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旭：西方“中国观”在新世纪的三次转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吴旭】
什么是“西方中国观”？简单来说，就是在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中，其主流知识界和决策层对于中国的总体认知和评判。
从2000年到2014年，二十一世纪前十五年，从世界史研究的角度看，时间跨度太小，还不足以沉淀出具有历史影响力的大型思想体系和脉络。但对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来说，这是一个东西方“实力架构”和“心理平衡”同时被打破，历史坐标体系和观念话语体系同时被重整的裂变期。在看似平稳的外表下，整个世界因为中国超乎西方想象的崛起规模与速度，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如同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一般的站位和重组。
如果将盟友和敌人设定为相对固定的两大阵营的话，中西方关系目前正处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中间过渡时期。而这种不稳定的过渡性，贯穿于二十一世纪前15年中西方之间所有的波波折折。是敌人，还是朋友？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包含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立场和永远躲不过去的地缘实力评判因素。中西方关系的复杂性，也恰恰反映在“朋友”与“敌人”这种简单的两极归类划分法，无法涵盖其性质和现实。
（图/新华国际）
为了描摹这个狮身人面、阴阳一体的“怪兽”，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特别创设了几个独特的杂交概念。流传最广的包括像哈佛著名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创造的“Chimerica”（将中国和美国的名字拼凑在一起），以及将英语单词中的“敌人”（Enemy）和“朋友”(Friend) 各取一半所创造的合成词：“敌友” (Frenemy)。这几个概念一经提出，便在媒体和相关学术界大行其道；因为它将中西方之间这种“一手拥抱，一手握剑”的尴尬奇特关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以上的敌友混合划分法，正好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而实用的指标衡量体系。为更全面地梳理“西方中国观”生成和演变的轨迹，本研究将考察样本群设定为四个既相互关联、又自成体系的领域；分别是：（1）与中国有关的西方学术界研究成果；（2）西方政界和外交领域的公开文献资料； （3）西方主流传媒和新闻评论界的报道论述；（4）西方一般公众舆论中的涉华民意部分。在遴选、对比和总结西方对华观念转变发展的大致脉络后，本研究将“西方中国观”在新世纪的沿革大致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是，半敌半友期（2000-2005）；亦敌亦友期（2005-2009）；实敌虚友期（2009-至今）。
潜龙在渊：半敌半友期（2000-2005）
在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和智囊思想库中，中国“龙”的特质，在新世纪之初已经被发现并大加渲染。但是，总体来讲，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龙还是处于“潜行”状态，而且其起点也不高，也未必就能够腾空而起，仍处于可上可下、阴晴未定的“渊薮”之中。
至于说到实力，在西方意见领袖和政治决策群中，可以明显感到对于中国未来崛起所抱有的怀疑多过信任、调侃多过赞颂的心态。在这一时期，西方中国观的主导情绪中，混杂着惊讶、质疑和傲慢这三重色彩。
首先，西方社会从上到下普遍惊讶于中国发展的速度和崛起态势。2001年中国成功叩开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后，彻底去除了横亘在崛起道路上最大的、也是最后一块障碍。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无疑为中国龙的腾飞提供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战略机遇期。在接下来的五年中，美国深陷阿富汗、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的泥潭中，无法自拔，更无暇他顾；而中国乘势攻城掠寨，埋头奋进，短时间内占据了世界市场的大块份额，并为自己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头衔。等到西方决策者们重新把目光转向东方时，中国已经今非昔比，腾飞在即了。
关于这一种倾向，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西方言论和著述包括：《中国军事现代化》（2004，David Shambaugh），《中国红色资本家》（2003， Bruce Dickson），“中国即将到来的变革”（2001, 《外交事务》双月刊，，“中国的新革命”（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特别报道，2005）, “中国如何主导世界经济”（英国《经济学人》封面报道，2005），“中国龙：新的世界强权的诞生”（德国《明镜》周刊，2004。
另一种西方中国观的主导情绪是无所不在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声音，几乎伴随着中国每一步的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在中国取得成功时，你可以听到如背景音一般的阵阵怀疑声；在中国遭遇挫折时，这种声浪立刻汇集成一股潮流，吞噬掉刚刚萌芽的一些积极正面因素，将中国形象瞬间打回原形。
这种质疑，主要聚焦在几个主要的问题上：中国的发展是否可以持续？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继续其威权统治？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来说，到底是福是祸？这种普遍的质疑声，在2003年中国非典危机时，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最高点。
