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攻愚： 意大利与利比里亚——球星政客的培训基地与实验田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攻愚】
提到高俅这个人名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汴梁宣武军草根娱乐圈领军者，东坡门下行走，大宋北狩之帝肱骨，梁山匪患的噩梦，十二世纪东亚蹴鞠教父，永不停歇的儿媳妇拣选师……
在文学名著《水浒传》和一系列古典白话小说的塑造中，他是奇技惑主的佞幸，残害忠良的奸臣。
不过如果能开个脑洞，让高老师穿越到现代并把他放到五大联赛，他会有怎样的人设？笔者以高俅作引子也无非是想说明，当下有类似高俅成长轨迹的人才并非罕见，且有越来越多的态势，即以退役足球明星的身份进入政坛。
广义上讲，通过各类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频繁地读到球星退役后投身政界的新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选择政界中和体育类瓜葛比较多的部门，利用原来球员时期的人脉和人气担任诸如内阁体育部长等职务，情理和法理上都很能说的通。但本文首先要理清一个讨论范围：只讨论退役球星有志成为纯粹政客的那种现象。
这类人在转换志趣后渐渐从原来的职业圈子中剥离开来，而且有较为鲜明的政治理念和清晰的政治派别归属，甚至某些还有种匡扶世道的雄心。
这股雄心目前正在非洲西海岸的利比里亚鼓动着——该国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大选冲刺前的准备工作。说到高俅又说利比里亚，聪明的读者估计已经猜到了本文的话题人物之一：乔治·维阿。
就在几天前欧洲足坛有一个花边新闻，阿森纳主教练温格在新闻发布会上祝贺自己的弟子成功当选总统，结果闹出了一个乌龙，因为大选结果尚未出炉。
经典的长途奔袭
维阿在70后球迷的脑海中绝对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记，1995年他一举将欧洲足球先生（力压德国轰炸机克林斯曼和芬兰尖刀利特曼宁）和世界足球先生全部拿下，成为非洲足坛历史第一人；而且在1996-1997赛季的揭幕战AC米兰对阵维罗纳的比赛中实现了从本方禁区一路杀到对方门前破门的壮举，这次长途奔袭曾被意甲官方集锦当过多年的片头画面，震撼力和话题性十足。
虽然此后非洲大陆又出现过喀麦隆的埃托奥、科特迪瓦的德罗巴等世界一流球星，但从足球先生这一足坛最高荣誉的标准来看，后二者从未接近过这个高度（虽然埃托奥曾排名第三）。
现在维阿正在向另一个人生巅峰迈进，而且这也是他第三次向总统宝座发起冲击，即便是再次失败，他目前已经取得的政治成就也是其他退役球星很难企及的，况且这次他的呼声极高，民调显示他有相当大的概率成功当选。
当地时间9月30日，维阿在布坎南市在为竞选造势（图片来源：东方IC）
来自意甲的“高俅”群像——为何总是来自欠发达国家？
如果说2005年乔治维阿首次参选总统有些平地起惊雷的味道的话，另几位有相同人生轨迹的球星也不能完全算照猫画虎，每个人单个拿出来都能讲出他们独特别样的故事，典型代表是卡拉泽和舍甫琴科。
巅峰时期的卡拉泽在红黑军团也曾享有世界第一左后卫的美誉，退役后转攻政坛，并在能源部门长期深耕，目前是格鲁吉亚副总理和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而且他也虎视眈眈在为2018年格鲁吉亚总统大选做准备。
另一位则是有着“乌克兰核弹头”之称舍甫琴科。甫一退役便加入了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并且凭借他在球员时代积累的影响力成为了乌克兰国家养老基金主席。
笔者在此举出以上几人作为事件切片以观全局，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在玩真的。类似的诸如阿森纳后防名宿坎贝尔和法国老球痞坎通纳也曾扬言有意进军政坛，但除了在媒介激起了些许浪花之外便草草收场了。
从著名球员到救灾总理，国内媒体对卡拉泽的报道
综合过往约二十年的历史，我们大约可以做出一个结论，“高俅”现象基本发生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原因何在？
