润，积累了资本，使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逐渐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资本相对丰富，比较优势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逐渐变成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引进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来加速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3. 为何其它转型中国家经济遭遇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我国经济却取得稳定快速发展
“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思想，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想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而采用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问题是跟我们一样的。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和许多非洲国家，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当时他们的思想认识跟我们一样，为了民富国强，也都去追求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资本密集的现代化重工业体系，形成了一系列本质上跟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的干预和扭曲。所以也都放弃了“后来者优势”，并且，经济发展的绩效都很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它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我国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但是其它转型中国家碰到的却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在上世纪80、90年代平均增长速度比在60、70年代慢，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10]。为什么同样的转型结果却大不相同？原因在于转型的方式。
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时，当时的认识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是政府对市场有太多干预，不像发达国家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那些干预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和各种寻租腐败的现象，所以，发展的效率差。
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就是刚才介绍的，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从政府对市场有很多干预的经济体制，向一个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就必须以“休克疗法”，按“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把政府的各种干预同时取消掉。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其他转型中国家不管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或是非社会主义，基本上都采取了这种转型方式。但是，“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忽视了原体制中各种干预扭曲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如果把那些保护补贴都取消掉，原来那些重工业都会垮台，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而且，那些重工业中有不少是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私有化了，国家也不能放弃，必须继续给予保护补贴，私人老板向政府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在国有时更高，大量实证研究证明这是苏东转型以后的实际情形。[11]
中国当时采取的是曾经被认为最糟糕的渐进双轨转型方式，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实事求是方式是最好的。既然那些资本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的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那就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那些原来受到抑制、符合我国比较优势、不需要保护补贴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就开放民营、外资企业进入，而且不仅开放，当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非常差，就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高新技术区等，在这些区里，把基础设施做好，实行一站式服务，这些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我国的竞争优势，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逐渐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资本相对丰富
经济的高速增长积累了资本，为解决原来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改革创造了条件。那些产业中的企业之所以没有自生能力，是因为我国资本短缺，在资本密集产业没有比较优势。经过资本的快速积累，这些产业就逐渐从违反比较优势变成了符合比较优势，企业也就有了自生能力，原来的保护补贴的特性就从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所以到了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取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以及相应的政府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制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已经水到渠成。这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维持稳定和高速增长的原因。但是，我再强调一下，国际经济学界在上世纪80、90年代却认为这种转型是最糟糕的方式；所以，我国的转型即使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只要增长速度稍一放缓，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就在国际媒体上此起彼伏。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是遵照当时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转型的，经济却遭遇到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在经济转型中除了中国外，表现最好的越南、柬埔寨，以及中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斯洛文尼亚，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也都是跟我国一样，采取渐进方式转型，大型国有企业没有采用“休克疗法”给予私有化。[12]
三. 社会科学理论进行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在转型问题上，按照主流理论主张的方式去做失败了，按照主流理论认为是错误的方式去做成功了，在发展上也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赶上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主流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子学科。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就要有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在市场中难于自发发展起来。根据这个观察，当时主流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各种结构性的障碍，造成市场失灵，于是建议发展中国家发挥政府的作用，克服市场失灵，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先进的产业，这种理论被成为“结构主义”。二战后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是遵循这种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当时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没有遵循这种理论，在50、60年代，他们发展的产业是传统的、规模小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这种发展方式从当时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的。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它们却是赶上发达国家的仅有几个，而那些遵循正确发展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反思起来，我国是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在追求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政治独立开始了和我国相同的诉求。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中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按照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去做成功的，少数几个能够幸运地实现赶上发达国家愿望的经济体，他们的主要政策在推行时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为什么会是这样？仔细想来道理也不难明白，因为现在的主流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理论是否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否存在，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自觉不自觉地以发达国家的条件为其理论中明的或暗含的条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那些前提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大多不存在，发达国家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运用，难免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更何况发达国家的条件也在变化，盛行一时的理论也不断被新的理论所取代。如果发达国家提出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做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那怎么能做到“放诸四海而皆准”呢？
