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育川：西方对中国经济存在多个理解误区

【翻译/观察者网青年观察者黄郁】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力。这并不令人意外。它在以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撼动着世界地缘政治平衡的同时，也在挑战着市场主导型资本主义以及西方民主制度的普适性。反过来，中国也成了各种焦虑症的避雷针。例如，白宫已将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尽管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中国的顺差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美国的观察家们在诸多方面对中国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这并不难理解。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要恰当概括出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且各地区间资源与经济活动分布极为多样化的国家，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同时，西方与中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差异总会轻易激起各种未经审视的不理智情绪。

同时，对于学者而言，由于缺少一个能够获得大家公认的用以分析中国经济的框架，各方观点很容易发生冲突。数十年前，在苏联的全盛时期，大学纷纷开设有关中央计划经济或“过渡”经济的课程；而随着苏联的垮台，这类学术分析渐渐就消失了。如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正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被世界各国仔细分析研究，这个国家的金融、财政、贸易和社会福利体系间的紧密联系使其成了一个与西方体系完全不同的异质文明。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9月14日刊发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黄育川高级研究员的文章《西方对中国经济存在多个理解误区》

由于缺少一个用以分析中国的恰当框架，西方对于中国未来的各类预测大相径庭。当前一些流行的观点如下：中国的高债务水平必将导致金融危机（尽管其债务所占GDP的比例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排在中游）；美国企业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因为后者开给员工的薪酬极低（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翻了5倍）；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大量投资导致了美国本土就业岗位的流失（尽管过去10年里美国的全部对外投资中，只有不到两个百分点进入了中国）。

如果以上这些基本分析均出现差错，那么西方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也出了问题。

多年以来，皮尤公司和盖洛普公司的年度民调都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已将中国视为全球经济的领导力量，大多数欧洲人也持这一观点。然而，除上述两地之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众却大都仍然视美国为领导世界经济的核心力量。这种感知差异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政治家们极易受其所处位置及其选民情绪的影响。

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看待中国时会抱持不同的观点呢？因为美国和欧洲过于关注自己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将其视为自身经济虚弱的标志；而基本上，除欧美以外的其他国家都在对华贸易中保持着顺差，同时很多国家也都意识到，一国的经济实力更多地来自该国的经济体制以及人才资源，而非单单来自贸易。

对于一些意识形态倾向严重者而言，中国经济的上升态势威胁着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信条，这一信条的基础是自由市场、民主政体以及人权的神圣尊严。这些关切常常以争论的形式出现，争论的话题可以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是对个体自由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判断。美国与中国的对立立场总是被漫画式地夸张，而事实上两国间的共同点远比两国间的差异与待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要经济体都严重受挫，而中国却依然保持了稳定增长，在此之后，西方学者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变得更具现实紧迫性。中国模式的批评者认为中国应该为西方的这场灾难买单，他们警告中国，这种不均衡增长（相对于其经济规模和高额对外投资而言，中国民众的消费过少）会使欧美更加难以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而从长期来看，这种不均衡甚至会危害中国自身。因此，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现任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华盛顿一直在敦促北京刺激居民消费——如果中国想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话。

中国的经济现状并非像某些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深陷危机

尽管“均衡”比“不均衡”听来感觉上更让人放心，但这种感觉很可能是被误导了。不均衡增长无可避免，它是相当成功的长期增长过程的意外结果。消费GDP占比的下降及投资占比的相应提升，其实是大量农民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乡村经济活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的城市工业生产中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即使人均或家庭消费增加了，消费在GDP中的整体占比也难免会有所下降。

在中国这样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农民消费了他们生产的大多数物资，因此消费量相对于农作物产量而言其比例是相当高的；而当农民迁移到城市工业经济（例如电脑装配）中时，他们会得到数倍于农业劳作所得的薪酬，他们的个人绝对消费额随之也大大增加；但同时，和零件及工厂建造成本相比，工人工资（及其带来的个人消费）在工业产品价值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农业劳动力向工业的平稳迁移带来了消费GDP占比的下降，也带来了工人人均消费量的提升。不均衡增长因此导致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成为主要的产品制造国和贸易力量——这与日本、韩国甚至一个世纪前的美国所曾经历的过程是非常相似的。

除了所谓的不均衡增长，世界金融市场还对中国急剧增长的债务/GDP比例以及房产泡沫倍加关切。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为首的专家，以及以国际清算银行和穆迪分析公司为首的各类机构纷纷提出警告：所有遭受类似债务增长的经济体都曾经历过金融危机，中国也不会例外。

而事实上，中国的情况确实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并非因其能免于经济压力的影响，而是因为其特有的经济体制架构。更乐观的观察家们指出，中国大多数债务是公共的而非私人的，资金来源于国内而非国外，而且居民的家庭负债通常也处于较低水平。然而，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观察家都没注意到，10年前的中国还不具有成熟的私人房地产市场，一旦这一市场成型，信贷就会激发基于市场的土地价值——其价值此前一直被中国的经济体制所掩盖。这种激发的结果是房地产价格在过去10年里，整整增长了5倍。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的资产价格是否能继续维持，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债务危机的出现就难以避免。事实上，中国的住房存量近年来已有所下降，可购性也有所提升。许多分析师为了了解中国房价是否过高，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主要城市的房价，但通常这类比较的对象是更富有的城市，如香港、新加坡、东京等，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比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要低很多。

