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世界需要担心金德伯格陷阱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朱云汉】

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已故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是研究国际经济的权威，他最脍炙人口的著作是对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历史起源之分析。

他认为为国际贸易可以增进各国经济福祉并带动世界经济持续成长，但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有效提供国际公共财。（观察者网注：“公共财”更普遍的说法是“公共产品”，下同）

这些公共财包括和平秩序、产权保障、开放贸易体系，自由航行，稳定的汇率或通用交易货币，度量衡与各种交易规则的标准化，以及在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时，适时为世界经济注入购买力以拉抬需求，在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时及时注入流动性，积极扮演全球信用体系的最终担保人角色。只有唯一超级大国才有能力与意愿提供这些公共财，大多数国家都会选择搭便车。

6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届年会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发

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出现，就是因为当时出现国际领导权青黄不接。英国在一次大战后元气大伤，已经无心也无力提供公共财，美国在巴黎和会后全面转向孤立主义，毫无意愿接下大英帝国遗留的领导地位真空，世界经济体系乃出现公共财供给严重短缺的问题。

一战以后国际经济秩序在保护主义冲击下动荡不安，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蔓延全球，贸易战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导致希特勒上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记取历史教训，承担起国际公共财供给者的主要责任，为战后各国经济重建与长达七十年的世界经济稳定成长奠定了基础。

最近哈佛大学的奈伊（Josephe Nye）教授抛出一个问题。他认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在讨论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时，都担心中美关系是否会掉入“修斯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其实我们更应该要问世界经济是否会掉入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前者是取材于崛起中的雅典与既有强权斯巴达之间最终难免一战的历史教训，而担心中国是否会强大到威胁美国的安全，而导致历史悲剧重演。在目睹特朗普政府急于抛弃国际公共财主要提供者角色时，奈伊认为更应该担心的是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财主要提供者角色时，中国是否有能力与意愿填补这个真空，否则世界再次出现公共财供给短缺的危机。

不过，奈伊可能高估了当前美国在维持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作用，也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能力与意愿。就经济影响力而言，从2013年开始中国跃升为最大商品贸易国，美国失去六十多年的龙头地位。以购买力等值计算，从2015年开始，七大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印尼与土耳其）的经济规模已经追赶上G7。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七成，他们已经是全球化的支柱与新动力来源。

近年来中国也开始全方位提拱补充性或替代性公共财。例如：因应金融危机的换汇机制，跨境支付系统、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卫星定位系统、远洋护航、和平维持部队、开发援助、基础建设融资，以及推动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效益将可直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而其规模更大。从去年杭州峰会开始，中国已经在G20架构下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九月份李克强在北京与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六大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第一次“1+6”圆桌对话会，协商如何促进建构开放、包容、活力的世界经济，更让全球瞩目。

图片来源：新华社 李涛 摄

其实，特朗普很快就会发现美国没有退出全球化的选项。如果华盛顿开始全面拆解全球化架构，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必然动摇，华尔街的核心地位也会不保，这无异于经济自杀。美国在众多生产领域已经没有自给自足的可能。底特律汽车工业很难摆脱墨西哥零组件供应链。通用汽车的最大获利来源是上海通用，别克汽车百分之八十的销路在大陆市场。苹果手机的生产基地迁回美国的构想也根本不可行。

奈伊所描绘的美国盛世下的太平（Pax Americana），是对复杂历史的选择性诠释，因为他对美国霸权的两面性避而不谈。在美国霸权之下，除了她最亲密的盟友可以分享特权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顺从者。他们受惠于这个国际秩序所提供的和平与经济发展机会，但也只能接受美国霸权体系下公共财长期供给不足或品质欠佳，承受美国不时将公共财成本任意转嫁，以及忍受强加于人的公共之恶（public bads）等问题。

多年来世界银行的增资提议都遭遇美国否决，让世界银行的功能不断萎缩，无法满足开发中国家基础设施长期融资需要，可是美国又阻挠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的创设。美国对新兴领域创设治理规范（例如抗全球暖化）经常消极以对，极端气候带来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不断上升。这就是公共财长期供给不足。

例如，美国的中东政策与推翻政权的做法，是伊斯兰教世界激进化与政治动乱的根源，让西欧饱受恐怖主义与难民问题之苦。美国强迫亚洲各国打开资本市场与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兴风作浪，华尔街有毒金融产品泛滥。这些都是公共之恶。

再者，IMF提供的紧急纾困方案极为严苛，常导致窒息性经济萎缩。在七十年代初尼克森震撼之后，美国已无法提供稳定的货币秩序，并长期滥用国际铸币特权，但又阻挡将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机制升级为超主权货币的提议，并对中东国家施压要求石油交易必须使用美元，也不断防范欧元挑战美元，就是独家提供劣质公共财。

过去其他国家无从选择，因为美国只提供她意识形态认可的公共财，长期阻挠国际公共财提供的替代机制出现，更极力防范新兴大国取代她的龙头地位。而美国在联合国机构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内早已失去领导威信。

所以，固然美国霸权衰退会导致国际经济秩序震荡，但美国的逐步退位，也可能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提供历史良机。

（作者为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大政治系合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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