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北大的老师、学生引进、介绍、学习理论的目的也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明白我国落后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来自于我们自己成败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它的前提、条件，才会跟我们这个国家、社会的前提条件相符合，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没有理论指导下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中国的实践已经走在理论的前面，如何总结这些经验以提出新的理论是我国社会科学界面对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理论创新的机会。[13]
去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讲：“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也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这个总结非常好，需要理论是因为我们还只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只是最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必须继续往高收入国家迈进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行百里路者半九十，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还有很多挑战和问题要克服。但是怎么解决克服这些挑战和问题？同样是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必须一方面从我国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总结出新理论，一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才能够抓到问题的实质，提出解决问题、克服挑战的根本办法。在前进的道路上我国需要有来自于我国自己的新理论、新思想。
回顾北大建校这120年，北大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设立的学府，北大的师生一直没有忘记建校的宗旨，扛着民族复兴的大旗，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引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西方的各种现代化的理论和思想。
在世界银行工作那几年，给我有机会访问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让我认识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和北大的知识分子其实此心相通，都对各自国家民族的兴亡，负有强烈的责任感，也都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总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强盛，一定有其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拿回到国内来认真实践就能够帮助自己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但是，从发达国家引进来的理论作为启蒙是有价值的，在认识发达国家为何强盛，为何能把事情做好，以及，发展中国家为何落后、为何做不好事情似乎总是可以把道理说得很清楚，很有说服力，但是，把这些理论作为发展中政策制定的依据，就碰到了前面所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在上世纪50、60年代照搬西方理论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没有成功的先例，80、90年代照搬西方理论制定转型政策的国家也没有成功的例子，而少数发展成功的经济体，它们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正确的，我国的转型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同样没有照搬主流的理论。其实我国的革命建国，也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走出自己的道路才成功。
前苏联采用休克疗法导致经济崩溃，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教训
四 对北大社科同仁未来努力方向的两点倡议
今天在文研院成立一周年的庆祝会，北大建校120周年的前夕，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北大的同仁提出两点倡议：
第一点，北大的师生应该引领中国的知识界超越“西天取经”，践行本土的自主理论创新。
倡议超越“西天取经”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了解现代的、主流的、西方的理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西方主流的理论是总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以他们的发展阶段、历史背景、文化、社会等等作为前提条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些前提条件大多不存在或是不相似，拿那些理论来指导实践，经常会出发点非常好，但是结果与愿望会有很大的差距。
实际上，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地区性的，具有一定时代烙印的理论。现在国际社会科学界认为先进的理论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因为发达国家的条件老在变，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也经常变化，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在这一点上北大的师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保证适用，在发展中国家怎么能保证适用？只有总结于我们自己国家的成功、失败经验，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有待解决的问题和可动员的有利条件的分析所得到的理论创新，才能更好地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推动国家社会的进步。
现在国内外学界顶礼膜拜西方的理论，认为那些理论很先进，是国际的，无非就是现代西方国家强。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14]文章中我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任何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体系，而且，理论是越简单越好；并且，总结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的理论，都是对人类知识增量做出贡献的理论。那么，如何认定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其实，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从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经济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在英国，经济学、社会科学的大师也大多出自英国。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世界经济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也逐渐转移到美国，同样，经济学、社会科学的大师现在也大多出自美国。其实，这些大师们研究的问题、提出的理论也大多是地方性，只因为他们所在的国家重要，所以，大家就认为他们提出的理论重要。
我相信只要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沿着不断深化改革的道路前行不动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必然的。到2030年左右，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就是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会从2016年的18.6%，上升到25%左右，向30%的历史地位迈进。那时我国将会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我国的社会经济现象就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象，总结于中国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将会是国际经济、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理论。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思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义务，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会，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北大要开风气之先，超越西天取经的心态，践行自主的本土理论创新。
我的第二点倡议，北大的师生应该超越“知行合一”，践行“知成一体”的新理念。
“知行合一”由明朝的王阳明提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大的贡献。王阳明倡导的是道德哲学，“知为行知始，行为知之成”，如果一个人知道应该忠于国家、孝顺父母，在行动上这样做了，也就是忠了、孝了，所以，只要“知行合一”了，就实现了“知”的内涵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了。社会科学理论的目标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前面所谈“西天取经”的经验来看，那些，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似乎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按那些理论来解决存在的问题，经常是事与愿违，有时甚至把问题搞的更糟。所以，“知行合一”对社会科学理论来说并不合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成乃真知”，这个标准对自然科学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社会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两回事。但如果不能“改造世界”，那么为何要学习理论？而且，任何理论都只是一个几个因果变量之间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真实世界中的变量无数多，一个现象如果可以用一个保留在某个理论模型中的几个因果变量来解释，也必然可以用其他几个变量的因果组合来解释，但并不是每个可以解释一个现象的理论，都揭示了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
