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实：中国应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实】
日前，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刚公布的名单立刻获得了舆论热议，因为“双一流”的出现意味着耳熟能详的“985工程”和“211工程”从此走进历史。
进步
“双一流“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于1995年底启动。“985工程”源于1998年5月，目标是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高校入选的标准比“211工程”更为严格。此后，国家通过实施“985”、“211”工程建设，显著提高了一批高水平大学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985高校”、“211高校”的概念才会深入人心，某些用人单位甚至将其学历作为筛选应聘者的硬性标准。
但是“985”、“211”工程建设也存在饱受诟病的问题：缺乏相应的激励和退出机制，使得“985高校”、“211高校”事实上成为被严重固化的头衔。“985”、“211”工程建设在启动之后很快就关闭了评选的大门。这意味着，没有入选这些工程的大学，就算以后做得再好、再怎么努力，也没法得到同等的重视。另一方面，入选这些工程的大学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很多特别照顾，没有退出机制则意味着“世袭罔替”。这种头衔乃至身份的固化，自然不利于在高校之间创造平等竞争的氛围。
与“985”、“211”工程这些历史概念相比，“双一流”建设至少有以下这些进步之处：
1. 遴选认定不是一劳永逸。“双一流”建设以学科为基础，对建设过程实施动态监测和管理。
2. 建设过程中，将根据建设高校的建设方案和自评报告，参考有影响力的第三方评价，对建设成效进行评价。
3. 根据评价结果等情况，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加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提出警示并减小支持力度。
4. 打破身份固化、激发建设活力。将一流大学区分为A、B两类，主要是为了督促被归入B类的高校正视差距、奋起直追。原“985高校”绝大多数进入一流大学A类，被评为一流大学B类的只有东北大学、湖南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看来它们真要当心了。
5. 对于建设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不再具备建设条件且经警示整改仍无改善的高校及学科，及时调整出建设范围。
评选“双一流”涉及大量高校和具体学科，细节上的瑕疵在所难免。名单公布之后，很快就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了问题，例如：
重庆大学被评为一流大学，却没有一流学科。东北师范大学有6个一流学科，却没评上一流大学。以临床见长的医科大学“全军覆没”，甚至包括医学龙头老大协和医学院。电子科大的电子并不是一流学科。复旦大学的一流学科竟然有航空航天机械制造，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相关专业反而没评上。复旦大学在业内颇有影响的新闻系反而没评上一流学科——盈亏相抵，复旦大学也没算赚到。…… ……
“双一流”的评选结果纵有瑕疵，其机制设计毕竟提供了修复的机会。“双一流”建设以每5年为一个建设周期，名单会定期动态调整。这次没有评上，下次可能会评上；这次已经评上，下次未必会评上。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真正公平的竞争机制，防止某些高校和学科不思进取。
差距
既然“双一流”建设已经上路，我们倒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此次入围的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的水平还有哪些差距？找准了问题所在，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迅速提升建设水平。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在于学生素质，而在于培养研究性人才和科研管理的制度。
在中国巨大人口基数和严格选拔机制的共同作用下，A类一流大学本科生的素质完全称得上世界一流。想想看，一个高考大省一年10万多考生，清华可能也就录取七八十个，录取标准甚至超过“千里挑一”。哪怕是哈佛、斯坦福这些美国名牌大学，也没有这么严格的录取标准。