代表这种情绪的有影响力的作品包括：《中国即将崩溃》（2001，章家墩），“中央帝国干渴难耐”（2000， 《外交事务》，William Gamble），“中国奇迹背后的幻象”（2004，《外交事务》双月刊，George Gilboy）；“当中国改变后”（2000，英国《经济学人》封面报道），“非典病毒：这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2003，英国《经济学人》封面报道）。
最后的一种傲慢情绪，更多是延续数百年来西方对华态度中那种居高临下的惯性态势。这种傲慢，不同于简单意义上的轻视和贬低，而是一种夹杂着猎奇、看笑话、“不明就里”所以“不置可否”的隔岸观火状态。它既可以是惊奇之后的自我解嘲，也可以是怀疑之后的自我安慰。
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Aaron Friedberg 在其2011年出版的《争霸：中美在亚洲的主导权之争》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记述二十一世纪头几年弥漫在华盛顿“中国专家圈子”里面的共同情绪：“绝大多数我遇到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几乎都认为，所谓的中美敌手关系，要么是根本不可能出现，要么是太恐怖以至于无法设想，要么是太危险以至于根本不能讨论——好像讨论这个问题都会增加它出现的几率一样”。细究来看，Aaron Friedberg所描述的恰恰是中国发展过程中那稍纵即逝的换档磨合期，以及中西方关系从一个层级过渡到另一个层级的模糊阶段。
当然，在西方主流政治精英和决策者的眼中（当时处于统领地位的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团队，他们相信二十一世纪仍旧是“美国世纪”，并且誓言要将一切潜在的敌手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国和西方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既够不上朋友的资格，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对手，因此，称为“半敌半友”也许更恰当。
现在转头来看，这五年时间，恰恰是中国从青涩走向成熟的战略机遇期。到了2005年秋天，当中国的高级政治智囊郑必坚在美国的《外交事务》刊物上发表“中国的和平崛起到大国地位”一文时，正式宣告了“中国龙”五年潜行的结束。
见龙在田：亦敌亦友期（2005-2009）
2005年以后，曾经在西方对华评论中占据一定比例和影响的“中国崩溃论”，在这一时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而过去十年中起起伏伏的“中国威胁论”，也因为中国在全球反恐大格局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新态势下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而改换了一种新面貌，以“中国责任论”和“G-2”（中美两国共管世界）等“黄袍加身”的形式呈现出来。
经过新世纪前五年的蛰伏，此阶段的中国龙昂首翘爪，以不容置疑的强势和力量，预示了西方主导世界五百年这一历史大周期的终结。五年前的置疑者，此时还多多少少没有缓过神来；而西方先知先觉的战略思想者们，已经开始为“后西方时代”准备后事了：美国当时的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2005年9月21日的一篇讲话，标示着“西方中国观”从“俯视中国”到“平视中国”的心理分水岭。他在这篇不长的讲话中，多次用到了一个新概念：“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者译为“负责任的持筹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一认知标签细微转变背后的巨大历史意义，恐怕只有熟悉西方政治史和世界现代史的专家学者们才能感悟得到。
在这一中国观发展的新阶段中，主导西方学术界、新闻界、决策界集体情绪的三条主线是：震惊、反思和恐惧。
首先，前一时期带有相对调侃和猎奇成分的“惊讶”，已经被中国强势崛起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所再次确认，而西方金融恐慌与北京奥运辉煌登场所呈现的反差效果，只能用“震惊”来形容西方世界的整体心态了。
这一时期西方有代表性的著述，充斥着诸如“新霸权”，“乾坤移位”，“新新世界秩序”，“魅力攻势”等渲染性词汇，无不显示着视觉和心理上受到强烈震撼之后的后遗症。比如，《乾坤大挪移：中国和亚洲的新动力》（2006, 沈大伟编著）, 《中国：新霸权的收支表》（2006,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等），《魅力攻势》（2007，Joshua Kurlantzick）；“新新世界秩序”（2007，《外交事务》双月刊，Daniel Drezner）， “新帝国的黎明”（2007，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红色中国的崛起”（2007，德国《明镜》周刊封面报道），“新殖民者”（2008，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封面特别报道）。
震惊过后，是西方知识界整体的深刻反思。中国发展奇迹产生的巨大冲击，不仅体现在直观的感性层面，而且也深深触及到西方学界、思想界、政治界精英人士的抽象和理性层面。
中国所走的道路，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是跳出了西方所划定的框架和模式，以一种“非西方”甚至是“反西方”的整体形态，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轨迹。特别当西方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新一轮“准萧条”的金融危机冲击下，显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时候，如果再来贬低和嘲笑“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就显得太不识时务了。
于是，在反思的基础上，中国作为世界势力版图上无可争议的“一极”，被西方正式提出并确立下来。2005年9月，佐利克“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提法，就是一个大格局调整后的标志性事件。顺延着这个思路，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中美两国启动了一年一度的、由高层领导人参加的“中美战略与经贸对话”机制。
