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践悟十九大】房宁：中国在现代化期间为什么不能实行西方政治制度

【10月29-30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思想者论坛（政治分论坛）在昆山举办，本文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在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修订，观察者网整理并发布。】

**房宁：**各位好，非常荣幸、也很高兴来到这里。我刚才看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就想到了将近十年前的2008年，我们以亚洲九国一区为对象做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研究亚洲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当然，研究国外经验的出发点、落脚点还是中国。这项研究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讨论还是有密切联系。我的发言以此为背景，是个抛砖引玉。

我的总体看法还是认为，所谓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是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所采取的一种策略路线、一种制度体系，或者说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道路显然和世界有关系，中国发展不能离开世界，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我们需要思考的只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过去我们曾经落后，曾经挨打，现在在发展过程中改变了自己，也开始在影响世界，中国发展也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西方，也包括很多我们周边的国家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我觉得都是基本的事实。

10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会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新华社 兰红光 摄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最主要还是表现在为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参考和启示。为此，我们应更多地研究和说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道路的核心要义。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国道路，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和理解中国。

在我看来，理解中国的发展当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实行西方政治制度？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的认识是比较清楚了。现在我们讲“自信”，这个自信可不是盲目的，它是在了解规律、理解机制基础上的自信，否则就是盲目的。

从根本上讲，在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旦采用西方竞争性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其最重要的社会后果是将形成一种“分配性激励”的社会机制，并进一步将社会引向利益冲突乃至混乱。为什么中国不能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制度安排？基本的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当前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正处于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个社会矛盾大量增加的时期，也是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采取竞争性的制度安排，直白一点讲，实行西方式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会直接引发分配性激励，即会激发和引导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群体，通过政治行动，即通过政治行为、集体行为、政党行为、通过选举，来改变社会利益关系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以获取自身利益。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动荡。中国曾经的“文革”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实，证明了这样的机制。而当下这一点被更多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更加充分地证明，我们甚至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概括为“一选就乱”，选举成为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利益冲突的一个爆发点。

西方国家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毕竟西方已经跨越那个阶段了，西方国家都已经是成熟的发达社会了，这个问题好很多。但2016年美国大选，又让我们从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即使是西方国家，即使是美国，当它在经济、政治上出现比较多的问题的时候，选举也依然还会再次显现出那种“分配性激励”的机制。世界的历史、中国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够，至少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也就是我们讲的“两个一百年”期间，决不能采取西方式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这样做的，而且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做。

刚才我的这番表述属于学术范畴，如果用政治语言来说，就是我们国家时常讲的“三统一”：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还有相应的所谓“协商民主”。为什么当今中国发展民主一定要以发展“协商民主”为重点？其实，潜台词就是说不能以发展“选举民主”为重点。这个观点和看法，是我多年来一直的主张，我也从来没有隐讳过，无论在公开场合和内部论策的场合，我都是鲜明地表明我坚决反对在中国现实竞争性选举的观点。

当代中国绝对不能搞西方式的选举，搞了竞争性选举，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就会完蛋，我们改革开放以及一直以来的实现民族复兴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我记得在十七大之前，有一次上面召集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内部座谈会，我毫不含糊地讲了我观点，今天十九大开过了，我还是这样看，没有变化。这不是我个人的主观看法，不是我的主观偏好，我是负责任的，严肃的，这是我多年观察研究的结果，也是对国外政治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最重要的发现。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养育的中国学者，我必须这样说，这样坚持。

至于说到中国发展、中国经验对西方的意义，中国发展虽然不同于西方道路，但也可以和西方做比较，通过对比会发现问题，获得启示。比如讲，政治发展、选举中的“金钱政治”问题，这一点就是由于过去我们对西方不是很了解，看的不清楚，现在随着了解越来越多，也有我们自己的实践，对于这些问题了解越来越多了。我曾经写文章说“选举杀死了民主”，当然这个说法有些刺激，但在市场经济的历史环境来看，竞争性选举和民主的核心理念——人民主权的政治哲学，是存在悖论的。

