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从中韩货币互换协议看韩国经济的两难走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钟】

就在前几天，几则有关韩国的经济新闻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条是在经历了艰难的谈判之后，中国和韩国的中央银行终于续签了两国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到560亿美元，时限三年。在另一条新闻里，韩国三星电子的CEO及三星集团副会长权五铉突然宣布辞职，震惊了电子行业的业内人士。

在第一条新闻中的中韩货币互换协议，最初是在2009年4月经济危机的顶点时刻签订的，目的是为了在关键时刻央行能有充足的外汇资金支持，防止金融风暴扩散，提升市场信心。目前韩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800多亿美元的规模，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份货币互换协议在目前更多是起到一个昭示中韩两国政治关系缓解的信号作用。

除了中国，韩国只跟阿联酋、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印尼存在货币互换协议

与之相对的，韩国在2001年经济危机时曾经和日本也达成了类似的央行货币互换协议，金额达到130亿美元，期限十年。2011年续签一年，为了应对当时的欧洲债务危机，金额升至700亿美元。2012和2013年韩日的货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金额则先后降到13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2015年年初韩国和日本没有在协议失效前再次续签。直到2016年8月韩国和日本重新开始建立货币互换协议的谈判，但是到了2017年1月谈判中止。

从中日韩三国之间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和金额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央行货币互换协议一直都受到三国之间的政治合作和矛盾演变发展的影响。之前曾有媒体报道中韩货币互换协议谈判艰难，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在韩国与美国合作部署萨德系统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从两国经济体量和外汇储备规模上来说，中韩货币互换协议对于经济的实际作用不是很大，更多的突出了政治含义，是韩国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的一个正面信号。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直在中美两国之间左右逢源的韩国从来都是两面下注。朴槿惠在任期间和中国签订了双边贸易投资协议，加强经济联系。但是政治上却和美日靠近，开始部署萨德。文在寅上任后和美国特朗普就北朝鲜问题多有分歧，而和中国在政治上争取缓解矛盾，建立合作以遏制美国特朗普的军事冒险冲动。但是在经济上，韩国实际上却开始向美国靠拢。

2017年9月的时候，韩国产业和能源部部长白云揆（Baek Woon-kyu）就在18日于首尔举行的“半导体与表现器产业集会”上对韩国半导体行业的大佬们严厉指责。据说他在会上质问三星电子的CEO及三星集团副会长权五铉关于在西安投资扩产的决策，如果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赶超上韩国半导体公司，韩国半导体公司是否会像其他韩国公司一样丢失市场。同样的，海力士的老总和LG的老总也因为他们在无锡和广州的投资计划分别遭到韩国官员的严厉批评。

当地时间2017年10月13日消息，三星电子星期五宣布，公司首席执行官、副董事长权五铉（KwonOh-hyun）已决定退出公司管理层。权五铉将在2018年3月辞去三星电子首席执行官、三星Display首席执行官职务，并退出三星电子董事会。（图片来源：东方IC）

同时，现任总统文在寅的亲信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主席金相九在10月份在美国会见美国投资基金大鳄和财经媒体，他在会见时向美国投资基金大老们发出投资韩国企业的邀请：“带钱来吧，越多越好。”

这个表态，正是向那些多年来企图增加韩国企业话语权的华尔街大鳄伸出的橄榄枝。而金相九手中的权力职责，正好包括反垄断调查、偷漏税调查等等方面，恰好管控韩国最大的一群企业财团。

我曾经在今年年初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美国对冲基金大佬保罗·辛格尔（Paul Singer ）和三星集团之间的历时数年的恩怨纠葛。那一场对抗虽然辛格尔没有能在金融市场上获得胜利，但是之后三星集团的太子爷李在镕却也锒铛入狱。而辛格尔和三星李家的矛盾根源就是李家希望通过关联企业并购来加强对三星电子的控股权，以躲避家族掌门交替带来的巨额遗产税负担。

而金相九和辛格尔一样，都和三星集团有着历史恩怨。还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还是一名学者的金相九在三星股东大会上就公司治理问题和当时的三星集团CEO尹钟龙当众发生争执，随后被三星公司的保安拖出会议室扔出办公大楼。

