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清：“再嵌自由主义”能拯救美国霸权吗？

8月底，伴随着《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沧桑而又迷惘的旋律，我从洛杉矶一路向北，赶到旧金山参加2017年美国政治学会年会（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这个古老的学术社团的第113届年会，将是不平凡的一届年会——去年冬天，美国政治学会现任主席、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的政治学家戴维·莱克教授（David A. Lake），联合该学会在世的16位前任主席和300多名政治学者，发表了反对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公开信，轰动全球学术界，如今特朗普总统位高权重，Twitter肆射，美国巨轮在世界汪洋大海中颠簸摇摆，以政治学术为志业的莱克教授及其同侪如何面对这个严峻的政治现实呢？

翻看议程，莱克教授将于8月31日下午6点30分发表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演讲（APSAPresidential Address）。6时许，我和数百名参会学者走进旧金山联合广场希尔顿酒店的洲际大厅时，莱克早已在前排坐定，旁边的屏幕打出他的演讲题目“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Lost: Rule and Resistance When America isFirst” （国际合法性的丧失：“美国第一”下的规则与抵抗）。

在我参加过的多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中，从未见过如此夺人眼球的主旨演讲题目。谁都知道，特朗普就职以来的口头禅就是“America First”，而且今年以来印有这两个单词的T恤帽子风靡全美，整个美国社会酝酿着某种骚动的情绪。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苏珊·海德教授的垫场介绍，回顾了莱克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派领袖所取得的杰出的研究与教学成就。莱克在美国的政治学、国际关系乃至社会科学界同行中享有尊崇的学术地位，他的学术理论和政治观点一向为同行们所重视。

海德介绍完后，莱克在学界拥趸的热烈掌声中荣耀登台。他的目光时而停留在听众身上，时而望向远方，按照我的经验理解，这是一位学者对自己的演讲内容胸有成竹的表现。

国际关系的体系学派一般都在大格局中寻找结构性问题，莱克也不例外。他的演讲结合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源自拉丁文Pax Romana，意即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发展史，阐发国际关系中的等级体系（internationalhierarchy）和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的动力结构，着重阐发“合法性”（legitimacy）在合法稳定的国际秩序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他指出，二战后半个多世纪形成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或者说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稳定秩序，是具有国际合法性的，体现为西方世界共享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多边主义国际关系体系，并且保障了和平与繁荣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相反，缺乏合法性的国际秩序（illegitimate order），例如当年特鲁希略独裁统治下的加勒比海地区以及教派异质性强的中东地区，不会有和平、长治与久安。

他强调，没有共享的价值观、多边的安全体系与同质且紧密的利益——这些都是国际合法性的基础，半个多世纪前西德、日本等国不会甘愿服从美国的领导，因此今天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鼓吹“America First”（美国第一）的自我中心主义，只会凿空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从而使美国的盟友伙伴们离心离德，让美国的挑战者见猎心喜。

特朗普的当选与“美国第一”原则的再度出场

对美国史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会知道，“America First”作为一种政治理念，起源于整整一百年前（1916年）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竞选连任总统时的选战论述，旨在欧战烽火连天的年代里确保美国的“中立原则”与和平孤立——虽然翌年美国就被迫卷入欧战。

此后百年来，作为美国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思潮的一种民族主义表达，“America First”多次在美国政坛上出现过，最近一次就是2017年初特朗普就职以来的宣扬。莱克的演讲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第一次系统地分析这一美国民族主义的理念或说口号背后，蕴含的美国外交规则的变动及其不良国际政治后果。

国际关系的体系论者虽然注意到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互动，例如“开放经济的政治学”（Open EconomyPolitics）在过去十多年间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他们一般来说还是较为忽视国内社会因素的影响。不过，身为当代体系论领袖之一的莱克今天倒是重视美国国内社会分化因素对“美国第一”的中心主义和对外政策的影响。

他指出，在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下，以及受特朗普激进言论的鼓励，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已在美国兴起，并且反映在政治动员、对外经贸与外交政策上。例如，歧视性地对待穆斯林移民，不计后果地废除TPP，唯利是图地处理与德国、韩国、加拿大和北约组织关系，一意孤行地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都属于自挖墙角、自掘坟墓的行为。长此以往，将破坏美国与众多从属国之间的等级制体系，颠覆美国世界霸权的合法性。

