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曲家龚天鹏：《启航》就是我想讲的“中国故事”
【对话整理/观察者网 韩京霏】
作为备受瞩目的国际艺术盛事，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各项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艺术节的开幕作品，大型交响合唱史诗《启航》的演出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观众的热烈鼓掌久久不歇。
这部作品以“启航”为主题，从当代青年的视角，叙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场景，把年轻的中国比作一艘航船，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新的光荣与梦想，也是上海文艺工作者对党的十九大的“献礼之作”。这次演出也是《启航》的世界首演。
能在上海国际艺术节这样的重要活动上首演，可以说是对作品的极大肯定。而令人惊讶的是，这部磅礴巨作的创作者，今年才只有25岁，是一位货真价实的“90后”。
这位被誉为“天才”“神童”的青年作曲家龚天鹏，出生于1992年，现在是上海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早年在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后由钢琴演奏转为学习作曲，曾两次在美国国会演出。
不过，他在2014年毕业后即回到祖国。《启航》已经是他自己创作的第九部交响曲了，这在音乐史上也是非常难得的成绩。
为什么这位在美国长大的青年，能够对党的诞生有如此深刻而到位的感触？身为一名“90后”作曲家，龚天鹏对“主旋律”作品和“中国故事”的创作有什么看法？作为从小学琴的音乐家，他赞成家长们不惜代价送孩子出国学习音乐的做法吗？
在《启航》首演结束后，观察者网与龚天鹏聊了很多。对话中，年轻的音乐家有时神色郑重，有时却又流露出大男孩的调皮。他的所思所感，也都将在这场对话中一一呈现。
下面为观察者网与龚天鹏的对话整理，《启航》完整版影像已由上海爱乐乐团发布，读者可在文末观看。
龚天鹏：先加件衣服，感觉天气比较凉。
观察者网：是感冒了吗？
龚天鹏：对，10月初的时候去日本演出，在路上就被传染（流感）了，天气变化好多。
观察者网：那等于整个演出过程包括《启航》都是带病进行的。
龚天鹏：对，带病排练，玩得不痛快。
观察者网：把演出理解成一种“玩”吗？
龚天鹏：对，团里演出只要我有空，我一般都跟着，是很好的采风机会。
观察者网：明白了。《启航》是由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委约您创作的一部作品，当时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龚天鹏：对《启航》最早的推进是在2016年，宣传部和文广局把上海各文艺院团的主创人员召集在一起，希望我们能够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用心打磨出一些精品。在交响乐这部分，找到了我和爱乐乐团，希望以我们党在上海诞生为创作背景，写一部既有国家性又有国际性，但又有很浓的上海气息的作品。当时并没有定题材和具体的叙述方式，只是大的一个框架。
原定这部作品在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时完成，但由于我之前也做了很多思考，并在研讨会上分享，工作推进得很快，干脆趁热打铁写了出来。
我对《启航》起初的想法是相对保守的叙事，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写到中国建党，最后以《国际歌》收尾，完全是纪录片式的表达。但后来大家觉得，既然是音乐作品，就要发挥音乐的特长。写实的历史不需要音乐家去做，我们有电影、纪录片。我们缺少的是渲染性、抽象性、能够勾起大家难以描述却又强烈存在的爱国情怀的表达。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寻找诗词，如李大钊的《青春》，又请毛老师为其赋予现代角度的致敬。这样，作品中既保留了历史的厚重感，又包含了国家近年来的发展精神，还有我们群众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厚望，完全形成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前建党青年的对话，这种交流成为作品的灵魂。
《启航》也是非常受媒体关注的一部作品，因为在筹备及演出过程中，我们都与很多国际友人合作，《启航》也担当着文化输出的任务。同时，外界也很关注年轻人的声音。我们团队中包括女高音许蕾在内的很多人，都长期在国外待过，这部作品也是以海归视角来抒发中国情怀的一个体现。
