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孟源：批评全球暖化论的人可能忽视了经济上的风险

这两天有一位读者私下和我进行讨论，话题是全球暖化。他在过去十年发表了几篇相关的文章，其中的看法和我在《谈全球暖化》讨论的，有所矛盾。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适合对这个问题做深入讨论的人，因为大气物理不是我的专业，连嗜好都算不上，所以基本上我先天就只能接受并转述主流意见。然而在我有专业能力或至少若干内部消息的领域里，现代科学界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

有的是因为财团的利益而腐败，例如美国医药学会的治疗标准，已经被药商渗透得千疮百孔，有很多副作用比主功能强得多的新药物，只因为旧药物的专利已经过期，都被霸王硬上弓，成为被推荐的第一选项。有的则是因为研究者集团本身的名利，而集体选择了容易出论文的假大空理论，然后凭借现代学术界论文数量至上的原则，进行劣币驱逐良币。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超弦我已经多次解释过；就连宇宙暴涨论（Cosmic Inflation）这种我相信了30年的主流理论，在过去两年阅读了一些新论文之后，我才明白居然也是一个大忽悠（详情以后再解释）。财团和多数研究人员两者利益重叠的骗人把戏，则更为强势，例如整个经济学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就是我在《美式经济学是骗人把戏的又一表征》里提过的“淡水经济学”，发源于独霸性财阀Rockefeller为制造理论遮羞布而创立的芝加哥大学，一百多年下来，无数“大师”之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绝对主流。

综合这些经验之后，我实在不应该也的确不敢贸然为任何学术界的主流理论背书。一年多前有读者问我有关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任何现存的转基因作物有被禁止或排斥的必要，就是出于以上的考虑。转基因和经济学一样，背后兼有财团和研究者的利益。即使目前没有被滥用，将来走歪的可能性绝对是有的，所以适当的管制有其必要性。

当然管制必须是出于理性、专业、客观的评价，而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歇斯底里反应，更不是人身攻击所能办到的；然而在民选制度下，正是危言耸听、夸大不实的非理性反应会胜出。

像我这样拒绝哗众取宠的评论者，也就陷入两难的局面：在两极对立的民主政治大环境下，不论支持哪一方，都是次优解，而损失就必须由社会整体来承担。解释这些精深微妙的道理固然困难，对读者来说，也必须有足够的学术修养、时间、兴趣和机缘才能接触到，所以天生就是阳春白雪，不可能是舆论的主流。这其实也是民选制度的固有缺陷之一。

话题转回全球暖化。那位读者的观点并不是他独有的，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Freeman Dyson的相关评论。Freeman Dyson是40、50年代量子场论的创立人之一（另一位更有名，就是Richard Feynman）。他和杨振宁同一代，成就在同一级，年龄差不多，同样很长寿，至今还健在。Dyson的批评是基于前面解释的第二类现象，亦即研究者为容易出版论文而陷入假大空的问题。然而全球暖化论战的另一边却是财团的利益，所以这里的两极化和转基因议题又不太一样。

Freeman Dyson

Dyson的科学论点之一，是地球历史上环境变化之剧烈，远超一般人的想象。这我完全理解，毕竟六亿多年前，地球曾经被冰层完全覆盖（至少是几乎完全覆盖，当时赤道上是否冰封，目前还没有定论），这是所谓的Snowball Earth。其后因为太阳辐射量起伏、火山喷气、陨石撞地、板块漂移、生物反馈等等大大小小、有快有慢的作用，地表气温有很大的波动。我们所说的全球暖化，相形之下幅度其实很小，完全可能会被不可预期的天然波动压倒。

Dyson同意最近几十年地球变暖的过程，的确有人为的因素，但是一般被公开引用的预测，是基于很原始的模型，尤其是对云、尘和地面的作用，计算得很不准确。换句话说，他认为模型预测中所含的误差，被严重地低估了。当然，这可能是诚实的错误（统计学里估计误差的公式，基本上都假设样本是随机采取的，并没有被有意识地“择优”选取；但是科学家建立模型的时候，事实上不可避免地会做出选择，例如一个方程式的形式该用指数还是多项式，必须先被主观决定，然后才用统计方法估计其系数，同时得到误差；但是这些统计学公式所估计的误差并没有把最早对方程式的形式做选择的过程考虑进去，所以必然是低估的。很不幸地，我很少看到有研究者明白这个道理，尤其在社会科学里，基本对这个现象完全无知），也可能是因为同侪压力下自我推广的需要（这是Dyson的看法）。

不论如何，Dyson认为既然学术界的模型，实际上有相当大的误差，地球气候本身的天然波动又再加上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么人类政策反应就不应该像主流意见所鼓吹的那样积极而强烈。