而尹钟龙在2008年从三星集团CEO一职卸任的时候，权五铉也在同时被提拔成为三星电子半导体事业部门的负责人，直到今天成为三星电子的CEO和三星集团的副会长，是“太子爷”李在镕入狱后被托孤摄政的三名共同CEO之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金相九在总统竞选期间就是文在寅的经济政策顾问。文在寅就职以后，提名金相九做公平贸易委员会主席，但是遭到了议会反对。文在寅不顾议会反对，强行通过了对于金相九的任命，对其的宠信可见一斑。而金相九上任后的三把火之一，就是新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调查韩国大型家族财团是否通过非盈利慈善基金会来偷逃遗产税。

当地时间2017年6月13日，韩国首尔，新任命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主席提名人金相九的委任状授予仪式在青瓦台举行。（图片来源：东方IC）

如今，三星电子公告今年第三季度营业利润同比增长178.9%，达14.5万亿韩元（约合845亿元人民币），而半导体的营业利润占其中三分之二。在公司业务利润新高的顶峰之时，权五铉却在引退的理由中重点提到了三星集团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As we are confronted with unprecedented crisis inside out）。

综合前面提到的韩国政府高官的言行举止，我们不难理解权五铉辞职背后的真正原因。而当我们把眼光从三星转向整个韩国产业政策变化，可以得出结论，韩国政府中的某些部门正在利用手中的权力，结合美国的金融资本，在迫使韩国企业财团从东向西转向，建造一道阻挡中国产业升级的首尔防线。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市场，这是全世界企业经营者都无法忽略的现实。韩国财团如三星、LG、海力士等也不例外，这也是他们之前制定增大在中国投资的根本原因。但是，韩国政府采取的这种与中国对抗的经济政策，却错误估量了中国发展高新科技行业的决心和能力。

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转型期，过去两三年来在机器人制造、航空航天、电动汽车、芯片、人工智能等等未来的尖端领域的相应政策和投资都在逐步展开。而这些政策和投资的效果将在未来五到十年逐步展现，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冲击下首当其冲的正是韩国这样的新兴发达国家。

以汽车制造为例，韩国汽车制造业一直以来走的是日本汽车业的老路。当日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大规模出口汽车到美欧市场的时候，日本车首先抢占的是低端市场，以省油、价格低廉、和质量可靠取胜。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日本车在美欧进入中产家庭标配汽车的行列，少数品牌还成为高档豪华车型的代表。

在2000年以后，韩国车也开始沿着日本车的道路打入美欧市场，一方面保持标价低廉，另一方面大力宣传自己超长的保修期，最后凭借价格优势和大规模的市场宣传，成功的挤进美欧的低端汽车品牌市场。但是，直到今天，韩国汽车在美欧还没有完成向中端汽车品牌的转变，仍然是依靠着价格取胜的低端品牌。

中国的汽车市场发展迅猛，这也促使了中国本土的汽车制造业在历经波折之后也有了飞速增长。韩国汽车曾经在中国也有接近10%的市场占有率，但是在竞争压力下，在急速扩大的中国市场中，目前韩国汽车的占有率只有5%左右。

而中国制造的汽车，现在也逐渐的开始从专注国内市场开始向开发世界市场买进。在生产质量上，中国制造的汽车已经没有问题，比如福特公司已经准备在中国生产福克斯品牌以供给美国国内市场。但是在品牌辨识度上，中国汽车在国际市场仍然处于劣势，因此中国制造的汽车的出口也将走日韩汽车品牌的老路，由低端品牌打开市场，慢慢向中高端提升。而正处于低端品牌的韩国汽车毫无疑问将是中国汽车面对的主要对手之一。

2017年7月29日，北京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金融展上，中软高科展台中软高科智能芯片系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类似的情形已经在手机、家电、钢铁、液晶面板等等行业中发生，而在造船和内存芯片等等领域，中国制造在大规模投资和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也正在缩小与韩国的差距。当中国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中上部分攀爬的时候，地理位置接近，处于价值链上比中国高一点的韩国很自然的就成为中国产业在争夺市场时需要竞争的主要对象。

朝鲜半岛局势依旧复杂险恶，中韩在维护地区和平上的根本利益还是一致的。能否通过政治杠杆撬动经济合作，让韩国产业政策尽可能的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助力，不再成为阻力，这是考验决策者的一道关键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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