《启航》演出现场。演出结束，全场热烈鼓掌，有观众起立以表赞赏
观察者网：等于说把叙事部分模糊掉了，直接是情感对情感。
龚天鹏：对。合唱交响的表现形式基本确定以后，我们才和艺术节主办方进行沟通。最后决定，由艺术节委约我们创作，争取能够成为开幕作品。
乐曲第一稿在8月底完成，预演时听上去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小细节、配器上都还没有完善。因为歌词选取的都是百年前李大钊、邓中夏、汪静之等人的作品，但文字变成歌词的过程中会存在理解上的障碍，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完全了解诗歌创作的背景。
比如第三乐章中的“劳工最神圣，高擎锤与斧”，最早我想用邓中夏的“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这写于邓中夏入党之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非常有意义。但是音乐作品一晃而过，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解释。所以后来我和毛老师决定采用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再将其赋予一种现代感，成为大家现在听到的“劳工最神圣，高擎锤与斧”。这样，将百年前刚刚起步的历史与如今现代化城市的建设相结合，画面感一下就全出来了。
其实起初我有些担心，现代人的口吻一多，就找不回当年“原汁原味”的感觉了。但创作后期，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不论满足哪一个方面的追求，最后都会出现另一种局限性，所以必须两者结合。我们以李大钊的《青春》为灵魂，在乐曲中反复出现，最后形成了当代和现代的完美契合，找到了那个“永恒的平衡点”。
观察者网：是的，我在现场听到“劳工最神圣”时，就想到了身边的劳动者。
龚天鹏：因为这个口号非常高级。蔡元培的这篇演讲很先进，他提到，劳动者不只是拿锄头、拿斧头的人。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劳动者，无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只要献出自己的精力为社会做贡献，就是神圣的建设者，是下一个世纪的主人。
这一席话立刻超越了一切历史和政治。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把全民自发的意识建设起来，体现了当年共产党人的纯粹与担当。包括五四运动中“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精神，都让人非常动容。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犯”是“侵犯”，而非冒犯。之前《战狼2》热播时，一篇国外的评论把这句话翻译成“Anyone who offends China will be killed no matter how far the target is.”，“无论多远，只要冒犯中国人，就必死无疑”。
观察者网：是的，我们也对这件事情有报道。
龚天鹏：这种沟通上的失败是非常不应该的。所以我请求自己翻译《启航》的英文歌词，因为我害怕出现这种沟通问题，特别是出自我们自己之手。
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能通过作品向国际友人输出一些文化，但老外不会过多地关注作品之外的背景。所以要直接将作品完整、全部地做到位，把我们想讲的东西讲出来。
实际上，我们任何人都不希望13亿中国人一听到“主旋律”，就有一种“政治命题，与我无关”的感觉，这是不对的。《启航》的创作目的，就是追求党内党外的团结一心、互相聆听、互相理解，不能政府想政府的事，百姓想百姓的事。所以《启航》筹备过程中，我最幸福的一点，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和政府部门之间有了前所未有的沟通和默契，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这些政治观点本身就是你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内容，从这个角度上看，政治性和艺术性是互通的。
龚天鹏：这就像艺术性与商业性并不矛盾。人民不是领导，但领导一定是人民。无论文艺工作者还是政府工作者，大家是合作的心态。如果群众对每天发生的大事情漠不关心，每天就是上下班吃饭睡觉，这样的生活是很可怕的。
观察者网：所以《启航》不是为了完成某种政治任务，而是我们自发地想要表达的情感。
龚天鹏：我在海外留学多年，可就是想家，想回来做点事情。因为很多人就是需要归属感的。也有很多人，见到发达国家的种种享受之后就欲罢不能。当然，不能说这些就是错的，只不过这不是我想要的。对我来说，出国留学，不就是为了学习世界的优秀成果，然后为祖国的建设出一份力吗？这是很自然的东西。