所以，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个理论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必须接受和自然科学同样的标准，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15]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的理论不能达到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改造好社会的目标，代表这个理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对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到位。所以，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从王阳明道德哲学追求的“知行合一”，往前一步追求“知成一体”。
在提倡“知成一体”时，我也按照王阳明的四句教提出了四句：“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第一句，“因行得知”，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现象都是行为的结果，所以“因行得知”的“因”有“依靠”和“因为”两层含义；第二句，“用知践行”，学习理论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所以，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第三句，“唯成证知”，只有按照理论去做，能达到理论所预期的结果，才能说这个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假如说践行的结果不成，那就要回到第一句，根据新的经验和认识，修正、提出新的理论，然后用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如此反复直到能成，才能达到第四句“知成一体”。
五 结语
在北大建校12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提出这两点倡议。北大的师生若能“超越西天取经，践行本土自主理论创新”、“超越知行合一，践行知成一体”。哪个学科能这么做，哪个学科就是世界一流学科，如果北大的各个学科都能这么做，北大就是世界一流大学。而且，如果我们能这么做，就能够真正的落实北大建校的宗旨，以我们的知识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并且，其意义还不仅止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到今天为止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85%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过去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思想认识上则一直还没有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理论、经验的影响，在工业化、现代化上做了无数的努力却屡遭挫折。如果北大的师生敢为天下先，回归中国自主的本土理论创新，帮助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由于我国的条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接近，来自我国的理论对其他占世界人口65%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有比较大的参考借鉴的价值。中国文化追求“已立立人，己达达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应该像在汉唐盛世一样提升我国思想理论的国际影响力，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实现他们孜孜以求的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愿望。
注释：
[1] 根据2017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1周年庆祝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2] 以下所引用的历史数据取自Angus Maddison的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AD, 以及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年的数据取自IMF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set。
[3]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对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门槛根据通货膨胀的情况时有挑战，现在中等收入的门槛为1,046美元，高收入的门槛为12,736美元。
[4]Summers, Larry (1994), Comment, in: Blanchard, OliverJean, Kenneth A. Froot, and Jeffrey Sachs (ed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Europe, Vol.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52-3.
[5]Murphy, Kevin, Andrei Sc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2). The Trad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889-906.Sachs, Jeffrey D., and Woo, Wing Thye (1994).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101-45.
[6]对这三个问题的论述取自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以及Lin, Justin Yifu (2013).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46(3): 259-68.详细的论述请参阅以上两文.
[7]Maddison, Angus (2006),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OECD.
[8]和“后来者优势”（the latecomer’s advantage）相关的一个术语是“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后者由Gerschenkron 提出，指先进的工业部门出现新的技术时，发达国家必须先抛弃现有先进部所运用的技术设备才能采用该新的技术，发展中国家则现有的是传统落后的产业，在升级进入到新的先进工业部门时，可以直接采用该部门最新的技术，所以，发展中国家采用新技术的机会成本比发达国家低，这个优势被称为“后发优势”。“后来者优势”则指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靠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可以以引进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和产业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源所形成的优势。有关“后发优势”的讨论见Gerschenkron,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0] Easterly, William, (2001).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135-57.
[11]Lin, Justin Yifu and Li, Zhiyun (2008). ‘Policy Burden, Privatisa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6:90-102；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12]Lin, Justin Yifu (2014). “WashingtonConsensus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Vol.18, No. 2 (2014), pp.96-113。
[13]其实发达国家的新理论也是对新出现的经验的总结而取得的，而新的经验也总是在没有理论甚至是违背旧的理论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14]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经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15]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会有一种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也就是发生亏损时政府会给予补贴。国际上同行的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体出的看法，认为这是由于国有企业是国有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像父子，所以，政府不能不给予亏损的国有企业补贴。而按我在前面对计划经济“三位一体”体制产生原因的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经营不好，是由于这些企业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没有政府的补贴无法存活，这些企业的行业选择是政府的发展战略决定的，因此，政府对企业的亏损负有补贴的责任。两者的分析从逻辑来讲都是自洽的，但是，若是科尔奈的分析是正确的，私有化以后政府的补贴就会停止，而按我的分析，私有化以后若给予国防安全或社会稳定的原因，政府仍要这些企业存在，不仅补贴不能停止，而且，企业向政府要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政府实际给的补贴会更多。苏东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实际产生的就是这种情形。关于预算软约束的讨论，详见：
Kornai, Janos (1986).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39: 3-30；以及Lin, Justin Yifu and Guofu Tan, 1999.”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2):4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