Dyson教授虽然是做高能物理出身，但是兴趣相当广泛，成名之后又做过凝态物理、天文学和核子工程。他从1970年代就开始研究大气物理，所以他对气候学者所用模型的批评应该是很值得参考的。不过我认为他逻辑的最后一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因为Dyson教授并不是说气候模型所估计的暖化速度有偏差（Bias），而是有比模型作者的估计值更大得多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举个具体的例子，目前大部分的气候模型预测到21世纪末，地表平均气温会提升2-4°C，也就是3±1°C。Dyson教授没有举出估计值可能有偏差的理由，所以3这个数目仍然是对的，但是1是严重的低估。那么我们假设正确的预测应该是3±3°C，也就是地表平均气温会提升0-6°C。Dyson教授的逻辑就必须是只专注在这个范围的下限：既然暖化程度可能是0°C，那么就无须浪费资源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我想读者应该明白他逻辑的谬误之处了：实际上在面对这类问题时，重要的是上限而不是下限。英文谚语说：“Hope for the best; plan for the worst.”（“期望最好的结果；但是必须为最坏的可能来做计划准备。”这是20世纪英国作家Lee Child根据19世纪作家兼政治家Benjamin Disraeli的名言“I am prepared for the worst, but hope for the best.”修改而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它背后的逻辑理论基础，在于这类问题后果的严重性，往往和被预估的变量成非线性关系：当变量增加一倍的时候，后果的严重性增加远超一倍，那么总体来算，后果严重性的期望值，就高于原本对应着变量平均值的后果。

全球暖化正是一个非线性的问题。温度增高4°C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远高于2°C时的两倍；而且像是4或6°C这么严重的暖化，有可能触发失控温室效应（Runaway greenhouse effect），亦即沦入一个正面反馈的循环，即使届时人类完全停止碳排放，温度仍然会继续迅速上升。所以Dyson教授指出气候模型的误差远比原先的估计高，其实代表着人类必须更加努力来控制碳排放，而不是可以因此而放松。

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全球气候变化在未来50-100年之间，将产生过去至少2000年未见的气温上升，对农业、工业和居住环境都会造成很大的改变，这些改变会打消现有许多固定资产的价值，进而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重复投资。这在经济上，是个很大的负面震撼。1970年代，气候环境基本稳定，只不过是中东的几个小国把一种矿产的价格人为地抬高了（亦即当时的能源危机只是财富转移，并没有绝对值上的直接浪费），就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十年的Stagflation（滞胀）。两三度增温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就至少是其十倍以上，而且是真正财富绝对值上的减小；再加上像这种经济危机，一般都是由底层民众承受绝大部分的后果，那么对任何关心贫苦民众的人来说，怎么能轻视它呢？

我想Dyson教授并没有恶意，他只是根据他自己的逻辑来做一个诚实的推论，不幸在逻辑推演的过程中犯了错而已。而且他犯错的地方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不在他其实相当宽泛的专业能力范围之内，的确情有可原。正因为逻辑推论不论再聪明再小心，仍然有出错的可能，直接被观察到的事实，比起逻辑来还是有优先权的，这也就是科学的理论必须服从实验结果的道理。如果一个理论开始讨论超越这个宇宙的话题，那么必然是因为它试图解释这个宇宙中的实验结果完全失败，偏偏这些理论者已经当上了终身教授，甚至是重要期刊的评审，所以怎么胡扯都没有负面的后果，结果就拖着学生朋友一路胡扯下去了。我想我的读者已经对这种现象相当熟悉。

Dyson教授愿意挺身而出，面对白左通常是极度非理性的压力而直言他所相信的真理，虽然在逻辑推演中犯了错，这样对真理的执着仍然是可敬的。反过来看，虽然白左在全球暖化的议题上，占据了正确的结论，他们的思考过程却并不是基于理性和逻辑，所以在相关议题上，就有沦于偏执和极端的趋势。前面我提过我对转基因技术的担忧，但是我的分析是基于事实和科学，所以结论就有节制，和白左的歇斯底里性反对完全不同。

白左在环保议题上，还犯了另一个基本的错误：他们常常为了“保护地球”而不惜一切。其实人类相对于地球来说，极为渺小。地球有四十多亿年的历史，也还有四十多亿多年可活，人类就算在地表堆出一层一公里厚的塑料垃圾，或者用几十万枚核弹把地表清洗几十遍，又或者把生物圈的物种消灭99%，比起地球最初连海洋都没有的状态，根本不算什么。塑料的分解以万年计算，放射性污染的衰变一般不到十万年，新物种的演化顶多是一百万年，和四十多亿年相比，就是一眨眼的时间。换句话说，人类把地球搞得再怎么不堪，百万年之后一样达成新平衡。

所以我们追求环保，既不是为了保护地球，也不是为了其他物种；最终的根本理由，还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垃圾太多，就会占用有其他经济用途的土地。演化出新的物种，需要几十万年，每个物种的基因，是经过几万代的演化淘汰精选出来的，一旦被消灭，在人类文明的范畴里，就无法复制，而这些天择获胜的基因，在现在和未来，都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包括娱乐展示在内，参见熊猫的租借价）。工厂排放毒烟污水，临近居民的健康和生计都会受到影响。

一般人之所以把环保和道德联想在一起，是因为污染经常是经济学里的所谓“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也就是我在《无知与短视的后果》里面解释过的，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更大的社会成本。所以环保并不是超越经济规律的道德议题，反而实际上就是全人类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我们决定是否追求一个环保政策的过程中，并不是只要是污染就十恶不赦，而是要考虑在限量容许、强制要求排放处理、完全禁止等等选项中，选择对社会整体经济最有利的，以避免污染者自行选择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核电虽然不是完美的选项，但是在某些经济社会条件下，仍然可能是最优的选择。

【后注】正文发表五天后，台湾就发生了大停电。引起停电的直接原因是天然气管路被意外地关闭，但是这类操作失误是日常运作的必然现象，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因噎废食、不肯接受任何污染来增加发电容量的政策，也正是本文最后一段文字所批评的错误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