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扬：《使女的故事》除了“政治正确”，还有其他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卓扬】
在今年第69届艾美奖上，《使女的故事》一举拿下最佳剧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导演、最佳编剧5项重量级奖项，成为本届最大的赢家。
流媒体hulu可能没有预料到，孤注一掷押宝的新剧，竟能力压巨头Netflix与HBO，让同样获得多项提名的《西部世界》和《怪奇物语》辛苦陪跑。
自播出以来，《使女的故事》点燃了媒体对女性权利和女性题材作品的热烈讨论——这部现象级剧集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呢？
美剧《使女的故事》在豆瓣、IMDb上均获得高分评价
《使女的故事》讲了什么故事？
《使女的故事》改编于加拿大知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198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
反乌托邦的背景下，故事的女主琼（June）在一个女性被极端物化的未来挣扎着寻找希望。当她身为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独立女性，和丈夫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她不曾预料到暗中滋生的极权主义将夺走她的一切。
面对社会动乱、环境灾难和暴跌的出生率，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政权“基列”推翻了美国政府，笃信奉行《圣经》便可解决威胁人类的一切问题。当《圣经》成为了一切法律的依据，琼因身为女性而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己的银行账户，甚至失去了自己。
政教的独裁者给予她的新身份是国家财产——她被剥夺了名字，成为大主教弗雷德（Fred）的“使女”奥弗雷德（Offred）。这些少数还具有生育能力的女人被送往统治者们的家中，代替其夫人为他们诞下后代——她们是国家的“行走的子宫”。
《使女的故事》剧照（图/IMDb）
如此看来，《使女的故事》涉及了多种“政治正确”题材的相关讨论：女性主义、宗教改革、美国的政治环境变化……况且，本届艾美奖一扫近年来奖项的阳刚之气，天平也看似倾向于“政治正确”地发现女性和多元文化。
与前三年的艾美奖大赢家《绝命毒师》、《美国犯罪故事》、《权力的游戏》等相比，本届的热门除了《使女的故事》之外，还有同为女性题材的《大小谎言》，和讲述非裔美国人说唱歌手之梦的《亚特兰大》。“政治正确”，看似已经成为了影视作品在奖项竞争中的一张王牌。
《故事》背后的故事
在我看来，本届艾美奖对女性和多元化影人的颂扬，不仅是因为观众意识到了白人男权主义笼罩多年的阴影，更是因为业界发现多元化的角色和故事依然可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只有当观众和影人穿过偏见的帷幕，我们看到的作品才能反应出真实的现在与未来。
男性在银幕上的霸权根深蒂固，让普通观众已经习以为常，潜移默化地认为女性角色必然是柔美的花瓶。即便在今年夏天，第一部女性超级英雄电影《神奇女侠》票房与口碑齐飞，但实际上在去年全球票房前百的电影中，只有三分之一以女性为主要角色。
不仅如此，在围绕女主展开的故事中，女性角色的发展也经常离不开男性的帮助。多少年来，迪士尼公主只能等待着被王子拯救——从白雪公主到睡美人，从小美人鱼到贝尔，无论是多么聪明独立的人设，都免不了以美好的爱情为生命中心，对邪恶反派毫无还手之力。直到近年，我们才终于等到了《冰雪奇缘》里的姐妹情深，和《海洋奇缘》中的野性冒险。
看着银幕上一个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富美们，难道给观众一个正常的、有独立思考能力、不以嫁个好男人为追求的女主就那么难吗？
纵观电影史，女性角色们常常沐浴在男性的凝视（The male gaze）之下：评论家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提出，影中女性常常是被凝视的客体，而主体观众被假设为男性。为了便于被观看，女性角色变得物化和符号化，不仅承载着观众眼中的欲望，也是男性角色权威的最好装饰品。这也是为什么历任邦女郎对于邦德系列不可或缺：还有什么比降服一个又一个火辣尤物更能证明邦德的实力与魅力的呢？