清华、北大、中科大等中国一流大学的本科生，在学业水平上足以把美国名牌大学的本科生碾成渣。近十几年来，很多美国教授都非常喜欢招收这些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做自己的博士生，因为他们的知识基础扎实，工作起来吃苦耐劳，表现出的斗志和干劲还真不是一般美国学生能比的。众多美国教授的态度其实已经证明，中国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其实，美国名牌大学也有很多滥竽充数的学生——水至清则无鱼，不然学费从哪里来？美国顶级大学里，诸如艺术史、文学之类的“养老院”专业，说穿了很大程度上就是让富家子女混文凭的。当然，倘若美国名牌大学里面全都是这些花瓶，那早就与“世界一流”无缘了。真正为美国名牌大学撑起门面的，恰恰是培养研究型人才和科研管理的制度。
先说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制度。中国一流大学的本科生教育非常成功，但是研究生教育却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某些大学下属的各个学院，每年招收大量研究生，然后强行摊派到各个教职人员手下。对于教职人员来说，门下学生众多未必是件乐事，“人多力量大”在学术环境下可真不一定成立。
不了解高校事务的朋友恐怕很难想象，在安徽大学、中国药科大学这个级别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导师们竟然还要为硕士生论文的逻辑是否合理、段落衔接是否通畅这种低层次的问题操心。春夏之交对导师们来说是比较不好过的，因为短时间内要修改大量惨不忍睹的论文、努力保障学生们毕业。这个工作负担有多重呢？一个副教授门下有二十来个硕士研究生，实属家常便饭。以此推算，每年就得毕业七八个硕士，于是春夏之交几乎就在敲键盘中度过了。
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对于教职人员而言，不仅难以形成科研活动的助力，反而分散了大量精力、成为科研活动的负担。而对于受教育者来说，粗制滥造的学习经历导致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并不扎实。长此以往，就连用人单位对于研究生的期待值都降低了。例如，许多生物制药企业在重要职位的招聘中，明确要求应聘者拥有在发达国家取得的博士学位，而不倾向于聘用中国大学培养的生物专业博士。这种态度其实就是一种市场的反馈。
相比之下，美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制度确实有可取之处，显然更加重视质量。美国名牌大学将硕士学位视为偏向职业应用的学位，并不要求硕士研究生做出多少学术成果，但是平时对硕士研究生的学业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关键课程一旦挂科就领不到学位了，甚至连补考的机会都没有，只怕哭都来不及。
博士生培养制度就更严格了，在正式开展博士阶段的主要研究之前，博士生都要通过一个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PhD candidates qualifying exam）。如果学术委员会觉得博士生的学识还不够格，那么他就不能获得博士候选人的资格。如果几次没有通过这个考试，学校一般会让这个博士生拿着硕士学位走人、不要再继续读博士了。
美国名牌大学的导师对于招收研究生非常谨慎，在数量上也有严格的控制。哪怕是实力很强、经费无忧的导师，每年招收的硕士生一般不超过5个、博士生不超过3个。而多数教职人员因为受到科研经费的限制，招生会低于上述数量。一个导师带着三四十个研究生搞“大兵团作战”的“壮观景象”，在美国名牌大学基本上不会出现。如果导师忽略了对研究生的指导，在美国大学的学术环境下会被视为严重失职，教职人员不敢乱碰这条“红线”。
不得不说，重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很有意义——如果按照研究生发表的科技论文的平均引用量来衡量学术成果，美国名牌大学显然完胜。
再来说说科研管理的制度。我和美国名牌大学的很多教职人员打过交道。他们中有很多人感慨近年来不容易申请到国家科研经费，为自己研究事业的前景担忧。然而，他们中从未有人声称大学的绩效考核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其实，美国大学对教职人员的考核还真的非常简单：对于助理教授，大学在其任职的7年之内会有一次重要考核，决定是否为其提供终身教职。如果决定聘用，就给一个副教授的头衔，也有特别优秀的教职人员会直接获聘教授。自拿到副教授、教授的头衔之后，以后的考核仅限于是否正常履职，比如这一学年上了多少门课，指导多少个研究生，此外很少有其他的说法。
宽松的绩效考核建立在教职人员较强责任感的基础上——绝大多数教职人员都会主动努力工作，并不需要额外施加压力。许多美国大学甚至为教授提供“学术休假”，教授任职达到一定年限，有权申请一年的带薪假期，假期内可以自由思考问题、处理事务。合理的宽松自由，确实有利于美国大学的教职人员将精力集中于自己热爱的研究工作。所以，虽然他们会抱怨科研经费的年成不好，但不会抱怨大学提供的平台束缚手脚。