所以经过沟通，很快中外友人达成共识。你可以看到，演出阵容里有美、德等各国演奏家，而且全上海的外国领事馆都被邀请了。这本身也是“艺术无国界”的一种体现。所以特别是这样的一部作品，是一定要用来打破外国人对我们的偏见的。
很多外国人一听到与政治有关的作品，就会觉得是“红色宣传”，心生抵制。这时你要解释清楚它的艺术意义。比如，《启航》中有《国际歌》的旋律，但它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表达，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无论你赞成与否，当时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
龚天鹏在餐桌的玻璃板下压着本次《启航》首演的门票
观察者网：创作的过程中，如果强调感情上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可能无可避免地会进行一些政治符号的淡化。会不会觉得这是某种程度上对政治意义的一种消解？
龚天鹏：讲政治本身不是目的，把我们想要传达的精神融入作品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喊多少遍口号，就能达到多少效果。我一直觉得，比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上，我们要让价值观本身像水、像空气一样弥漫在人们的身边，融入作品和生活中，而不是只是敷衍式的打一些不痛不痒的广告牌完成任务，这是对国魂的一种亵渎。
这些价值观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富强、民主、和谐、法治、公平、友善，没有一个字是我们每个人不希望的，但我们要让它们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只是把挂广告牌当做任务的话，人们走过路过，真的进不了心中。所以要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表达我们的价值观。很多西方电影就很巧妙，观众不知不觉就在以它的价值观思考，而且真正地觉得它很好。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观察者网：土生土长的国内的孩子，可能会接受一些传统的政治教育，而你的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时间都在美国度过，等于这方面是缺席的。现在再去接触这样一段历史，有什么感觉？
龚天鹏：我最大的感触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真的很纯粹，支撑他们的完全是信念。这个观点2016年就有了。那时我帮导演陈薪伊做话剧交响剧诗《长征：不朽的丰碑》，陈导刻画人物时，会对演员极端强调，要演出这些人的纯粹。有些人参加革命是因为家里穷，但是很多人如刘伯承将军，家里不穷，为什么要去参加革命？就是因为信仰，想要为人民服务。
包括我们小学课文里面，军需处长把衣服、食物给别人，最后自己冻死。我觉得党内党外、全国人民都应该关注这种情节，因为这是民族的历史和灵魂。就像奥运会上唱国歌时，没有人会特意去问，“冒着敌人的炮火”与奥运会这样的场合是不是不搭，因为国歌本来反映的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一段史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建立在血肉上面的，先烈们流了多少血啊。
美国也是如此，华盛顿、林肯等开国之父，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都有局限性，比如华盛顿是一位奴隶主。但是他们已经是美国国家的象征了。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是民族意识的一种认同。实际上，很多东西已经超越了此时此地的一个简单的政治。比如，对于核不扩散条约，大家肯定都有“去核化”的共同认识。但是，当时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完全是值得颂扬的，不能说鼓励科学家的精神，就相当于歌颂原子弹吧？概念一定要分清楚，分不清楚就会大乱。
观察者网：实际上有人在刻意把这些东西进行一种勾连。
龚天鹏：就是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抓住这些沟通上的失误，然后夸大其词。最后明明你满腔热血，想抒发纯粹的情怀，结果第二天别人的评论见报，气得你吐血。
观察者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龚天鹏：有过，但当时只是八卦性质的东西。其实明星八卦也还罢了，最多就是低俗一点。但是国家大事上是不能开玩笑的。