苏菲·玛索在《007之黑日危机》里出演“反面邦女郎”（图/豆瓣）
男性凝视解释了电影的镜头语言，而从剧情角度来看，有一个有趣的贝克德尔测验（Bechdel test）可以简单判断女性角色的丰满程度：想一想你最近看过的片子，片中至少有两个女性角色吗？她们相互交谈过吗？谈话的内容与男性无关吗？热心的网络数据科学家们分析了近40年内的电影，不出意外地，将近半数的作品没有通过贝克德尔测验。像《欲望都市》里的米兰达抱怨说：“四个聪明的女人除了男友就没别的可聊了吗？”
影视作品里真实女性形象的缺失，也和业内女性工作者的状态密切相关。奥斯卡影后艾玛·斯通和珍妮弗·劳伦斯都曾公开批评好莱坞女星片酬远低于男星的不公现象——2017年福布斯男星收入前十的总合，竟是前十女星的三倍之多。在去年全球票房前百名的电影里，幕后的女性电影人的参与少之又少，只有4%的导演、11%的剧作者、3%的电影摄影师和19%的制片人身为女性。这让人不禁联想，荧幕上缺少富有深度的女性形象，是因为能塑造出真实女性的她们，却被阻拦在了男权的壁垒之外。
《使女的故事》出师告捷，使瑞德·穆拉诺成为了艾美奖史上首位赢得剧情类最佳导演奖杯的女导演。在颁奖典礼上，穆拉诺感谢了全剧演员和原著作者阿特伍德，并特别感谢了女主角奥弗雷德兼制片人的伊丽莎白·莫斯。业内调查表明，当女导演掌镜时，剧组往往会雇佣更多女性幕后人员。我们不难想象，女性主创的视角增强了《使女》女性叙事的层次深度，但更重要的是，女性主创们用成绩向行业说明了自己的实力。
穆拉诺在刚开始做摄影师时，全剧组常常只有她一位女性员工。面对影视业对男导演惯性般的偏好，穆拉诺用行动挑战着“人们觉得女孩不应该做这个”的刻板偏见。她在怀孕四个月时，在冰天雪地里拍摄了《为了艾伦》。
“如果你不能做什么事，只是因为你不想做。”穆拉诺说，“行业内总是觉得把大制作交给男导演会更安全，但这不应该关乎性别，重要的是个体的创作能力。女性创作者增加了选择面，使行业内有不同类型的叙事者。你只需要选择有所具备能力的人。”
而原书籍的作者阿特伍德，更是一位犀利的先锋女作家。她广泛涉猎30至50年代的科幻小说，发现这些科幻小说的鼻祖大部分由男性书写，并由男性担当主角，而《使女的故事》正是对此惯例的反转。
《使女的故事》虽为科幻，但故事内核离现实社会其实并不遥远。回想伊朗80年代前自由地穿着短裙的女大学生们，在革命发生后披上清一色的黑袍；再看看国内屡见不鲜的逼婚逼育、拐卖妇女……《使女的故事》并不仅仅是对未来的黑色预言，更是一次对历史和现实的疼痛反思。事实上，故事中的细节多是现实世界里先例的延伸：集体处决、党卫军、蓄奴制、美国宗教统治和一夫多妻制的历史……日光之下，永无新事，而女性永远是权力的祭品。
“这是一个关于人们的故事”
说到这里，由女性主创制作、叙述一位坚强女性的挣扎的《使女的故事》，无疑是一部女性主义作品了。但在今年4月的翠贝卡电影节的剧集首映式上，剧组成员的回答却出人意料。
“我不觉得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主演奥弗雷德的伊丽莎白·莫斯说，“这是一个关于人们的故事。女性权利就是人权”。而原作者阿特伍德持有相似的意见：“如果你把现实集成一个大杂烩，作为书的一部分，不免会有人说，这是‘女性主义’，但这不代表作者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创作。这样的观点是现实产生的结果。我书里的事件无一不是真实发生过的，我没有从女性主义出发，我写的是我收集和看见的事情，可谁说我没有被煽动呢？”
原作者阿特伍德在电视剧中客串了一位甩女主角一巴掌的无名嬷嬷……（图/豆瓣）
没错，撇开“政治正确”的标签，《使女》讲述的故事讨论了我们都迫切关心的社会话题：当代独立女性的身份、民主制与专政、阶级自由和平等……面对当下欧美局势的动荡、极端宗教分子的威胁、可能的战争阴影，我们迫切需要一部这样的作品来促使我们思考。而剧集本身精心的表演与制作，更是无愧于艾美奖最佳剧集的殊荣。
《使女的故事》不在于为女性主义著书立碑，但是富有着女性主义精神。当代社会对“女性主义”持有刻板印象，但也有多元化的解读。
剧组和原作者对“女性主义”标签的回避，也是在鼓励观众们关注故事中性别之外的极权、宗教、人性等话题，而这些话题也与女性的权利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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