中国的财政状况的确值得关注，但并非像某些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已经深陷危机。中国的大型国有银行体系在贷款上确实有些宽松，但事实上信贷扩张的过大压力都来自于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中很多都没有能力提高自身财政收入来为社会和基础设施服务提供资金以支持快速的经济增长。他们之所以能够勉力维持，全靠向国有银行借来资金以负担这部分支出。因此，中国的债务问题并不是典型的银行问题，而是财政体制薄弱的结果。

贸易问题

对很多中国观察家而言，社会稳定是这个国家面临的真正风险。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比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要快得多，环境问题已成为很多抗议活动的重要原因，严重的腐败现象被认为是阻碍经济增长和破坏制度稳定的主要因素。

帮助较贫穷内陆地区和修补社会保障体系的努力开始缓和收入差距带来的问题。政府也开始着手解决环境问题，因为一个更加关心生存环境的中产阶级的兴起使得这样的政策成为重要的政治责任。

国际贸易是另一个主要问题。许多美国人同意特朗普及其主要顾问的看法，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与中国的大额贸易顺差息息相关。然而事实上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任主席、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写道：“每个主修经济学的学生都会知道，各国的经常账户余额是自己国家内部决定的，而不是由贸易伙伴决定的”。基本的会计原则告诉我们，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原因是政府预算赤字过高以及家庭消费超出偿还能力而导致的国家储蓄相对于支出的短缺，而非那些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如中国）造成的。

如何直观地向非经济学专业人士解释这一点？仔细分析历史趋势就能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美国的贸易赤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增加，并且在2007年左右增速开始放缓；而直到2004-2005年度，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才变得显著。也就是说，早在中国获得巨额贸易盈余之前，美国就已经出现巨额赤字。既然如此，中国为何还要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负责呢？

更多的双边直接投资将有利于美中两国

对问题认识的混乱始于中国成为其他亚洲国家所生产零部件的最终装配地。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双边贸易逆差还主要来自经济较发达的东亚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从亚洲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份额并未变化，但在本世纪初，中国成为区域生产网络的最后一站之后，这部分产品的制造活动大都转移到了中国。

传统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全部对外直接投资（FDI）有太多进入了中国，导致美国国内的岗位流失和竞争力下降。而事实上，尽管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在过去10年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约1至2个百分点进入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全部对外投资中也只有3至4个百分点进入了美国。

当然，某些“避税天堂”的存在意味着实际的投资数额可能更高，但与美国经济规模相当的欧盟在过去10年里对华直接投资的年均数额大约是美国的2至3倍。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欧盟的制造业产品比美国更能满足中国的需求。欧盟对中国的出口的主要是机械、汽车以及高端消费品，这些产品需要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流来打开市场并提供相应服务。

相比之下，过去10年来，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最主要产品只是油籽、谷物以及可回收废物（包括废金属和废纸），而这些废物不会计入外国直接投资。当然，美国对华出口还包括波音公司的产品。不过，波音公司直到最近才在中国舟山开设了第一家工厂，而早在2008年，其欧洲竞争对手空中客车公司就已在中国天津设立了制造工厂。

在吸引中国的对外投资方面，欧洲再一次在吸引力上打败了美国，因为中国和欧洲的工业结构比中美两国更加互补。此外，欧盟也是中国产品更容易进入的一个市场，因为它提供的合作伙伴不会像美国那样聚焦于国家安全问题，如果一个欧盟国家限制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中国企业仍然可以借由其他的成员国进入欧盟市场。相较而言，尽管中国企业也有可能与美国各州建立伙伴关系，但总体上，相对于欧盟提供的更为开放的市场环境而言，支配一切的美国联邦政策对中国投资者是非常不友善的。

促进双向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将同时有利于美中两国，但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抵制任何鼓励美国公司在国外增加投资的协议。不过，即便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继续推动已进行多年的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乃至最终签署也应该成为美国的工作重点。

美中之间未必是零和游戏

在评估中国经济时，问题不在于争论应该对其持批评还是赞赏态度，而是在于提出一个能够通过它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现实的框架。现在，关于中国的辩论往往反映了学者们对于美国在影响中国经济决策中所承担角色的误读。西方对于经济的概念是建立在开放市场以及市场中企业间的自由竞争之上的，而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各级地方政府也是竞争激烈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竞争压力不仅仅来自于市场和企业，也来自地方政府的参与。由于没有将这些因素同时纳入考虑，导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状况产生了误解。

如果中国能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平稳增长，这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益的；只有当中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都得到准确评估和解决，这种发展才能得到最坚实的保证；而若是误解了其债务问题的性质——例如不承认这是财政问题而是银行问题，就会误导改革与政策调整的方向。目前中国有着世界上对来自外国的服务业投资最严格的限制，开放中国市场不仅能发挥美国的优势，也可以刺激两国间的竞争和知识交流，从而使中国变得更具创新性。因此，当前的讨论更应该聚焦于如何商定签署双边投资协定，而非对华施加惩罚性关税。

此外，西方无需担心中国不平衡的增长模式，而该把重点放在说服中国给予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经济服务上，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社会公平，也会刺激个人消费的增长，同时有助于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从而缓解全球贸易的紧张局面。最后，在地缘政治层面上，各国之间的经济差异能够而且确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担忧，但最终这一切不必一定是一场零和游戏，各方都成为赢家是可能的。

（青年观察者黄郁译自9月14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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