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壹刀：我们对西南联大的误解，还要持续多久？

11月1日是“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成立80周年纪念日。有人可能对这名字不太熟悉，但要提起西南联大，不少人一定觉得“如雷贯耳”。长沙临大就是西南联大的前身，80年前长沙临大开课的日子，被定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这些年来，西南联大在媒体上曝光率很高，一提西南联大而肃然起敬者大有人在。刀哥在向一位资深民国粉朋友提起要写西南联大时，伊的目光中闪过一丝亮光：要说西南联大啊，怎么夸都不为过！

“怎么夸都不为过！”确实，西南联大在当下中国几乎成了神一般的存在。西南联大无疑是值得我们肃然起敬的。但把西南联大推向神坛的人，却怀着不同的目的。有些人是拿西南联大来贬损今天的大学教育，重心是后者。他们认为，把西南联大抬得越高，对今天的贬损力度越大。

如此一来，也让公众对西南联大的理解出现了很多偏差，忽略了西南联大真正闪光的内核。刀哥以为，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在国难当头之际，所表现出的爱国精神才是西南联大可歌可泣的内核。拿西南联大厚古薄今，制造社会分裂，显然是这些爱国先辈最不愿看到的。

弦歌不辍

西南联大起于忧患。1937年，随着北平、天津等相继失陷，不少著名大学惨遭毁坏。一年之内，当时全国108所高校中就有94所遭到破坏，其中25所停办。危难关头，存留中国教育精髓、延续国家文脉成了燃眉之急。

当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东部高校仓促内迁。北大、清大和南开迁至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长沙临大正式开课，随之开启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8年。

满怀爱国热情的1600多名学生与知识分子，穿过日军严密盘查，南下来到长沙。但长沙临大正常办学只有一个学期。1937年底，上海、南京沦陷且武汉告急之后，长沙局势变得危急。

无奈之下，长沙临大决定继续南迁，前往昆明。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为三路：一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香港，乘船至越南海防，转滇越铁路到昆明；一路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至南宁，再经越南转滇越铁路到昆明；另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横跨三省进入昆明。

其中，“湘黔滇旅行团”是后来在西南联大校史甚至民国史中，被广泛讲述的故事。这路人马由267名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他们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被称为一场“文军长征”。

1938年4月，三路师生先后抵达昆明，长沙临大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师生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呵护着中华民族的文脉。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解散。李克强总理今年初到云南师大参观西南联大旧址时说，“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弦歌不辍，大师辈出，赓续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对于西南联大，这是中肯且被普遍接受的评价。

变成“象征”

西南联大仅存8年却名传后世，原因何在？大师云集的教师阵容，光彩耀眼的学生名单，是常被提及的理由。

西南联大巨擘济济，从院系和重要部门负责人可见一斑，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商学院院长周炳琳、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等皆一时之选。

奢华的师资阵容，更是培养了大批英才。西南联大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 3300多人，涌现众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台湾“中研院”院士。

三校原在平津，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组成西南联大后偏安昆明，又远离当时的陪都重庆，这些都促进了它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不唯学历论的职称晋升、灵活高效的管理等一些制度设计，也为人所乐道。华罗庚中学没毕业，沈从文只上完小学，都因学术成就而被聘为教授。

联大之名，还在于穷。抗战时教育经费紧张，它在颠沛流离中创建，以简陋的仪器设备从事研究，教材自编。这种穷困教育成就了让人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和人生体验。

这些成就，后来被塑造成一个超越历史语境的教育神话，使西南联大在很多人心灵深处变成这个民族尤其教育领域的“圣洁之所”。

不过，抗战期间可歌可泣的“大学故事”不只西南联大一家，国立中山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也都是当时大学教育弦歌不辍的典范。但似乎只有西南联大成了“中国大学”理所当然的“代表”。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学术实力超强，这是重要原因。但联大受到后世称颂，恐怕还与“故事”的传播与更生有关。

比如，“湘黔滇旅行团”的“文化长征”被描绘成了联大精神的象征。但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等当时也都有长途转移的步行队，但为何那些大学的“步行队”声名远不及“湘黔滇旅行团”？

因为其他学校对那些故事的讲述没有西南联大的详实生动。一个事件或人物能否被后人追怀，除了历史价值，还与有无动人的细节有关。较之其他学校故事记载寥寥，西南联大这个步行团的事迹被校友们长篇累牍地记录、追怀。

除了旅程长，“湘黔滇旅行团”中还有教授闻一多、李继桐、曾昭抡、袁复礼等“有故事的人”。所有这些经过反复言说与书写，就使“长征的现实中夹杂着神话和传奇的色彩”，联大也逐渐变成了一种“象征”。

厚古不必薄今

客观的说，西南联大是抗战历史的特殊产物。超越了这一特殊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其教育奇迹。大师云集的另一种说法是举全国优质教师之力，英才辈出也是由于联大集中了三校优秀生源，这些都是联大奇迹难以复制的条件。

“反观我们今天的大学”，是不少人讲述西南联大故事时的套路。怀念西南联大的好没问题，但漠视它的特定历史背景，硬要把它与当下的大学建设等而论之，就有点非要让关公战秦琼的意思了。

当今大学和学术领域的一些问题，早已不是秘密，既有互联网舆论场上的声讨，也有很多专业的讨论，更不缺乏政府层面的反思、改进与筹划。

那些时不时跑出来，借怀念西南联大来揶揄当代大学的手法，实在算不上高明，顶多是缺乏创造力地耍耍陈旧的小心眼罢了。

西南联大在民族存亡之际的艰难求生，不能被夸大成彼时中国大学的所谓大发展或大提升。若论教育的大发展，今日中国的高校数量、受教育人数以及院校具体学科设置等，恐怕都不是那时所能比的。

在当下中国，大学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学术精英的培养，它还是一种促进社会公平的制度。建国以来，许多贫家子弟被推荐或通过自身努力上了大学，甚至到北大清华这样旧时组成西南联大神话的学校读书。

这在西南联大的时期，恐怕是很难想象和实现的。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是在前进的，我们厚古可以，但不必非要薄今。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补壹刀”，ID：buyidao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