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欧洲努力了这么多年，秦始皇2000年前就帮中国干完了

欧洲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犯了错。

首先是制度能力的问题。欧洲一体化之初，欧洲政治精英设计一体化模式时，是要在过去代议制为基础的民主国家之上附加一层精英政体，用欧洲人的话讲，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式主义”的政体，让它不受大众的干扰，由一些政治精英、专业人士来推动一体化向前走。所以，欧洲一体化很像一座古希腊神殿，上边是一个房顶，下面有不同的柱子，每个柱子下面是不同的一体化的领域，比如经济社会领域，走得比较快，司法内务相对就慢一些，共同外交安全政策可能就更艰难。

这样一个制度，不是来自于民众的选票，那么它最大的合法性来自哪里？。欧盟里面有个机构，叫欧洲议会。它从1979年才开始由人民直接投票选举议员，直到今天，欧洲议会都不拥有国家层面上完整的立法权。它就是为了把人民的意识隔离到精英决策的圈子之外。从这一点讲，和美国当时的制宪过程非常接近。

这样一个制度既然不是由人民投票，人民决定，那么它的合法性就来自于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欧洲有一个原则，叫辅助性原则，就是说在某一个层次能解决的问题，就没有必要拿到上一个层次来解决。欧盟最大的合法性就在于，能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把基层、国家能够解决的问题留给你，我能解决的问题留给我。安全问题，恰恰是欧盟最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很多欧盟很多政治家犯了错，在欧盟经济一体化领域往前走。所以，这是欧洲今天出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家的能力。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关键危机时刻，能够推动历史向前走的是一代代非常伟大的政治家，他们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如舒曼、戴高乐、丘吉尔、施罗德、希拉克、科尔、密特朗，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敢于承担历史责任，想到问题该怎么做时，敢于推动这个事。而之后的欧洲政治家，普遍陷入丧失政治能力的一种状态，从萨科齐、布莱尔之后，政治家更关注如何迎合选民和当时的政治正确，而不敢真正回应真正的问题。所以，这是今天欧洲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英国、法国很多人支持退欧，就是因为欧盟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新生代的政党冒出来，也是一样的原因，老的政党已经产生不出好的领导人。这是今天欧洲非常危险的一个迹象。

欧洲的前景，不是特别乐观。欧洲人如果能够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一体化能够找到新的动力往前推动，那么欧洲还有可能走得更好一些。

欧洲问题也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第一，统一是真正的普世价值，统一所带来的秩序和安全，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前提。中国在秦朝就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欧洲一体化走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在制度、器物、标准层面，很多都逐渐实现了一体化，但书同文没实现，就是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欧洲从拉丁文化走出来的时候，走上了各个民族往自己民族文化前进的方向。欧洲今天面临的问题恰恰是书同文解决不了的，欧洲一体化最大的障碍也在这。

第二个启示是，民主未必是好东西。从定义上，民主如果定义为“多党竞争、以大众选举制度为基础”，它未必是好东西。欧洲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政党选举会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状态。另外，大众选举中也存在民意和民心的问题，两者有时候会有矛盾。不断地把重大事务交给人民来公投，反应了政治家缺乏历史责任、不自信，没有责任心来服务于人民的长远利益，服务于民心，而过于急于迎合短期的民意。

第三个启示是，自由要慎重。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和社会的总体利益经常会处于一种冲突的张力之中，导致的结果是社会的解体。一方面，欧洲的命运是需要实现更大的统一；另一方面，欧洲的价值观却在让社会不断地原子化、碎片化。这个矛盾是没法调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