所以我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但是在歌词这种与外国人沟通的重要节点上，我会清楚地认识到一点：中国现在已经不是100年前封闭的中国了，而是世界很多方面的领导者。既然已经处于领导的地位，就一定得清楚应当怎么与世界沟通。
我们所提倡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其实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全世界人民，而很多人不懂中文，只有通过中国的电影、音乐、绘画、小说等文艺作品，来了解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
观察者网：这个时候你的作品是什么就太重要了。
龚天鹏：这就是作品扮演的角色。这绝对不是什么政治化，而是任何一个领域都应有的担当。现在有的人说，你要搞纯艺术，不要参与政治。但政治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
所以《启航》想强调的也是这一点，我们希望通过它去弘扬全民团结一心的情怀，不分党内党外，不分政治文艺，就是要在不断的磨合中交流，增强政府和群众的一致性，互相理解，大胆沟通，不要害怕把我们的声音表达出来，因为你不表达的话，别人是不可能听到的。
观察者网：也有很多人会诟病文艺审核制度，觉得在中国这些东西不自由。
龚天鹏：但是这是一个国情。13亿人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没有这些框架的话，不一定就幸福，毕竟什么样的人都有，也会产生很多文化垃圾。所以不要心怀抵制，要以积极的心态去完善它。
现在大家其实都很着急，无论从管理层也好，还是从创新角度也好，都希望把事情做好。就像前阵子冯小刚拍的《我不是潘金莲》，虽然改了很多次，但最后想说的话还是说出来了：“为什么每一层都想把事情干好，最后却成了这个样子呢？”这种严肃的尺度也是很惊人的。因为留下的是一个疑问：怎么样才能够完善这个制度。
我个人会把审查制度当成一个必要的过程。我觉得，能在框架之内，听取各方面意见之后（还能做出自己想要的作品），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本事。
观察者网：如果你想表达的真正是好的内容，就不会被这个东西限制住。
龚天鹏：对，不能一味抱怨，觉得不让人说话。总会有办法在一个相对的框架之内坚持自己的追求，这个取决于具体表达。没有人希望把事情搞砸，只是立场不同而已。在我的印象里，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开大型的文艺项目研讨会，如果真的做得好的话，反而政府也会非常爱护你的作品。
在这件事情上，心态很重要。抱怨只能发泄情绪，最后该不通过还是不通过。反之，要细心听取不同人的建议，因为大家都是过来人。
约束的确是有的，但我相信这不是一个绝对的现象。会有领导愿意提出建议，愿意倾听你的想法，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人性是互通的。这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如果任凭你天马行空，那叫什么合作？
美国虽然表面上没有审核，但有很多无形的手去掌握你的电影。你以为好莱坞大片都是编剧天马行空，然后一个字不改？很多片子由财团赞助，财团也会用自己美国人的价值观来限制你。只不过好莱坞大片做得更抽象一些，叙事风格不一样。包括日本、泰国、韩国等亚洲其他国家的电影，也有很多民族性的东西，只是采用了和我们不一样的表现方式，不能说谁对谁错吧。
很多外国人看《战狼2》，虽然是我们的主旋律，但他们也不会不舒服。因为观影过程中，观众已经把自己代入了冷锋，真正理解了你的情感。所以关键还是看如何表达。《战狼2》的火爆也是正常现象，因为它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同时传达的精神又很正。
观察者网：你觉得讲好中国故事，还是需要艺术家们首先认识到这些。
龚天鹏：首先是真正能理解中国故事，自己要信仰这些。如果自己都不相信，只是觉得靠这个吃饭活命，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现象。第二，就是用合适的艺术手段表达出来。
观察者网：在创作《启航》的过程中，是怎么去理解和把握中国精神、时代精神的呢？
龚天鹏：我借助了自己非常喜爱的古典浪漫交响大合唱的音色，一方面出于从小的热爱，另一方面也因为马勒、瓦格纳交响大合唱的听觉效果，自然而然地有一种澎湃的气势，特别能够表达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爱国情怀。
