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关键在创新
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马克思在他的“安乐椅上安静的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恩格斯写道，“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1
马克思的肉体生命停止了，但是他的思想生命却永存于世。一代又一代，不同国家这一伟大灵魂追随者的斗争与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活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展开的开放体系，马克思本人作为许多不同领域的思想探险者，只完成了他自己庞大写作计划的很小的一部分。而他“格言式的叙述”，又激励了许多后来者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绝不仅仅是书架上厚厚的几卷本，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展开的现实的运动与现实的创新。
1943年，毛泽东对王明等“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的”自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写下尖锐的批语：
“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2
教条主义脱离现实，有时候会到荒唐可笑的程度。1978年2月，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说：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3
让马克思活起来，需要破除教条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坚持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而不是生搬硬套某些结论来剪裁现实。
这一点，李瑞环同志举了一个例子，围绕着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改革有一场争论，一方反对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的改革，认为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原则；另一方主张联产承包责任制，引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观点。前者讲的是个别结论，而后者讲的是基本原理。4历史已经证明，当时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农业产出实现高增长，农业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高，农民收入进入快速增长期。5
在保持理论开放性的同时，还要保持理论的主体性。
毛泽东同志说：梁惠王问孟子： “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我们要定于一，这是争领导权的问题。6
习近平同志说：道不欲杂，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7“定于一”、“不欲杂”，就是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并不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
“定于一”是领导权定于一，而不是思想“大一统”，不是搞新时代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学说“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8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繁荣的前提。“异道”、 “异论”、“殊方”就是思想丛林中形态各异、争奇斗艳的物种。有的可能是无所取用的匏瓜，甚或还是毒草、毒蛇，但是却不宜铲除，它保留了思想的“基因库”，这种遗传的多样性，恰恰是思想进化的前提。
“一朵野花里有一座天堂”，一堆枯叶下就是一个浩瀚的宇宙。主流与非主流，雅与俗，中与西，古与今，现代与后现代，越是多元共生，思想的生态系统就越生机勃勃，越具有高度适应性，越能提供多样的生态服务功能。
“一”和“多”，思想领导权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需要两方并举，并行不悖，相育不相害。共同促进中国思想大繁荣，文化大繁荣。
“一”和“多”并举，并非是要“大一统”，而是“通三统”。
就是以中国实践为体，以马、中、西三种思想为用，创新中国话语体系，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推动“一体三用”的中国学派形成。9
只有实践才是体，才是理论构建的源头活水。
对于人类的思想而言，何为体？毛泽东同志说的好：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10
习近平同志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出现“失语”、”失踪”、“失声”的问题。11根本症结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没有和实践相结合，没有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箭来射中国实践这个“的”。“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12
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和当代实践相结合，就会成为《西游记》中那棵灵根被打断的仙树，结不出人参果，需要找观音的甘泉来医活。
要让中国实践这个源头活水，来浇灌马克思主义这棵参天大树，让它结出新的累累硕果。不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创新，及时总结实践探索的新鲜经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回顾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真正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命题。当今世界，也只有中国探索的这一套社会主义体系对于资本主义构成真实的挑战，同时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气势恢宏的开放架构，完全具有条件吸纳人文社会科学具体层面的成果，这种结合是道与术的结合，一方面提升社会科学视野，另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更能落地，更加管用。
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吸纳与包容能力，马克思主义要成为森林生态系统，而不是遮天蔽日的“独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多有会通之处，这可能也是为何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开花，却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一个重要原因。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既为中国传统文化开新提供了契机，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路径。
《黄帝四经》说：“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13中国现在面临的是话语不正、不真的问题，实践已经远远跑到理论前面去，却尚未形成切合实践的中国理论。如同手上没有《西游记》中的那个紫金红葫芦，千呼万唤，却不到葫芦中来，同时，又面临着老教条与洋教条的双重话语遮蔽，就如同不晓得孙悟空的真名，“者行孙”、“行者孙”地乱叫一通，却也被装到他们的葫芦中去，这就是话语迷思与话语陷阱。
不断推进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创新，创造出以中国实践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为用， “一体三用”的中国话语体系。
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实现黑格尔说的那样使得我们的理论真正属于我们的民族，也才能真正完成精神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
（本文选自作者新著《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
注释：
[1]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7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郭德宏编：《王明年谱》，56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4] 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7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5] 胡鞍钢、鄢一龙：《中国国情与发展》，中国人民出版社，290-291页，2016年。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1961年12月26日，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新华网。
[8]《汉书·董仲舒传》。
[9]参见鄢一龙：《一体三用中国话语体系构建》，观察者网，2014年9月13日。
[10]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32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
[1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12]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2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 《黄帝四经·<经法>·<道法>第一》，《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10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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