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巍：斯坦福大学难容不同意见将导致学术走向衰落

【翻译/观察者网青年观察者张成】

我受到加州夏日美景和世界级学术水准的诱惑，于2016年9月开始了在斯坦福大学的学习生活。诚然，这是来到“农场大学”（当地人对斯坦福大学的戏称）的完美时刻。斯坦福大学曾经历了一段黄金岁月，它称雄福布斯世界大学排行榜，并创造了美国大学史上最低的录取率（4.7%）。但是，这幅光明的图景却遮蔽了丑陋的真相：斯坦福大学正在走向学术衰败。斯坦福的自由派学生们甚至都不能容忍异见的存在。

上面的话看似有些草率，不过我是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最终得出这一结论的。事实上，故事始于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唐纳德·特朗普。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煽动情绪的财阀政客。但是，特朗普现象确实值得我们花时间认真地讨论一下。你可能会认为，世界顶级学府是分析和探讨特朗普的理想场所。更宽泛地说，广泛和开明的辩论应该是大学生活的核心，对于学术和智力的发展尤为重要。在入学前，我曾以为斯坦福大学将成为开明辩论的完美校园。毕竟，斯坦福大学是一所高度倾向自由主义的院校（84.7%的学生投票给希拉里，只有3.9%的学生支持特朗普），而且这些自由派的学生很喜欢标榜自己的宽容，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不同意见的宽容。

然而，在关乎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对待总统大选辩论的态度却更像观看橄榄球比赛而非严肃的政治活动，希拉里每次有气无力地发声时大家都为她加油鼓劲，而特朗普每次张嘴时学生们就疯狂嘲笑他。你难以想象我的震惊，我感觉自己仿佛在伦敦的酒馆里看曼联对阵切尔西的足球赛一样。当我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更严肃地对待这些辩论的时候，一个同学告诉我，如果我们真正批判性地思考特朗普的话，“我们也许最后会投票给他”。可见，理性的探讨从未开始过。

斯坦福大学校园（资料图）

大选结束后，我曾希望，也的确曾认为争论会平息下来。冲击当然早已远去，但是我大错特错了。“#他不是我的总统”成为了新的战斗口号。特朗普是个精神变态、反社会人格者、法西斯主义者、极权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强奸犯。如果我们不经深入思考，特朗普可能是任何人，而深入的思考正是我们所急需的。

唐纳德·特朗普值得我们进行严肃的讨论：他引领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对抗美国政坛建制派的起义，并且和其他任何政治领袖不同的是，他为那些被剥夺权利的美国穷人发声。进一步讲，与斯坦福学生尖酸刻薄的话语恰恰相反，特朗普表现得特别像一个典型的共和党总统——他的医改和税改方案符合共和党的传统思维，他的中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沿袭了奥巴马的立场。

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被他们对特朗普的憎恶蒙蔽了双眼。但是我们为了能继续讨论下去，还是要宽容一些，其实学生们对特朗普的憎恶也与特朗普自身的狭隘不无关系。毕竟，特朗普被爆曾吹嘘自己能“抓住女性的下体”。也许美国人正如传说中那样自由、包容，而包容的人们也应该对狭隘、可恶的政客表达自己的厌恶情绪。这并非没有道理，它不但符合美国作为包容、自由国家的自我定位，而且也便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推广”民主和人权。

但是，美国说自己自由只是自以为是的谎言而已。**斯坦福的校园基本上是个自由派大本营，却丝毫容不下不同意见，更别说是保守派的意见了。**按照政治光谱划分，我属于坚定的左派，支持社会自由主义，但连我都觉得这里的学术讨论愚蠢无聊、傲慢专横。

比如，我曾经斗胆说“我觉得并非所有的艺术都具有政治属性，诚实地说，我更喜欢非政治的艺术”。有人大声斥责我：“你在说什么？这真是特权阶级的想法！”我有过许多类似的经历，**人们通常会攻击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而不会就事论事回应观点本身。**我算是领教了斯坦福的“包容”。

在大学校园里，正式辩论和校园报刊通常是不同意见和平互动的平台。但在斯坦福大学却并非如此。斯坦福大学没有牛津大学那样的辩论学会，也没有类似的辩论社团，校园报刊办得几乎也是一片黯淡。

斯坦福大学只有两份校园出版物。一份是以报道校园活动为主的《斯坦福日报》（Stanford Daily）。在这份报纸偶尔触及政治的时候，也是完全自由派的观点，上面刊载着诸如“特朗普无能，必须被弹劾”、“特朗普的禁令打不到我们”等文章；另一份是《斯坦福评论》（Stanford Review），这是一份保守主义刊物，读者群体的规模和《斯坦福日报》旗鼓相当，但吊诡之处在于，《斯坦福评论》的市场主要还是自由派的读者，而他们订阅的理由在于要批判它，而不是真的去读它。