所以是大胆地运用古典浪漫音乐，因为它是一个国际性的语言。外国人可能听不懂“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但通过合唱、复调、配器等艺术手段，观众不用看词，就能在音乐中听到你的情怀，跟我们不懂德文却能听懂《欢乐颂》是一个道理。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融入民族的风味，如老上海的江南小调、码头号子，就像撒上了一点调味料一样。因为这样的作品，肯定是在国际性的基础上去突出民族风度、民族担当。这是我这么多月来追求的东西。
观察者网：现在中国民乐或者说中国元素也在逐渐兴起，包括近年流行音乐中比较热门的“中国风”，以后的作品会不会考虑有机融合一下这些内容？
龚天鹏：有可能。但可能更多地融入中国民乐的境界、精神，因为我个人认为，从学术角度来说，目前很难直接进行音响上的融合。
西洋乐所有的信息量都在音响本身，但我们不是。因此很多人诟病我们的民乐“就那么几个调”，没有古典西洋乐的厚重感，这是不对的，就如同不可能说油画比水墨画好，因为它们的意境完全不一样。民乐的曲调比较简单，但是对艺术家的要求也很高。民乐的演出是一个整体，环境、视觉、服装都缺一不可。
所以我们从事西方音乐的人特别应该尊重民乐，因为它有西洋乐根本没有的意境，我们应该互相吸取（优点）。我最最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一些古典乐领域的人蔑视民乐艺术家，这怎么可以呢？古典音乐虽然地域性可能没那么强，但归根到底也只是众多音乐形式中的一种。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体验是不能复刻的，情感上是希望能够共通的。
龚天鹏：民乐和戏曲的境界有很多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如果真正花心思去了解我们自己国家过去的东西，就会觉得真是妙不可言。你随便听一段《牡丹亭》，演员的每一个眼神、动作和曲调处理，体现的思想高度完全不亚于一段复杂的交响乐，只不过呈现的方式不一样。
观察者网：另外一个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就是古典音乐与流行乐之间的冲突。大众普遍觉得古典音乐高高在上、难以理解，而很多古典音乐艺术节也会觉得流行乐很俗气。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龚天鹏：是有点互相“看不惯又干不掉”的意思。其实古典音乐就是200年以前的流行音乐，只不过近年因为希望与流行音乐做区分，走上了一条差异化的道路。
现在很多古典乐作品写得很枯涩艰辛，好像一定要做了功课才配去欣赏，但真正伟大的作品真的是写给它的人民听的。所以为什么贝多芬等人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百姓心中都有崇高的地位？因为他打破了这个界限。他们作品的流行是因为超越时空的魅力，而不是因为小众、高雅。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09年春晚小沈阳的小品《不差钱》中，赵本山说了一句话：“这都是艺术家的事儿，你一个服务员掺和什么？”这句话是很有警示作用的。
观察者网：这种做法也不利于艺术自身的发展。
龚天鹏：绝对的。而且赵本山在小品里扮演的角色还是大众文艺工作者，仅仅是因为文艺和非文艺，自己就已经先划了一个界限，更别提从事小众艺术的人了。带着“圈子”的姿态说话，人为设定门槛，本身就已经脱离群众了。
观察者网：之前看到关于您的采访，提到您早年希望成为一名全职演奏家，但后来演出的时候会莫名紧张，所以选择了作曲？
龚天鹏：并不是那么简单，怯场谁都有，但我是真的遇到了一些问题。当时一方面是青春期的叛逆，青少年多愁善感的抒发欲很强烈，而演奏生活没办法安排。每天上学六小时，如果走全职演奏家的路，还要练习至少六小时，最后对创作欲罢不能的时候，只能去做一个牺牲。
我从小酷爱音乐，五六岁时就沉迷于各种古典乐。但是小孩子不可能一下去写作品，肯定是从器乐演奏开始入手。但那时每天练琴的过程都挺不情愿，反而练习结束后自己“玩”琴能玩五个小时，比如想象、乱编，或者将听过的音乐复弹出来，有非常过瘾的感觉。
那时一切都很顺利，所有人都觉得我很优秀，似乎默认我一定会成为一位职业演奏家。13岁那年，为了体现学校包容性、传承性的思想，茱莉亚音乐学院安排我在百年校庆音乐会上做压轴演出，面向全美直播，一时引起很多关注，很多经纪公司、演出机会都摆在面前。
起初我也很享受这种感觉，比如那时正上高中，还有女孩给我送花（笑），有种当“小明星”的感觉。但是踏入职业圈以后，人们会用“历史上最伟大的演奏家”这种标准来要求你，而我自己的性格又特别不平静，敏感到一点点小事都会严重影响心情，甚至影响演出的状态。所以从真正专业的标准来看，我的演奏其实有很多致命的硬伤，只不过在我小的时候，大家都会原谅。
观察者网：被理解为一种“技术上的稚嫩”。
龚天鹏：普通观众可能根本听不出来，甚至我父亲作为钢琴老师，也只是会从大局来看，不会在意一些小细节。所以我的钢琴老师，茱莉亚系主任卡普林斯基教授对我的评价特别精确：“鹏鹏的每一次演奏都是集历史上最伟大的演奏和史上最烂的演奏于一身。”
