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回国后投稿国际期刊遭拒 是国外审稿比中国严？-王孟源、光明网评论员
近日，清华大学朱邦芬院士的《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一文引起热议，文中提到杨振宁回归后投稿国际著名物理学期刊PRL遭拒，从此将科研文章主要投给中国物理刊物《中国物理快报》的往事。此后，光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杨振宁投稿权威期刊遭拒一点不奇怪》，认为“对于一个获得过物理学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一本国际著名的物理学期刊怕是不敢怠慢之”，这样的期刊拥有“‘冒犯’业内大咖的底气和勇气。”
相比PRL的“勇气”，光明网评论员又引用朱院士文章的例子，指出发表杨振宁这篇论文的《中国物理快报》，曾被杨振宁批评学术诚信问题。
杨振宁投稿国际期刊遭拒，却在中国期刊顺利发表，真的是因为国外审稿比中国严？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孟源，他提出了不同意见。
王孟源博士答观察者网：
杨先生的这篇论文，讲的是Yang-Baxter方程式。它并不在高能物理的范畴内，而属于数学物理，所以我对这个题目不熟。
不过杨先生发明这个方程式是在1967年，当时解释强作用力的QCD（基于杨先生的Yang-Mills方程式）还没有被确立，高能物理针对强作用力的流行理论是Scattering Matrix。虽然后来Scattering Matrix用在强作用力上被证明是死路一条而完全放弃，但是杨先生所写下的Yang-Baxter方程式（我并不是说Y-B方程式是为强作用力而发明的；杨先生把它应用在一个一维的量子力学Toy Model上，但是它对所有的Scattering Matrix都适用）在其他的数学领域也有应用，所以流传至今。
虽然我不能确定Physical Review Letters评审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不过从信件来看，第一个评审的确是假设2009年的C.N.Yang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只不过名字刚好和1960年代的作者相同，而且从语气来看，他并不知道1960年代的那个C.N.Yang写下了Yang-Mills方程式并且得过诺贝尔奖。他对杨先生新论文的题材也不熟，只不过去查了一本书（法文的，所以这人大概是法国人），然后就说杨不可能超出那本书的范围。我想这人无知、无礼，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第二个评审没有这个问题，他显然知道杨先生是谁。从他的口气，他的专业也的确是数学物理。他所说的退稿的理由，是1）论文讨论的只是一个n=6的特例（“Lack of Generality”翻成“缺乏广泛兴趣”是错的，应该翻成“不能广泛适用”才对），2）没有物理应用；杨先生则显然不同意。
我对这个题目没有专业知识，所以杨先生的论文有多重要、是否有前例等等的问题，我是不能置评的。不过我找到了那篇论文，看了一遍，可以确定退稿的理由1是不成立的，因为杨先生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虽然我只用n=6来做讨论的实际例子，但是所得的结论对所有的n都成立。
至于理由2，杨先生的论文第一句话就说，最新的实验可能可以检验原本只是Toy Model的这个一维模型，不过到底是否真的如此，我不知道，因为这些实验属于低温物理。然而这个评审是做数学物理的，所以我觉得他也不可能知道。如果他特别为此去请教做低温物理的同僚，就应该要提起，但是他没提。
好，可以用逻辑确定的讲完了，这里我做些不太确定的猜测：
首先，这些期刊的评审对中国作者的论文，一般会有歧视；我指的是从中国发的论文，而不是在欧美研究机构任职的中国人的论文；这大概是第一个评审的心态。
其次，对上一代的研究者，他们也会歧视；尤其杨先生算是上、上、上一代的，自然更是会被另眼相看；这应该是第二个评审的心态。
不过，我个人猜想，这个事件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物理界也讲流行，而过去40年，除了高能物理完全撞墙之外，其他领域的进展也越来越慢。
既然真正的突破越来越少，每个突破越来越难，而发表的论文却越来越多，那么集中在个别题目的论文数量自然成指数成长，绝大多数都是我说“追救护车的”。这一代的评审们从学生时代，就习惯如此，做到正教授、当了期刊评审之后，拿到别人的论文，还是简单一看是否属于正在流行的少数几个大题目之下，如果不是，基本就准备要丢到垃圾桶去了。
杨先生来自一个不同的时代，所以自然不能理解今日评审对冷门题目的轻率藐视。
希望你觉得我的分析合理。
杨振宁在书中附自己和《物理评论快报》的两轮邮件往来：
摘自《Selected Papers of Chen Ning Yang II： With Commentaries》，杨振宁，2013年。图源：科学网 湖南大学物理教授刘全慧。
光明网评论员：杨振宁投稿权威期刊遭拒一点不奇怪
今天（9月20日）有媒体报道说，近日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物理快报Chinese Physics Letters》主编朱邦芬在《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一文中披露说，8年前，杨振宁曾向其熟悉的国际期刊《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投稿，但却遭到了退稿。据说，杨振宁在2013年出版的自选文集（《Selected Papers of Chen Ning Yang II: With Commentaries》）中，也提及了这次令他感到“滑稽和烦恼（funny and troubling）”的被退稿一事。
上述报道转述杨振宁书中所讲称，2009年6月，时年87岁的杨振宁向《物理评论快报》投稿，论文由他一人完成。因为多年没有联系过《物理评论快报》，杨振宁在投稿时做了简单的说明，列出自己曾在1967年和1969年就1维δ函数作用发表过的文章。“现在，我带着这篇新论文重回这个领域。”杨振宁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