这一阶段，代表着这一“反思”思路的重要著作出版物还包括：《脆弱的超级大国》（2007, Susan Shirk），《中国幻觉》（2007，James Mann），《中国共产党：萎缩与变通》（2008， 沈大伟）；“平等伙伴关系：华盛顿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2008， 《外交事务》双月刊，Fred Bergsten），以及“中国如何看待世界”（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09），“来自远东的冲击”（德国《明镜》周刊，2006年），和“毛泽东和中国式管理”（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07）。
很多西方学者从中国的成功中看到了机会和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但是，也有同样多的学者看到了莫名的恐惧以及西方模式一统世界的终结。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John Ikenberry将中国崛起所造成的威胁上升到了事关“西方未来”的高度；在发表于《外交事务》双月刊一篇名为“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自由体系还能够生存吗？”的文章中，他给那些在震惊、反思过后，极度悲观的西方人士开出了一剂解药：“中国不仅仅是面对美国，它面对着一个以西方为轴心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开放的，包容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并有着深厚的、广泛的政治基础。简单来说，现在的西方体系，是很难推翻，但却是很好加入的。”“美国的单极世界必将终结。如果21世纪的决定性冲突发生在中美之间，那么中国会占有优势；如果这一决定性冲突是在中国和一个更新换代的西方体系之间的话，那么西方会获胜。”
类似情绪的代表性著述还有，《中国幻觉》（2007，James Mann）， “美国的对华恐惧”（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07年），“黄色间谍们”（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愤怒的中国”（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08年）。
在世界的竞技场上，新中国在摸爬滚打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从那个被忽视、被轻视、被蔑视的“轻量级”场下选手，成为了可以上场一拼高下的“重量级选手”。
万众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一系列自然的、人为的阻挠干扰下隆重登场，一个新兴大国的“成人礼”在西方社会带来了深刻的震撼与纠结。出于历史诡异的巧合，当眩目的奥运会闭幕式的焰火在鸟巢上空缓缓散去几个小时后，美国百年金融老店“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从而拉开了全球次贷危机的序幕。
简而言之，在西方人的眼中，这一时期的中国既是最可恨的朋友，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敌人。
飞龙在天：实敌虚友期（2009-2014）
2009年七月，美国企鹅出版社推出了英国学者马丁·杰克斯的大部头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西方世界的终结和一个新全球秩序的诞生》；甫一推出，该书立刻登上了大西洋两岸“非小说类图书”的畅销书排行榜。
别说十年前，就是在五年前，单单这本书的书名都会招致西方学界和新闻界的讥讽和嘲弄。但是在北京奥运会胜利落幕、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弥漫全球之际的2009年，没有任何严谨的西方学者再会去指摘马丁的表述是哗众取宠的促销手段了。
中国的崛起不再是预言，而中国自己也不仅仅满足在经济领域的崛起。像一条冲天而飞的巨龙，离开了渊薮，离开了田野，俯仰腾挪，首尾毕现。2012年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从而彻底撕去了最后一块遮挡在中美两个雄心勃勃对手之间的幕帘。仿佛在瞬刻之间，美国听到了中国龙越来越清晰的追赶脚步声，而中国也感受到了聚焦在自己后背的瞄准靶心。
奥巴马政府2009年一上任就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既是为了扳转美国这艘巨轮的前进方向，也是为了应对在亚太地区早已失衡的实力天平。失衡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更让西方普遍感到手足无措的是心理上的失衡和失落。
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不绝于耳的“中国威胁论”鼓噪，此时似乎反而销声匿迹了。代之而来的，是深刻的恐慌和担忧。西方在此消彼长的现实面前，失去了向中国说教的底气，而中国也不再低眉顺眼地聆听，而是推开众人走上前台， 自信满满地参与了世界事务的规划。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中国另起炉灶，扮演起了非西方世界领袖的角色。2013年中，在美国加州慵懒温暖的阳光下， 新上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递上了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邀请书。这一切，让习惯了颐指气使的西方决策者们，眼前恍如隔世，心中五味杂陈。
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从没有象此时此刻这般的紧密、全面和重要，而横亘在中西方政治体之间的隔膜与忌惮，也跃上了新的高度。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是利益伙伴，是商业客户，是贷款机器，但绝不是真正的朋友和盟友。表面的客套和恭维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秩序捍卫者在进行着实实在在、认认真真的第二手准备。
从这一阶段开始，很多西方的战略学者逐渐达成共识：只有中国才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挑战西方秩序和权威的现实强权。就中国自身实力和发展态势而言，西方的对手非中国莫属，仅此一家，没有“之一”。
同样地，三种主要情绪贯穿了这一阶段“西方中国观”的主线，分别是恐慌，警觉和失落。
