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代议制民主陷入困境 抽签替代选举成西式民主新动向

从20世纪的最后20年开始，抽签理论在世界各地再次展露头角，逐步替代已近枯竭的西方代议制民主。进入21世纪后，“商议式民调”和“公民大会”两大类抽签实践呈现出引人注目的进展。对此，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撰文探讨了选举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抽签如何挑战代议制民主，成为西式民主新动向。

全文如下：

由于西方代议制民主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一批严肃的思考者开始试图跳出选举民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举民主到底是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实现民主还有哪些更可行的方式？正是在对代议民主一波又一波的反思热潮中，抽签理论也趁势浴火重生。

选举与民主本无必然关系

从历史渊源上讲，选举或者竞争性选举原本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

在古希腊民主制下，抽签才是挑选决策者的主要方式，它被认为是民主的基石。目的就是用随机的方式把决策者抽取出来。政体理论鼻祖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断言，用抽签的方法来产生决策者就是民主，用选举的方法产生决策者就是寡头政治。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法与亚里士多德的讲法一模一样：用抽签的方法来挑选决策者，就是民主；用选举的方法挑选决策者，就是贵族统治。他接着说，抽签这种方式不会冒犯任何人，也不会给任何人特殊的机会；它给每个公民同样的机会被选中，得以服务自己的国家。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得也很明白，抽签是民主制的特征，选举是寡头制、贵族制的特征。　　

一直到18世纪末，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从来没有把选举和民主联系到一起。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抽签，因为抽签给所有人平等当选的机会，选举实际上剥夺了所有人平等当选的机会。

19世纪以后，争取民主逐步演化为争取选举，抽签与民主的关系也被遗忘。1942年，熊彼特发表他最负盛名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他在书中认为，古代的、理想的民主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唯一可以实现的民主就只能是精英集团之间的互相竞争，争选票，这就叫民主。后来有人把这种民主叫做民主的最低定义：只要存在选举，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精英集团之间的自由竞争就叫民主了。从此以后，竞争性选举与民主才真正挂起钩来。

代议制民主思考已近枯竭

对抽签的理论探索在21世纪进入高潮。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有关抽签理论的出版物数量接近此前20年的总和，而过去七年有关抽签理论的出版物数量几乎相当于此前260年的总和，出现了大量跟抽签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

在2016年的美国政治学协会年度大会上，一本刚从佛兰芒文、倡导以抽签为基础重构民主制度的小册子《为民主而反对选举》，受到欧美媒体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政治学家的热议。参与抽签理论讨论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敢于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紧箍咒，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个利器的必要性与实用性。毫不夸张地说，一大批学者试图发展与抽签相关的理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抽签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引起越来越多主流学术界人士的关注，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方代议制民主框架内的思考已近枯竭，必须另辟蹊径，探索民主新路。

抽签实践挑战“精英民主”

在对抽签理论探索步步深入的同时，抽签试验遍地开花。从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出现了一系列抽签实践。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世界各地基于抽签的试验引起了阵阵涟漪。

进入21世纪后，抽签实践出现两大类最引人注目的试验。一类是“商议式民调”，另一类是“公民大会”，两种试验已经遍布各国。

商议式民调与普通民调的相同之处是从人口中抽取统计上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被抽中的人先是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之后再接受意见调查，得出的结果可作为政策建议。

公民大会的大规模试验始于加拿大的两个省。其参与者都是从本省各个选区以抽签方式挑选出来的，每个选区一男一女，都是普通公民。选举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搅和，是因为议员们都各怀鬼胎，让他们改革曾从中受益的选举制度，无异于与虎谋皮。让没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众讨论选举改革，结果才会更客观、更公正。

选举之所以替代抽签是因为统治精英相信，选举结果是可控的，而抽签结果难以控制；对统治精英而言，选举是一个有力的选择。这也就是说，自由民主的根源未必是民主的。

一度失传的抽签制度现已失而复得。它在20世纪末还只是激起一阵阵涟漪，现在已经扩展为一波波潮涌。未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