观察者网：“最伟大的演奏”，是因为你能够跟那些钢琴家一种情感上、心灵上的共鸣？
龚天鹏：内在的对作品的理解，以及音色、层次上的阐释，这些都是我当时的强项，但是总揽大局的稳定性会差一些。再加上那时开始沉迷于听交响乐，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创作，手上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没有魅力了。
小时候听一首《黄河》钢琴协奏曲，就觉得热血沸腾，想象着有一天，如果有一整个交响乐为我伴奏，演奏完毕有人献花，再让我签名，那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了。但是后来接触到马勒、贝多芬、瓦格纳、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当时就被震惊了。跟这些交响乐比起来，我以前梦想的钢琴演奏会太小儿科了。从此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观察者网：可以理解为发现了更复杂更好玩的玩具吗？
龚天鹏：对，就好比以前爸爸妈妈买两个变形金刚，你就开心得不得了，现在突然进入了一个“宇宙式的游乐场”。那谁还有心思练琴？
但首先肯定是不敢说。家里面倾家荡产，房子都卖了，去赌你的成功，然后你……所以那时只能先斩后奏，先是从旷课开始，然后撒谎，编造各种理由不去上课，然后躲在厕所里面写交响乐。每次只要逃课成功，就觉得是一种胜利，典型的美式反英雄主义的想法。
所以那时读了《麦田守望者》如获珍宝，今年5月份还专门为它写了一场（音乐会），专门记录在美留学12年的经历与挣扎，以及东西方的思想上的碰撞、冲突、分歧，是自传体的一部作品。
总之，最后我走上了一条完全幕后的、很平静的全职作曲之路。创作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下一部会拿出什么样的作品。
所以今年艺术节，我们的创作团队和乐团都受到很多关注，但演出之后这一周，我没有给自己安排什么事情，就在家里面穿着睡衣。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快节奏的生活，艺术节的影响力和曝光率、各界的关注都很强烈，所以这种时候主创很容易昏头。所以如果把《启航》比作生孩子，那我现在等于在坐月子。
观察者网：所以你一定要留出一些空白来找回你自己。
龚天鹏：是的，我很好的朋友同事都会说：“祝贺你，但你明年还有两部，别高兴太早了。”
作为创作者，你得时刻保持冷静。演出永远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只是一次演出，把我们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演出各方面相对成功，我们也很欣慰，但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观察者网：确实很成功，我那天去听了，坐在最后一排，大家的掌声持续了很久，然后看到你从后台走出来。
龚天鹏：演出过程中我一直在后台灯控室里放字幕。因为是首演，大家对于总谱都不太熟，而字幕必须与唱词同一秒钟出来，后来实在找不到人了。
观察者网：这么说，总指挥的作用就是，“这个东西找不到人了，只好我上了”？
龚天鹏：对，因为都怕万一搞乱了。但我自己也出错了，明明是我自己准备的文件，但有一页歌词中，我把两个屏幕的歌词放在一个屏幕上了，这样就早了一句。但是放错了也不敢再翻回去，翻回去就更乱了。所以对于我这种强迫症晚期的人，心里真的跟吃了屎一样。
所以本来安排的是我跟词作者毛时安老师坐在一起，演出结束后一起上台谢幕，但后来因为从观众席突然走上台谢幕会显得很奇怪，而我得在灯控室里放字幕，就改为我先上台谢幕，然后由我把坐在下面的毛老师请上来。
灯控室离舞台有好大一圈距离。演出那天，艺术节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在掐完最后一句歌词的时候告诉我，我立马百米冲刺往后台跑。当时身边还有两个拍纪录片的人，扛着摄像机跟着我跑。楼梯多陡啊，机器又那么重，万一跌下去半条命就没了。可我也不好回头跟他们说小心点，那不就穿帮了吗？所以在整个《启航》的创作过程中，真正辛苦的是媒体界的朋友们。
这一冲，就把我的思绪冲得乱七八糟，以至于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百米冲刺之后我上了台，大家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献花，而我被掌声冲昏了头，以至于完全忘了毛时安老先生，他根本没得到机会上台跟观众谢幕。
掌声刚结束，我还在跟主持人打招呼，走下台的一瞬间，突然想起了这个环节。当时脑子里只觉得“完了”，一下子什么情绪都没有了。无论后台多少嘉宾、领导过来祝贺，宣传部、文化部领导也都在贵宾室，我一点心思都没有，到处去找毛老师。