中国大学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中国大学的教职人员一般不会抱怨国家不给力，因为在科研投入方面很难找到比中国更给力的国家；他们的诸多抱怨往往源于大学设置的绩效考核。在2017年3月1日至20日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接收依托单位提交的各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项目申请190840项，比2016年同期增加17997项，增幅10.41%，申请量再创历史新高【1】。
科研经费虽然比以前更容易申请到，可是一说起绩效考核，教职人员的脑袋立刻就大了。这也难怪，中国大学的绩效考核饱受诟病，问题在于——该严的地方不严，不该严的地方苛刻。
2016年中国重点大学科研经费排名
该严的地方不严，是因为绩效考核缺乏对道德底线和政治立场的应有坚持，以致一些人品卑劣、不学无术的人在高校里大行其道。他们不仅不产生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反而整日热衷于宣传反动思想、鼓吹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某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因为长期在大学课堂煽动民族仇恨、宣扬极端思想，于201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问题在于，此人被捕前已在高校任职十几年之久，是谁给他提供了这种利用大学课堂进行反动宣传的机会？2016年底，中央特别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习总书记亲自发表重要讲话，正是为了治理乱象、在高校营造应有的教学秩序。
不该严的地方苛刻，则是因为绩效考核设置了多如牛毛的定量标准，比起企业里的KPI，有过之而无不及。绩效考核这东西，向来宜粗不宜细，倘若要求的细节太多，就会束缚人的手脚、甚至迫使人专注于短期行为。
中国大学的绩效考核，对不思进取的教职人员并不构成威慑，所以才会大量存在前文所说的“文科垃圾”；然而对于稍有上进心的教职人员来说，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因为升职、评职称总绕不开绩效考核。每到年底，各院系的教职人员和教学秘书都会忙个底朝天，就是为了给这一年中多如牛毛的绩效考核一个说法：发表了多少论文，申请了多少专利，拿到了多少科研经费，有哪些科研项目结题，指导了多少学生顺利毕业，统统都要计入KPI。
多如牛毛的定量标准，有许多并不合理。例如，某些大学规定课程的及格率、优秀率必须达到某个比例，否则视为教学不尽职。拜托，某些学生翘课去打游戏、看电影、逛街，然后学校把学生不务正业的账记在任课老师头上，这合理吗？为了考核过关，任课老师只能把试卷出得尽可能简单，考前再来“划重点”，这对培养研究型人才有半点好处吗？这简直就是纵容学生的不务正业！
更让人抓狂的是，绩效考核的标准每2-3年就变一通，甚至每年都有改动。绩效考核标准如同走马灯，让教职人员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这样的考核，对于中国大学改善教学和科研并无益处，反而严重打击了教职人员的士气。
其实，绩效考核中多如牛毛的定量标准完全是多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纵向和横向科研经费已经对教职人员构成了外部制约因素：研究做得不好，就很难申请到国家经费，企业更不会给他们投资做研发；没有经费支持，教职人员的实验室、研究室就得关门，教职人员也就丧失了独立性。光是这个外部制约因素，就足以促使教职人员不断推进研究。对于稍有上进心的教职人员来说，平时的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大学为什么还要设置一堆不合理的绩效考核去折磨他们呢？
要让中国大学继续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药方无非是一句话——“精兵简政”。
“精兵”意味着控制研究生招生规模，高度重视研究生教学和培养的质量。正如列宁所说：“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两三个，也比十个死气沉沉的人强。”
“简政”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对教职人员现有的绩效考核方法，设置简单、合理的新型绩效考核，将教职人员的许多精力释放出来，用于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在任何组织内部，官僚主义都会与人员的平均产出成反比关系。
参考文献：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351/info701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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