先说说恐慌。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中国抛开西方，另起炉灶，毫不避讳地扛起了“非西方世界统领者”的大旗，开始参与划定有利于自己利益的世界秩序。一时间，中国这一非常规的“出格”举动，在西方的媒体界和政界激起了轩然大波。对于中国在涉及自身议题上强势出头，西方整体上不舒服，不适应，不习惯；而所有这些，更直接引发了西方社会普遍的手足无措和无计可施。
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2010年11日18日《华尔街日报》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历史时刻，标志着西方五百年统治世界的终结。这一次，东方的挑战者是真实的，而且是货真价实的——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在地缘政治安全层面。”
同样反映这种恐慌情绪的著述， 还有《中国走向全球》（2013， 沈大伟），《中国会主导21世纪吗？》（2014，Jonathan Fenby）； “无可阻挡的超级强权：为什么说中国主导世界是必然的”（《外交事务》双月刊，2011， Arvind Subramanian），以及新闻媒体上有代表性的封面报道，“中国买断世界：即将到来的中国购并潮”（2010年，英国《经济学人》周刊） ，“不自由世界的下一个领导人”（2012年，美国《时代》周刊），“下一个超级强权中国眼中的世界”（2011年，德国《明镜》周刊封面报道）等。
恐慌过后，随之而来弥漫在西方知识界和决策界的，是对于中国毫不掩饰的警觉。这种警觉，已经不再是带有调侃和构陷意味的“中国威胁论”式的老调重弹了。从心理上，从领导人个性上，从中国国家周边的战略安全格局上，西方的中国观察家和研究者们，开始扎扎实实地寻根摸底，做起了两手准备。
促成这种警觉的，除去中国独特的政经架构和文化传统以外，还有这一时期中国不再掩饰、并随时展露出来的“大国峥嵘”。
这一时期，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全方位威胁和挑战的著述很多，几乎多到了目不暇给的程度。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争霸：中美在亚洲的主导权之争》（2011年，Aaron Friedberg），《亚洲的南海大煮锅》（2014，Robert Kaplan）；“中国崛起是否将引向战争”（《外交事务》双月刊，2011，Charles Glaser），“顶住北京：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种选择” （《外交事务》双月刊，2012，Aaron Friedberg），“中国的真实和现实威胁：现在是华盛顿该担心的时候了”（《外交事务》双月刊，2013， Avery Goldstein）；新闻类周刊的代表性封面报道有，“崛起中国的危险”（2010，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中国的军事崛起”（2012，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直面中国”（2012年，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封面报道）等。
西方新一轮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反思潮，在这一阶段也同样达到了高点。抱着开放心态的西方有识之士，从中国的经验中看到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探索路径。这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三卷本巨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2014）。
在这部扛鼎之作中，福山部分延续了、但也部分推翻了他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中关于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论断。其中重要的亮点，就是关于中国成功政治模式中所展现出来的高效能政府以及政治合法性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与之相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虽然保证了法制和执政合法性这两大要素，但是却因为无法保持高效能的政府运作，而可能逐渐走向衰竭。
这一反思，无疑是及时的、深刻的，但是，这一结论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也同样是令人悲观的和倍感失落的。
而在这一波反思潮中，也不乏基于历史回顾的真知灼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一个是老牌“中国通”、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关于中国》（2012年），一个是哈佛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2011年）。同样是大部头，同样是历史性回顾，同样传递着穿越历史隧道的睿智和卓识。
同一时期类似的代表性著作还有“中国问题大辩论：北京是否要统治世界？”（《外交事务》双月刊，Derek Scissors， Arvind Subramanian， 2012），以及世界主流媒体中的重头封面报道——“中国眼中的世界”（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2013），“让我们象1793年大清帝国那样欢庆吧”（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封面文章，2013年）等。
新世纪十五年，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和观感，逐渐褪去了文化的油彩和种族的固有印记，而露出了政经实力比拼和地缘军事对峙的内核。在大多数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嘲笑、被轻视、被妖魔化的东方熊猫国了。龙的图腾，越来越多地取代熊猫，而成为西方的语境中中国的象征符号；而这个出现在西方人印象和公共出版物中的中国龙，也已经脱去了西方龙的特质，迅速向中国传统的龙符号重合。
回首总结十五年中西方关系的折冲，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中西方之间的融合和合作越来越深，而中西方之间的隔膜和疑虑也越来越重。西方世界到底是“叶公好龙”，还是要“伏虎降龙”，这个谜底恐怕再过十五年也未必能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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