因为这太不公平了。他已经是四零后的老人家，完全是公益劳动，呕心沥血，而且非常尊重我这样一个年轻人的作品。他是特别爱年轻人的一位老人，在创作过程中会说，我完全不改动你的音乐，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填词。所以比起先写词后谱曲，实际上给了他很多束缚。
《启航》词作者毛时安在新闻发布会上 新民晚报记者 郭新洋 摄
观察者网：他等于是在为你的作品义务服务。
龚天鹏：可是你没有抓住唯一的一个让他上台的机会。这是作品的世界首演，是他作为一名创作者最起码的一种尊严。而且这完完全全是我个人的责任。因为那时我只要有一秒钟想到这件事情，给他一个手势，他完全就可以很自然地上台，跟大家见面谢幕。
所以我只能先在朋友圈郑重地发一个声明，说明因为后台凌乱，自己一下子忘了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从这件事情上，我意识到，自己是被一系列的光环冲昏头脑，作品演出之后又骤然松懈。所以那时什么都没想，也不想想是多少人的心血帮你完成了这部作品，而你得到了光环，就把那些和你共同创作的人丢到了一边。
所以首演当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毛老师肯定不会计较，但是巨大的荣誉本来是属于他的，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我也很期盼这个作品能再演，当再演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
其实这也算坏事变好事。这种大起大落的情绪让我以后肯定不会忘记。虽然真的只是一个形式，但是这个形式代表一种态度。
观察者网：能够保持自我反省到这个程度的人真的不多。
龚天鹏：这是应该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家。
我们的传统和西方不同。西方的作品多以作曲家个人命名，连编剧都不会放在节目单上，因为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但我们国家强调奉献，所以就更应当对奉献的人进行表彰。
比如，《启航》本来叫“龚天鹏第九交响曲”，但这是很西方的做法，等于所有东西都属于你，大家都是在为你服务。但我们不可能在票面、海报上写满“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龚天鹏第九交响曲首演”。而且这是不健康的。应该突出作品本身，而我们所有主创人员都是为作品服务的。
所以这是一件很难忘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很值得反思。我们中国人讲究集体奉献精神，任何以作品去追求个人名誉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包括两年前习总书记开文艺座谈会，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艺作品要时刻注意社会效益。如果把作品当成自己的摇钱树或用它追求名利，本身就不值得尊重。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对。
观察者网：说到这里我想到，您在读大学时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有一些中国艺考学生的家长是在逼迫孩子学习艺术，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功利主义思潮，如炒作阶级固化、利益至上。所以有的人可能最原本的动机，就是想藉由艺术达成某种自我成就的目的，而不是尊重艺术本身。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龚天鹏：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是，人们看到的只是媒体报道中的几位巨星，如郎朗、李云迪，因为他们是现象级人物。但是大众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艺术家，虽然水平不亚于他们，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得到这种光环。很多人只是出于爱音乐这种虔诚的信念去学习而已。
尤其是古典音乐这个行业，在大众看来，如果不大红大紫地出名就是失败。可是这个市场怎么容得下那么多明星？而且很多的文艺工作者其实相当成功，我们职业艺术家也把他们视为神话，只不过他们没有走商业包装道路而已。
所以很多人根本对这个领域一知半解，只是觉得像郎朗、李云迪那样努力，就一定能名利加身。其实80%以上的人都是倾家荡产培养孩子，结果孩子到了国外大学无所适从，最后有的人改行，有的人毕业就失业。
