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践悟十九大】范勇鹏：社会主义在中国何以成功？

【10月28-29日，思想者论坛（政治分论坛）在淀山湖畔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与观察者网联合举办，来自国内外十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结合党的十九大，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共同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与国际影响。此为论坛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后续精彩文章将依次更新，敬请关注！】

党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有一个背景的，即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同时又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不照抄别国经验，此之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提法内涵十分丰富，比如，主要矛盾的界定和十二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已经不同了。从国际上看，也体现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在中国了，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被实践证明成功了。

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出现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但大多都失败了。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的生存和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会主义本身不是空想，但是社会主义的实现条件却像空想般严格。迄今为止，只有中国实现了这种成功，而且第一次真正证明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成功。

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过去常说，西欧、北欧国家在社会主义方面更成功，也就是说，通过合法斗争，社会主义一样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中生长出来。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掩盖了而不是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首先，西北欧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其国家体系范围内是无法自足的，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以全球政治经济的等级制为前提的，需要充沛的资源和财政能力来供养，需要不断向外转嫁矛盾才能获得暂时的稳定。

其次，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制度形式，资本的力量一定会尽一切努力追求对国家制度的俘获。议会政治、多党竞争、大众选举、多元主义文化，都是服务于金钱掌握权力这一最高目标。所以，表面上呈现出部分社会主义色彩的所谓“福利国家”，最后必然会走向“福利资本主义”。它和社会主义本意是相对的，这种以个体和群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国家制度，最终一定会走向反对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解体状态，资本最终会控制一切。所以说，在西方福利国家中，社会主义也没有成功，只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主义被当作幌子，现在随着西方国家国际地位的下降和内部共识的解体，这种制度已经在走向失败。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何以能够成功？我的答案就是两个词：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原因。具体而言，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条件：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问题，这些年政治学界讲得比较多，但是多从国内治理的方面来看，这里我提出一个新的视角：即从国际制度竞争和国内权力博弈两个层次来看。首先，从国际制度竞争来看，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普遍性现象。过去，社会主义阵营中总在讨论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其实，资本主义有着同样的问题，资本具有超越国界的冲动和需要，一国是不能建成资本主义的。

根据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的发展过程里并没有出现普遍性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产生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制度模式，通过欧洲的战争和国家能力的竞争，这种国家模式不断被模仿和扩散，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因而，作为一种和资本主义对立的制度模式，社会主义首先要赢得国家能力的竞争，才有足够能力证明自己是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

其次，从国内权力博弈来看，资本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不仅仅是通过国家之间竞争来获取利润，它最强大的力量在于从内部进行国家俘获和收买。从这个角度讲，社会主义的最大威胁也是来自于资本内部俘获，以及资本全球性对国家地方性的压制。因而，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如何保证公共性权力在与资本俘获力的搏斗中取胜，是对社会主义的巨大挑战。因而国家能力问题，自然包含了国家如何维持公共性的问题。只有强大的公共性的国家能力才能够克服资本力量。

第二个条件：制度基础

前面讲的国家能力，它来自于什么？显然不能是来自于暴力或者是对社会的压制，而是来自于国家制度所具有的平等性、公共性、客观性等正当性特征（西方政治学所强调的“程序”无法提供正当性）。

1.平等性。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平等身份的国家，并且这种平等性不断上升。秦汉逐步走出贵族政治，初步实现了人的身份的平等，而这一点在西方是在近代才实现。东汉初年，我们建立了按户数比例推举孝廉制度，而美国按照人口比例推举众议员是到1787年才第一次规定下来。宋代的平等产生了发达的市民社会和商业文化。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土地占有和性别的不平等，被中国共产党解决掉了，今天中国从纵向和横向上看都是社会平等的最高阶段。

2.公共性。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具有“部落性”，即国家中的某一部分人（如宗教、教派、种族、阶级、地区或者是民族）掌握国家公器而实现对所有人的统治。即便在今天，世界上多数国家仍然具有这种“部落性”。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带来了国家公共性的进步，但最大问题是没有办法克服资本俘获国家的问题，只不过是用阶级性代替了其它“部落性”因素。而纵观中国历史，国家在秦汉之后就至少在理想上代表了天下所有人，并逐渐通过中性的官僚机器，建立起初步具有公共性的国家。自元、清以至民国，公共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倒退或反复，民国虽然建立了共和制度，但是国民党迅速暴露了其作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代言人的本质，违背了中国数千年来“天下为公”的普遍愿望。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首次建立了真正具有公共性的国家制度，为社会主义的成功奠定了制度基础。

3.客观性。前面讲了官僚制度在维持国家公共性中的作用，但是官僚制度本身有两大问题，一是会被某种“私”的力量所俘获（历史上最常见的“私”的力量是资本，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权力高层为了保留资本作用的空间，对官僚制度是有严格约束的，比如1883年颁布《彭德尔顿法》以来，副部级以上官员是不受文官制度约束的。），二是官僚制度天生易于陷入保守和僵化。

对于第一个问题，就只有依靠客观性选择统治集团成员来解决，通过不断将“非世袭”性的精英人员填充到官僚机器，来避免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俘获。人类政治最难的问题就是“谁来统治”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只能通过暴力来解决。但人类文明的发展要求超越暴力阶段，于是普遍产生了靠血缘来维系权力传承和分配的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一个巨大进步，即将权力资源转化为金钱，由不流血的财富竞争来解决选择统治者的问题。但是这个制度仍然不是公共性的，必然会导致资本的专制。

中国从汉代的“选+举”到隋唐的科举再到明清的八股，实际上是将权力资源转化成“知识”，通过一种纯粹客观的标准较好地解决了选择统治者的问题，实现了在人类历史上独有的以客观性保障公共性的国家制度。新中国通过人民及其先锋队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将这种客观性进一步提升，通过人民直接“接管”知识而推翻了传统社会的地主阶级和精英主义色彩，再通过对人民的教育创造了人民掌握公共性权力的国家机器。（李中清教授对150年来中国精英教育的研究发现，1953年-1993年，工农子弟大量进入精英教育领域，他称之为一场“无声的革命”）。用技术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是极高的智慧，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制度同时使用技术手段和政治手段解决了国家公共性的问题，无疑代表着人类制度实践的最高智慧。

第三个条件：代表人民性的、具有主动性、责任感和领导力的先锋队群体

前述官僚制度的第二个缺陷——易于保守和僵化，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它也是人类任何制度形式都面临的一个永恒难题。再好的制度，都会停滞、僵化下去，形成固化的利益。历史上，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家国情怀是克服官僚制度僵化的精神动力，每当精神衰落，官僚制度自身就丧失自我调适能力。

中国共产党通过“有声的革命”、土地革命、“无声的革命”等，打破了财富和权力封闭性，才真正打破了治乱循环的周期率。毛泽东主席与黄炎培谈到“历史周期率”时，所讲的“民主”显然不是今天常用的以竞争性选举程序为基础的“自由民主”，而是体现“人民性”的实质民主。

这种人民性是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都无法永远保证的，它需要一种信仰动力，需要一种自我革新、自我批判的主动精神，需要一种认清历史趋势、承担历史责任的领导力。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中，革命先锋和职业官僚的矛盾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的先锋队组织一直保持着信仰、活力、责任感和领导力，因而能够成为“死”的制度中一种“活”的力量源泉，不断突破制度僵化的趋势，打破利益集团的固化，推动制度不断往前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成功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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