显然，作为国际物理学界的著名刊物，其编辑不识鼎鼎大名的杨振宁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如此，“一个多月后返回的一位同行评议者认为，新作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同名者（即杨振宁）’在1967年所发表的论文中”。“两天后，另一位同行评议者的反馈传来。反馈的开头是对杨振宁过去工作的肯定，赞扬其分析能力是‘传奇般的’。对于新作，同行评议者表示，据他/她所看，结论都是正确的，但认为这并不合适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原因是‘缺乏广泛兴趣’和‘缺少新的物理’”。对此，杨振宁写道，“我不知道是该觉得好笑还是被冒犯”。于是，“杨振宁将该文章投给《中国物理快报》，并在次月（9月）顺利发表”。
“一个多月后”才返回同行评议，与“在次月（9月）顺利发表”相比，其中的原因恐怕还不只在于期刊来稿量的大小和编辑效率的高低。一般而言，对于一个获得过物理学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一本国际著名的物理学期刊怕是不敢怠慢之——无论从态度上，还是从稿件内容上，否则这个专业期刊便不足以在界内维持其声誉。也许正是基于此，这样的期刊才有了“冒犯”业内大咖的底气和勇气。
不过，对于《中国物理快报》来说，其能得到《物理评论快报》退回的稿件并迅速发表之，也正可补课上世纪60年代被学界讨论过的问题。这也正如《中国物理快报》主编朱邦芬教授所言，杨振宁上述稿件被国际著名物理期刊退稿“之后，他的科研文章主要投给中国物理学会所属的《中国物理快报》（CPL）上，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杨先生的价值观念：一项学术成果的价值并不等价于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
实际上，将稿件投给《中国物理快报》，岂止是“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杨先生的价值观念”，这更是“杨振宁先生回归以后，开始了一位理论物理学大师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昨天，有文章在“借庆贺杨先生95华诞之际”，将杨先生回归中国后的新贡献，“归纳为五个方面。一，作为有远见卓识的科学领导人所起的引领作用；二，作为物理学家在物理学研究领域所做的具体科学研究；三，作为教育家在培养中国年青一代杰出人才方面所做的贡献；四，作为科学史研究者，写下了一系列传世之作；五，其他方面的贡献”。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这篇庆贺杨先生95华诞的文章，也讲到了杨先生“对国内学术界学术诚信问题”的关注，所举之例却正是《中国物理快报》稿件的事：杨振宁通过该刊一名审稿人的不正常要求得出了判断，“指出这是审稿人在滥用其特权而谋取利益”。
朱邦芬：《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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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后杨先生曾经向《物理评论快报》（PRL）投过一篇稿件，引起很不愉快的经历。第一位审稿人轻率地认为作者是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同名的某位C N Yang，审稿极为马虎，似乎也完全忽视文章所研究系统存在受限势；第二位审稿人的意见是许多人常遇到的、无实质性批评内容的所谓“缺乏广泛兴趣”和“缺少新的物理”，加上编辑“明显傲慢自大和官僚化”的程式化答复，使得杨振宁这位PRL的创始人和多篇重要论文的作者，感到整个拒稿过程“funny and troubling”。为此，在杨振宁文集Selected Papers II With Commentaries 的附注中，杨先生原原本本地附上审稿人意见以及他与PRL编辑的两轮通信，力求改变这一错误的趋向[4]。之后，他的科研文章主要投给中国物理学会所属的《中国物理快报》（CPL）上，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杨先生的价值观念：一项学术成果的价值并不等价于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作为CPL的主编，我经常可以收到杨先生于晚上11—12点发来的电子邮件，作为一个耄耋之年的科学家，杨先生的干劲与活力实在令人敬佩和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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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还对国内学术界学术诚信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2010年6月14号晚上快11点，我收到杨振宁一封email，涉及《中国物理快报》一篇稿件的评审。清华高等研究院一名博士生XX向《中国物理快报》投了一篇文章，署名只有他一个人。编辑部组织两位同行评审论文，其中一位评审人对论文给予完全正面的评价，而另一位评审人则要求作者再另外引用3篇文章，而这3篇文章与投稿论文所研究内容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作者向杨先生请教如何处理。杨先生的判断是，第二位审稿人要求引用的这3 篇文章“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XX’s work”，他指出这是审稿人在滥用其特权而谋取利益。我们很快做了调查和处理。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当行为，目前在学术界经常发生，许多人熟视无睹。杨先生“管闲事”，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术不当行为，值得我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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