中国是否也能证明这一点的呢？中国道路探索过程中我们也有反面经验。中国的经验也证明了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是采取竞争性选举制度这种方式，就一定会形成金钱政治的主导，即选举演化为金钱政治下的社会控制工程。选举演化为表面上是选票，是人们自由意志选择，背后实际是钞票，是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综合博弈。而且现在我们看的很清楚，这种情况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政治制度，甚至是不分文化，无论是台湾、香港、澳门这些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一样的。

互动环节：

**提问：**您刚才提到“三统一”在我们实现现代化之前不能变，到本世纪中叶不能变，我关心的问题是，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实现现代化之后，“三统一”就要变吗？变到什么方向去？

**房宁：**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一旦我们实现现代化以后，我们是不是还要采取这个制度还是个问题，另一种认为我们的制度已经很好了，是一个创造，代表了一种社会模式，所以自然就没有必要变了。

我们现在的制度有优点也有缺点，所以当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以后，在现代化实现之后，我认为这个政治制度在逻辑上恐怕也会有变化。至于变成什么样，我确实不知道。但中国不会走上西方的老路，这条所谓的“自由民主”之路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问题重重的。

**提问：**我们使用的民主概念来源于西方，现在有三种理解：一个是继续使用民主概念，但是重新界定。第二是不单独使用民主，前面加一个界定词变成符合性概念。第三，我们以后可以少用或者是慎用民主这个词。基本上这三个可能，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房宁：“民主”这个词在学术上已经说清楚了，一开始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民主概念。从熊彼特、奥尔森开始在政治科学意义研究民主，其重要发现和论证是那种“人人负责”式的人民主权概念恐怕只能停留在观念上，在实现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还是有价值的，可以激励人们去探索和接近那样一种状态，尽管在实际中是很难真正实现的。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需要重新定义民主概念，包括我们和中国研究院，也正在做这样的工作，接过这个概念赋予它新的时代含义。因为“民主”这个概念的影响太大了，我们在和世界进行对话时也很难使用别的词来替代它，所以现在更多在政治上采取了简易办法，我们借助中国经验，依据我们的一套经验来解释“民主”。

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代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提问：**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如果我们真的像西方那样搞一人一票，哪怕从最基层做起，一百年以后我们也超不过他们。中国文化传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古代有科举制，因为人们相信比较中性的、能够主持公道的第三方，在政治领域内就是政府。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国外的一般小区不太有专业的物业机构，这是很奢侈很高档的，中国每一个小区都有物业，有第三方管理。有一次老外问我，你们最近搞人民代表换届选举，这个一点意义没有，我说你说的有道理，这是我们民主事业很小的一部分，但现在水平已经比以前高很多。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否则跟在人家后面一百年也赶不上。

**房宁：**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反思中国的国民性，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关于国民性讨论的“文化热”，一次是“五四”，一次是改革开放。当时有很强烈的功利性的考量和背景，就是改革一定要否定过去，所以一个简单的，根本未经深思熟虑的想法就是把我们的文化归结为保守。现在看不是这样的，显然是错误的，那个时候我们完全不了解外部世界。现在就比较研究而言，日本人那才是保守，中国人的国民性，我们概括为两句话：天性自由，作风灵活。

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我从北京飞上海，在首都机场安检口，队伍排得很长。但有一个安检口没有什么人，有个保安在维持秩序，看那个口没有什么人了就打开隔离带导流一部分人从那个人少的口安检以加快整体的速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保安不见了，没有人控制闸口。这时那个安检口完全没人了，排在我前面的一位衣着光鲜、气质优雅的女士说怎么回事？！然后就自己擅自打开隔离带进去了，旁边的几个同胞跟了上去，但站在一旁的几个老外就感到很吃惊。这给了我一个启发：每个中国人心里是有一个“道”、有高于世俗规则的“天理”。那位看起来很有些素质的女士，日常生活中不会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但在机场等待的那个时候，当她看到这个地方这么多人，而那个闸口空着应该开放，这个时候她心里的“道”就起了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在心里是有“主义”，我们考量问题，判断是非可不是完全根据现实中的法律、制度和规则，“道可道非常道”，心中的“理”是才真正的“上位法”！这种国民性一定会反映到国家治理、反映到政治实践上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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