以维阿的祖国利比里亚为例，地理小白乍一听到这个名字很可能把它和那个“北非小油霸”利比亚混淆。其实把这个位于非洲西海岸的小国的名字打在观察者网主页的搜索栏里，读者对此地会有个虽不全面但也偏差不多的了解——搜索结果基本只有两类：维和和病毒。电影《血钻》中原本描述塞拉利昂的一句经典台词套在利比里亚头上也大致准确：“这是一片被上帝抛弃的土地”。战乱频仍，政局板荡，传染病肆虐，虽有各类国际人道组织的援助，但人民生活仍苦不堪言。
再看卡拉泽的母国格鲁吉亚，位于西亚和东欧的交汇点，绰号“高加索火药桶”，到2015年该国国民平均月收入还不到700美元。
至于舍甫琴科的母国乌克兰就更不用多说了，橙色革命之后接着闹广场革命，十多年来已经被西方和俄罗斯撕扯得四分五裂，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下降。而且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处于欧盟北约与俄罗斯拉锯战的前线，也是“凉战”的前哨站。
这几个国家虽处不同大洲，国情也有不少差异，但我们还是能找出其中的共性，即它们的政治架构本身很不稳定，有一种脆弱的开放特质，且法制很不健全，是暴富的大亨和政治赌徒的乐园，能让原本掌握较少政治资源的球星短时间内暴涨政治人气（相对发达国家政坛系统的封闭性和稳固性来讲）。
2014年12月，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参加应对埃博拉疫情快速反应演练（图片来源：新华网）
平心而论，1995年维阿的金球奖（欧洲足球先生）很难脱政治干系，这一年是该奖首次面向非欧籍球员开放，他仅凭借当赛季后半段欧冠的高光时刻一举夺魁，免不了政治正确风向主导下的瓜田李下，出身中产阶层的维阿带着第三世界球星代表的光环回到国内，走的也是泛民路线，成为了民主改变党（Democratic Change）的党魁，权势日隆，一个政治素人在第一次参选就差点爆出冷门，遵循的恰恰是其国内“明星带班底入仕”的法则。
卡拉泽和维阿和舍甫琴科不同的是他在球员和政客之间还有一段短暂的商界过渡期，乍一看是以商界名流的身份入局，很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商“普世价值”，但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他的行进路线走的是苏联解体后能源大鳄侵吞国有资产，损公肥私的微缩版，他所在的格鲁吉亚梦想民主党（Dream–Democratic Georgia）的大佬就是能源大亨伊万尼什维利，卡拉泽自己创业搞的卡拉基金会（Kala Capital）已经被格鲁吉亚国内某些媒体指责有“白手套”嫌疑，通过卡拉基金会的挂靠，再加上卡拉泽在球员时代就长期为能源战线代言，其积累的人脉和政治资源让他平步青云，在2012年拿到了内阁能源部长的位置。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即无论维阿、卡拉泽还是舍甫琴科，他们进入政坛后所归属的政治派别的名字无一例外都带有一个“民主”的字样，分别是民主改变党、梦想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当选国会议员后的舍甫琴科，被中国球迷戏称为从CCTV5到CCTV1的男人（图片来源：CCTV截图）
这几个欠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促进人民生活福祉方面实在是乏善可陈，但政治理念却相当有国际范儿，走的是最高端最时髦的权力分配游戏规则：多党轮换制和政治普选，大小议会和上下两院，拷贝的那都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架构的“精华”。这两个方面构成的张力和反差，让“球星治国”有了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为何他们都来自意大利？
眼尖的读者估计早就发现了，上述典型的三个例子都出自同一俱乐部——AC米兰，这也是个巧合吗？AC米兰作为意大利联赛传统的北方三强之一，俱乐部本身的运作就带有浓重的政治因素，像贝卢斯科尼这种长期既是国家总理又是俱乐部主席的“一马双跨”早就是欧洲各大足球媒体抨击的对象。虽然他为了避嫌之后辞去了俱乐部主席的位置，但几十年来他在俱乐部上下塑造了一个效仿模版并为其注入了“球政”二元结合的经营理念。
如果说AC米兰是“高俅”现象产生的教父级俱乐部，那来自都灵的邻居尤文图斯也不遑多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走的更远更深。车迷们肯定对阿涅利家族这一“平民王室”的各种轶事绯闻如数家珍，作为意大利全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总掌门人，相比AC米兰来说，掌控尤文图斯的阿涅利家族以一种较为隐秘的方式和北非和东欧的政坛高层暗通款曲。