其实他们的水平一点都不差，但问题在于，市场本身的容量是有限的。我们茱莉亚学院上周一开学典礼，院长致辞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每个人都成了著名音乐家，那么谁去当听众？
观察者网：而且我觉得，似乎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变得优秀，已经“沉醉”于这种努力当中了。
龚天鹏：是的，很多家长自己都分不清，究竟是为了小孩还是为了自己。我父母在这一点上非常伟大。他们可能曾经有过短暂的望子成龙，因为当时我确实已经走得很远了，如果我自己没有作出这种精神上的选择，而是再向着职业演奏家的方向迈一步，很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了。
当我把这十几年的努力全部推翻，到一个陌生的领域重新开始时，我父母一度崩溃，完全无法接受。但是事情两三个月就过去了，学校派人来劝解，提出给我开一间宿舍，因为当时一见面就吵，所以让我们先分开来住，想一想各自要什么。平静下来以后，我爸妈慢慢觉得，无论怎么样，你还是你，你自己的快乐是最重要的。
这真的是很伟大的心态，因为还有现实上的原因。我当时演出费是不小的一笔收入，虽然学校有全奖可以免学费，我们在纽约租住的地段也很一般，家门口就发生过两起枪击案，但房租依然很贵。这种情况下，如果开始商业演出，首先完全可以拿到工作签证，而且就算在二三线小城市，一个月两场独奏，就完全可以保证生活费的开销。
但是问题在于，别人是买票来听你演奏大师的作品的。说得好听些，如果自己为了挣钱，用很差的状态面对观众，那就对不起他们花的钱。
说得不好听些，为什么国外的艺术家往往艺术生命那么长久？因为他们的饭碗是直接由评论决定的。国外的经纪公司对演出质量有明确要求，有些经纪公司直接规定，超过十篇负面评论立刻与艺术家解约，因为他们靠艺术家的口碑生存。所以哪怕从现实角度来讲，你也不希望这么早就把自己透支掉。
观察者网：这么看，艺术家也不过是商业化链条上的一环？
龚天鹏：没办法，古典音乐已经被迫商业化了。《启航》演出的第二天，我看到一份报纸，美国一个歌剧院曝出丑闻，如果演员裸体出演，报酬翻一番。商业化的社会里，对人的物化还是非常严重的。
观察者网：那你怎么看待把艺术商业化，甚至作为一种手段的做法？
龚天鹏：我一直坚持认为，“商业”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健康、有良知、有道德的商业理念与艺术的结合是珠联璧合，可以创造很多奇迹。而那些低俗、扭曲的现象是人的心术本身的短缺，只顾眼前的利益，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关键要看你的立心正不正。职业钢琴家靠弹琴获得收入，而有人把艺术当作一种追求，都很正常。虽然热爱艺术的人可能为他们有点遗憾，因为他们错过了很好的风景。但你没有资格去道德绑架别人。
而文艺界的一些乱象，如有的明星拍戏，自己一天都不拍，全用替身，却可以得到几个亿的收入，这是完全要整治的。
就我自己的角度而言，我现在没有经纪人和助理，主要因为我喜欢与人直接交流。以前签合同，我可能会不好意思谈钱，但现在我也会先谈好价格。该争取的东西要去争取，这本身就是正常的工作。但你必须要问心无愧，不能电脑随便随便复印拼凑一下，然后开口就要天价。关键还是要有“度”。
观察者网：问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问题，这个还是我来之前“做功课”的时候在网上看到的。
龚天鹏：天哪，你竟然能找到这个。刚刚决定推翻演出事业的时候，我暂时离开家独自住在宿舍里，这是在那个迷茫的时期写的。因为那时虽然摆脱了演奏，精神上有些松懈，但也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一个陌生的新大陆。所以每天写一部天马行空的作品，然后删掉，第二天再写一个，处在这样的瓶颈期。另外一点也是因为刚谈了恋爱，17岁。
观察者网：所以“少年情怀总是诗”吗？
龚天鹏：确实是经历过一段“愤怒”的时光。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发自内心的东西，凑格式的动机居多。
观察者网：最后想请问一下，之前有看过观察者网吗？
龚天鹏：之前可能看过你们的报道但没太在意。最近关于《启航》的报道我看到了，是所有媒体中最令我感动的。因为大多数报道都以通讯方式来写，但这篇文章记录了观众的真实反响。
每次演出结束后，我都会去百度、微博搜自己的关键词，但很少看到报道能真正关心最普通、跟我毫不相干的观众。我特别关注这种真实的反馈，这是对自己作品的一种认知，我希望哪怕音乐素养不是很高的人也能听懂。
观察者网：采访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对观察者网的支持！
以下是上海爱乐乐团发布的《启航》演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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