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市场与政府之外，还有人民和历史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的新书《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潘维教授的观点引起过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他的演讲稿《理想主义与大学》、《科学工作者的祖国》在网上曾广为传播，他为《大道之行》一书撰写的序言在微信上的阅读量超千万次，并引发强烈共鸣。】

一、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从未分开过

冷战后，主张“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截然两分、相互矛盾、相互对抗的“经济学”以“科学”的名义大行其道。

没有政府，市场不可能存在。在无政府状态下，抢劫机制会取代市场机制。没有市场，政府也不可能存在。政府靠税收运作，没有税收就没有政府。政府就是靠垄断税收和暴力来管理社会的机构。换言之，人类社会从未有过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也从未有过不干预市场的政府。

什么是“市场机制”？以竞争获利的私欲为动力，自动调节商品供需平衡的机制就是市场机制。换言之，市场机制就是商品少贵多贱的机制——价高则刺激多产，多产则价低利薄，生产减缓。这个机制非常简单，不神秘，更不神圣，古今中外的百姓都懂。

什么是“政府干预”？政府出手干预经济四要素的配置就是政府干预。经济四要素指的是劳力、土地（生产资料）、货币（资本）、企业。政府从来就同市场一起配置这四大要素。为官员之私还是为社会之公来配置则是另一回事。比如,“高干病房”就不反映市场配置医疗资源；再如，取缔卖淫、赌博和污染企业，促进产业升级，等等，都是政府在干预市场机制。

所有国家的政府治权都以税收为基础。各种税收就是对市场的干预。而且，税收能左右市场，如不动产税、企业增值税、进出口税、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等。反之亦然，没有市场就没有税收，没有政府。竭泽而渔，企业被税收压垮了，政府也就垮了。

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干预劳力及其供给。政府治权的核心任务就是管理劳动者。奴隶、农奴、雇佣工都有主从纪律，纪律契约由政府用暴力保障。劳工权利契约也是由政府暴力保障的。不仅如此，所有国家对劳力的供应都“有计划”，如用暴力阻止外国劳工进入，有时还伴有鼓励或限制生育的政策及户籍准入政策。

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干预土地（生产资料）供给。地球上的土地和产自土地的自然资源不是制造的商品，不会随市场需求增加而增加。尽管技术革新能使土地和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但所有政府依然以各种形式干预土地的流转分配，干预生产资料的归属，如高额资源税、农地保护、土地用途管制、国家公园政策等等。干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供给和归属只有因地制宜的程度区别，但没有哪国不进行干预。

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干预货币。金银天然是货币，其本身就是财富。古今中外的政府都干预金银的开采、使用。现代纸币均由政府发行，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债务货币”，即每张纸币都是由政府担保的欠条。纸币发行量与生产规模挂钩，也同政府政策挂钩。政府不仅通过常规手段左右货币供应，实行宽松、稳健、紧缩等不同的货币政策，而且采用非常规手段干预。美国是世界上最熟练的货币操纵国，其强大的国家军事机器支撑着金融帝国，如同英国的强大海军支撑了贸易帝国。

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干预企业。政府干预企业是近代的事，因为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是近代才出现的。政府干预企业的主要原因有三个：（1）主张人类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潮为“下等人”的福利鼓与呼。社会主义的核心要求是教育和医疗资源平等，反对由资本市场决定公众养小和送老的资源配置，并呼吁把天然垄断行业变成非营利性质的“事业”。（2）近代“国族”诞生，彼此间发生激烈的生存竞争乃至战争。计划指令经济就是战时经济。（3）主导人类生活的第一产业被第二产业取代，而且第二产业正在被以科技知识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取代。而今，“高科技”主导相对的国家兴衰已是常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高科技都来自军事性质的科技，都是国家机器以税款促成了其发明创造。高科技在一定时限内是不可出售的国家机密，也成为今日国家间谍活动的主要目标。

一方面，所有人都懂得差异产生动力的道理。没有高差就没有水流，没有正负两极的势差就没有电流。在个人和国家竞争生存、普遍自私的人类文化环境里，市场制造差异，差异是创造财富的主动力，而财富多寡是国家间生存竞争的核心。因此，拒绝市场机制当然是愚蠢的。事实上，哪怕是“指令经济”时代也没有彻底拒绝市场，没拒绝按劳分配甚至按资分配。

另一方面，所有政府都干预市场。科技、军事、教育、医疗、天然垄断行业、区域均衡发展、国家统一等等，都迫使政府出手，用各种手段干预资源配置。苏联彻底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走向了极端。美国貌似否定政府配置资源，实际上税收越来越高，给人民养小送老的福利越来越多，对关键企业的帮助越来越大，对包括金融在内的所有企业的监管越来越严格，还有对大宗贸易产品，如粮食、石油、天然气、矿石的干预也越来越多。

因为垄断税收权，除极少数袖珍国家外，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企业或私人“富可敌国”，否则就谈不上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权了。因此，世上从未有过没有“经济职能”的政府。政府绝不仅是市场机制的“守夜人”，所有政府都是本国市场上的主要“运动员”之一。当然“纯市场经济”学人们不了解政府的性质是可以理解的。

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的动能来自哪里？如同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国传统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把经济学视为纯市场机制的知识，把市场机制放在没有政治、没有政府、没有人民、没有社会历史的真空里研究，岂能称为“社会”科学？

二、市场与政府之外还有人民和历史

今人大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却不知决定两者间关系的要素还有人民群众所“认知”的利益。换言之，市场和政府之外还有第三者，即人民大众。没有人民大众的支持，无论什么关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理论”都是空中楼阁或空穴来风。