如果说2006年爆出的震惊世界的电话门事件，仍尚未清晰地暴露出斑马军团的幕后老板是如何当初长袖善舞向北非搞利益输送，那么直到2011年卡扎菲倒台，公众也许才更加明白当初俱乐部总经理莫吉的那句话“一千辆法拉利也换不来一个小卡扎菲”是何种深意。
当地时间2017年5月18日，意大利罗马，尤文主席涉嫌勾结黑手党，小阿涅利出席听证会表情不悦（图片来源：东方IC）
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小卡扎菲的足球水平估计在第四级别的意大利联赛都难以立足，但通过其父的关系居然在能在意甲的多只球队效力并有不少上场时间，而且退役后一度出任尤文图斯俱乐部的股东。
小卡的这个“政坛——球坛”的反向路线，可以和维阿、卡拉泽和舍甫琴科的“政坛——球坛”路线相参照，这个双向通道勾勒出的这道“球星是潜在的政客，政客台上反哺球星”的独特光谱，映射出的也无非是足球产业越来越深度的成为资本逻辑的玩偶。
身披桑普多利亚球衣的小卡扎菲（图片来源：新浪体育）
但此现象在意大利的独具一格性还有别样的因素，也是欧洲其他几个同样有着深厚的足球文化的强国所不具备的，这就不得不提意大利国内一度搞的风生水起的“五星运动”。
去年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的一篇谈五星运动的文章较为精细地叙述了这个运动的来龙去脉，其中的这一句话破耐人寻味：“他们认为政治不应该成为一个职业，所以任何人连任政府职务两届后就应该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参与社会生产。”
表面上看起来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和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能互相唱和，但仔细分析，这个运动还是更深层次地植根于意大利本土的，自工业时代以来的那种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倡导所谓的“政治不应该成为一个职业”，即反对政府部门官员培育的程序化，排斥“职业”官僚体系。五星运动的缔造者贝佩·格里洛本人也是演员出身，从小混迹于酒肆茶馆中，那么球星怎么就不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呢？
2017年4月中旬，意大利蒙扎，五星运动的骨干合影（图片来源：MonzaToday）
意大利有着一整套给“五星运动”诸如此类的组织打造的政治生态圈，其本身的政治导向也具有鼓励体坛明星成为政客的潜在号召，那么在意甲联赛摸爬滚打过的球星们汲取了“前辈高俅”的励志故事，回国后实践一番也是顺理成章的。
余论
前文中提到的几个“高俅”后辈还有一个特点，即他们是本国体坛贫瘠的“爱豆生产线”中罕见的亮点，是几十年难一遇的全民偶像，这和能批量产出球星的，虽然也处于第三世界的南美国家还不一样。
由于国家工业实力的软弱，导致这些国家的体育产业链这个能搞文化软输出的图谱残缺不全，所以资源只能向这些极罕见的全民偶像倾斜，政府换届选举活脱脱异化成了娱乐选秀。在这个选秀场中，意大利看似奇异却带有必然的成为了培养基地，于是某些欠发达国家也就成了“球星治国”的实验田。
米兰南看台球迷集体打出“代售”讽刺俱乐部管理不善（图片来源：新浪体育）
况且足球本身的竞技属性天然能和政治相黏连，目前欧洲的政治大方向和气候偏向弹压公众在公共领域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而足球比赛成了这一领域的“飞地”，极右翼势力往往和狂热球迷团体有紧密联系，比利时布鲁塞尔恐袭案发生之后，国内的极右翼势力抱团冲击穆斯林聚居区，其前台的身份就是安特卫普和安德莱赫特的狂热足球粉。卡拉泽和米兰臭名昭著的“南看台”球迷有着紧密的关联，这是他退役获取政治人气积累的第一桶金（南看台曾经有专属的格鲁吉亚后援团），也左右了他在政坛的派别归属。
观察者网的读者以往以猛烈的火力，抨击在对西方政治体制简单低质量的推崇下产生的“讼棍治国”、“演员治国”现象；类似地，“球星治国”的出现不也是合情合理的吗？遍观全球，当下信息传播模式下催生出来的新型的政治生态，以及资本操控下的政坛明星塑造模式，为这个选秀场某个角儿打call的可不仅仅是看客，也是这个场子一旦塌下来的承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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