最令人不安的是，在斯坦福大学，对非自由主义观点的排挤已经延伸到了课堂上。在今年我上的一门关于种族与民族的课上，自以为掌握真理的自由派很容易表现得义愤填膺。

我们在课堂上只讨论了左翼和自由派的思想家，几乎没有涉及种族主义的话题。在那么多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当中，我们只讨论了终身支持民主党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我一开始觉得，好歹总算有这么一位啊！但是，那门课的教授简单地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等同于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世界观，然后就继续讲别的内容了。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那天后续的讨论环节（学生和助教讨论教授的授课内容）中，我为亨廷顿辩护，指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随即他们告诉我亨廷顿是一个顽固的种族主义者。学生们不再进一步讨论了。

课后，我发现有几位同学反对我，并投诉我在座位上以特权阶级的口音自言自语。我感到一丝惊讶，继而觉得十分可笑。我的英国口音是特权阶级的口音？原来如今英语国家社会是这么看待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的？尽管这很滑稽，但它展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人们不再包容不同的学术意见，而且倾向于对人不对事，总觉得觉得他人的意见不仅是学术观点，更是对自己个人的冒犯。

缺乏包容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斯坦福大学乃至美国左翼的智识走向衰朽。这在关于种族与民族的课堂上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了。在其中的一堂课上，我反对客座讲师不断地、不加批判地使用“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这个说法。对于那些不太在意政治正确的人来说，白人至上指的是压迫有色人种的体系（例如种族隔离、警察滥用暴力等），以维护白人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并确保有色人种处于从属地位。

我质疑这位教授为什么频繁使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等知名黑人作家推行的说法。我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美国经历过去70年的剧烈变化后，我们现在还要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词汇来描述当代美国社会？他给我的答案是什么？

“我认为你需要多上几门关于种族的课”。在70名学生面前，他只以这句话回应了我。一个缺乏包容性的学术文化无可避免地导致学术发展走向停滞和衰落。

我认为这种自高自大，容不下不同意见的心态特别讨厌，这可能是因为我来自英国这个拥有悠久的辩论历史而且以包容不同意见为傲的国家。毕竟第一个主张言论自由的人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就是英国人。我认为与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交朋友是很自然的。当我对英国的一位好朋友说起自己在斯坦福大学的经历时，她即刻评论说“加州连这点包容性都没有么”。要是她知道斯坦福所存在问题的全貌的话，她又会怎么想呢？

这并不是说我在斯坦福大学从未经历过激荡脑力的学术对话：我有许多智慧、开明的朋友，但那只是个例，在斯坦福并不具有广泛代表性。

当然，在顶级的历史与政治课程中，讨论的规格也是世界级的。这类自由、包容、开明的学术讨论应当是大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对意识形态偏执症的完美解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2016年9月我刚入学时，我曾思维僵化，令人厌恶。但是在上了一些课程之后，我不再继续固步自封。但是，实际上斯坦福大学很少有人上这些课程。

斯坦福大学最好的五个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人类生物学、生物学、工程学和经济学，这些都是很偏数学的专业。斯坦福的毕业生只有2%来自历史专业。我并不是要批评理工科，毕竟科学方法最能够消解当代自由主义者傲慢宣扬的普世主义。

但是在现实中，如果你从来没有上过严肃的人文课程，反复质疑自己信念，就很难对不同的观点加以包容。虽然理工科课程有诸多价值，它们却无法向人文课程那样为你展示智慧的多样性。

尽管斯坦福大学对理工科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校园里缺乏辩论、头脑狭隘的现象，但更主要、更深层次的因素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自由派高校得势，它直接影响了当前的校园风气。

好几位教授曾经告诉我，在身份政治掌握“霸权”之前，斯坦福大学的学术对话要自由得多。如今，斯坦福大学痴迷于身份认同这种微观政治学（micro-politics），比如社会身份的交叉性，到媒体报道中对少数族裔的着墨。

我对这些政治诉求报以极大的同情理解，但是如果此类政治长期在政治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话，就具有很强的破坏性。由于种族主义、恐同倾向和性别歧视都是高度个人的体验，所以身份政治必然会突出个人经历以及“个性化”的认知。即便这种个人政治宣扬包容性，它也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更大政治层面上的不包容性。任何不同意见都无可避免地被视作对个人及其身份的直接冒犯。这对学术研究是非常有害的。

美国正处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今天的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深邃的思想。斯坦福大学和其他高校自由派那种狭隘的态度，完全与美国的国家利益背道而驰。坦率地说，自由派学生们需要快点长大。

（本文为夏仁巍赐稿，原文为英文，青年观察者张成翻译，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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