政府是靠人民生存的。人民大众的福祉要求政府出手干预市场。“谷贱伤农，谷贵伤（市）民”，所以华夏各国自古就有政府设置的“常平仓”，丰年籴，俭年粜，致使大灾之年民不散，国以富强。之后，维持中华一统还靠盐铁官营、土地公有私用等等干预市场的行为。

政府与人民站在一起不是必然的，而是历史的。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政府经常被精英谩骂为“民粹主义”。然而，缺少了人民大众的支持，政府的治权必然风雨飘摇，得花大钱“维稳”。

“人民大众的福祉”指的是什么？生老病死而已。普通人短暂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被养、养小、送老、被送。头尾两个阶段是被动的，中间两个阶段是主动的。被养的现实展示了自己养小的前景，送老的现实展示了自己被送的前景。古今中外，普通人辛勤工作，追求事业有成，其根本目的就是改善养小和送老的条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改善教育、医疗条件，在教育、医疗领域争得更多的公正。

因为欧洲人正确地认为资本主义是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民族和宗教战争的罪魁祸首，所以欧洲许多国家在二战后经济最困难时就实行了全民免费教育和全民免费医疗。美国的医疗体系曾高度市场化，但也早就实行了对穷人的免费医疗，而今更是在艰难地追赶全民免费医疗的欧洲步伐。美国的私立教育机构早就是非营利机构，公立教育机构也是从无到有，日渐强大。中国台湾有一部分医院属于大学、教会和财团法人，是非营利机构，不是我们通常说的“私立医院”。台湾私人办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医院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

教育和医疗耗费庞大经济资源。这类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还是政府配置，抑或由政府与市场共同配置？显然，时代不同，文化不同，信奉的思想潮流不同，答案也就不同。当这些资源被称为“社会资源”，否定了其“市场资源”的性质，答案就几乎揭晓了。然而，教育和医疗的庞大开支同时也意味着这些领域的市场能给资本带来巨额利润。资本至上的主义与社会至上的主义、保守的主义与进步的主义，在教育与医疗资源配置上的争夺始终炽热，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胜负趋势。

我国很多官员追求升职，不仅为提升一点薪水，更是为给自己和自家父母争取更优质的医疗待遇，为自己孩子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然而，人民认可革命战争时代浴血奋战出身的高官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却未必认可和平时期的今日高官享受特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推己及人，若官位高低与优质医疗资源脱钩，廉洁的政府官员不会支持医疗市场化；若教育界只认钱不认与官员的“关系”，廉洁的官员也不会支持教育市场化。

最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在今天平等导向的世界文明里，若仅极少数人能享受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多数人去苦苦追赶而不可得，百姓生活就注定输在起跑线和死亡线上。今天的世界文明已经进步到如此地步，让起点不平等，让生命的终点不平等，让金钱取代生命的尊严，已被视为不公正、不正义。

公正的养小和送老条件，随国家财富的增加而普遍改善，是劳动者们获得更多自由的根本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最明显标志。从此，“卑贱者”们八小时以外不用再为养小和送老“加班”，从而获得了与“高贵者”们日渐平等的体育和文化权益。从此，金钱不再至上，全民身心趋于健康，全民文化素质趋于提高。

正因为如此，日本和欧洲的小学、中学质量全国统一，日本、德国、北欧、北美的大学本科教育质量日渐趋同，医院的质量也整齐划一。这就是全社会进步发达的根本标志，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志。

因为教育和医疗领域差异的迅速扩大，我国人民养小和送老的条件随经济发展反而恶化。全国13亿人挖空心思去争夺几所“一流”大学，几十家“一流”医院，几百个“一流”中学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而不可得。这是严重的不公正，是社会倒退而非社会进步。

官权亲近资本是时代特征，但官权亲近民众更是时代特征。当看到连北大才华横溢的教授和博士毕业生们都为养小和送老把大量精力花在托门子找关系和升官发财上，当看到乡下那些贫病交加的老人因无人照顾而自杀，你能不为我们民族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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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与社会的大妥协

市场自古就有，社会主义精神也自古就有。自从有了市场，有了差异，就有了关于人类平等的追求。以平等来维持社会团结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视社会团结至上，是对抗差异扩大，是人文精神。社会主义希望所有人幼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社会主义的终极理想是“天下为公”，由此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人民简单而纯朴，彼此关爱如同一家。这亘古的理想照耀着人类的未来，给人类以希望。

然而，理想并非现实。在现实中抽象出所有经济领域里政府与市场间的“恰当”或“正确”关系是不可能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时代，由不同的思想文化主导，“正确”就不同。

政府与市场相互依存。如同一幅阴阳图，表面上你大我小，我大你小，实际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缺不了我，我也缺不了你。在这幅动态的阴阳图里，动能是人民大众，是思想文化潮流的历史。

在阴阳理论里，均衡是核心。在现实中，阴阳均衡意味着整体的均衡，不是每个领域里的市场与政府均衡。支撑着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大潮的其实是全球社会主义大潮，主要是在教育和医疗两大领域中的均等化、非资本化。如此，公民们感受到了公平与进步，减少了金钱至上的庸俗，享受到了体育和文化创造的闲暇，提高了全民素质，就任凭资本在其他领域里自由发挥。

在我国，若能扭转教育和医疗差异扩大化的趋势，大众就会对养小和送老的公正有信心，就不会在意市场在其他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还是“基础作用”，就不会在意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就不会“仇官”和“仇富”，不会有那么多愤青、愤中、愤老。

社会与资本间能否达成如此的“大妥协”？这将考验新一代领导人的治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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