在演讲的结尾，这位以学术为志业的学界领袖陈述了对拯救美国霸权的国际合法性的理论思考和实务建议。莱克主张通过激发“再嵌自由主义”（Re-embedded Liberalism），推行“新版新政”（New New Deal），应对美国国内严峻的社会分化问题；另一方面，呼吁重视“共享收益”（shared gains）和多边主义，推行“新型国际协商”（NewInternational Bargain），以挽救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不断流失的合法性。

随后的问答环节中，三位提问者只是就演讲的具体概念和提法请求解释，给了莱克进一步补充的机会。在阐述国际秩序、等级制与合法性的理论问题时，他语气平和而坚定，这是他多年来学术研究的重心和成果所在，他有足够的理论自信。在分析美国社会问题与特朗普对外政策变局时，他犀利的目光扫向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坐在第3排的我，对时局担忧与不满的心情自然地流露出来。

45分钟的演讲得到了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在演讲者与听众的双向正面反馈中，一种同质性的社群和共识型的思潮隐然形成。但是，我总是有些不安，听到的是精致的理论体系，脑海里浮现的是严峻的社会现实。

与去年底美国政治学界反对特朗普公开信所罗列的九条理由相比，今年莱克的主席演讲更加系统化、更加学理化，更具有纵深的世界历史视野，也反映出特朗普当政以来美国政治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嬗变。不过，美国学术精英们的理念、主张还是有些曲高和寡，支持特朗普的老白蓝领和相对剥夺感强烈的中下层民众恐怕听不懂这些抽象的概念。

我记得“Embedded Liberalism”这个理论，是1980年代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Ruggie教授提出来的，或可译为“内嵌自由主义”，大意是政府在推行自由主义的国际自由贸易时，应该注意建设社会安全网，提高社会福利供给，减少失业率，缓和分配不均的阵痛，亦即要把自由主义这股劲猛的力量内嵌或曰驯服于社会协调发展之中。不过，好像八九十年代的里根-撒切尔自由主义浪潮，并没有给“内嵌”予实质的发展空间，否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贫富分化过大、民粹主义升腾的窘境。

那么今天，莱克提出Re-embedded Liberalism是什么意思呢？字面上可以译为“再嵌自由主义”，难道是要复兴30年多前的“内嵌自由主义”社会改革政策吗？可是今天的下层阶级已经到了要闹革命的时候了——激进的社会再分配声浪此起彼伏，夹杂着再次激化的种族主义的怒火，怎么还会忍受温和的改革呢？而且，“内嵌”和“再嵌”都是定语，说明本质还是自由主义的主张，只是为了缓和自由主义的负面冲击而要注意社会公平，推行政府协调。

不久前的美国弗吉尼亚州骚乱暴露出美国社会分化加剧的现实

不过，如果不能为社会公平的发展和政府协调角色的发挥找到同样强劲的驱动力，自由主义这头猛虎是难以驯服的，反而会骑虎难下，左右为难——当自由市场极致发展的社会分化后果显现时，很多公共政策都会面对社会公平优先或者经济效率优先的排序难题，政策困境将随着社会分化程度的加深而深化，直至最后只能通过社会代价极大的政治革命，而非政策理性，来处理。

还有更大的不安。眼前的演讲者是美国霸权稳定理论的思想斗士，也是美国霸权利益的维护者，而我想到的是中美竞合关系结构的现实演化。莱克最后主张加强美国与其西方盟友基于共享价值观的“共享收益”与多边主义，推行新版国际协商时，是以解决美国面临的三大国际挑战为目的的，排在首位的就是“Rising China”（中国的崛起）的挑战，然后才是朝鲜核问题与国际恐怖主义。当时，莱克的目光望向远方，仿佛他能穿过这座加州旅馆的厚墙看到遥远的北京，而我则严肃地看着他。

关于中国崛起以后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两种流行看法：

其一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的思路，认为中国崛起后必然在国际舞台上示强，并将引起既有霸权国家——美国——的恐惧，从而使得中美冲突乃至战争不可避免，就像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记载的新兴城邦雅典和霸主斯巴达的战争故事。

另一种看法即“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则逆向思考：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继续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是这个看法的倡导者，今年初，他援引经济史和国际关系学者金德尔伯格对当年英美霸权交替期出现的国际领导力真空的研究，来分析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种可能前景。

不过，不管是哪种“陷阱”，其实都蕴含着美国乃至西方主流政治学界对中国国家发展的一种异质论判断，认为中国崛起后依旧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将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以及外交活动上挑战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体系，或者至少不能成为西方心目中的负责任的大国。莱克等霸权稳定论学者不能容忍恐怖主义和朝鲜核武器的非对称性挑衅，更不能容忍中国这种大国修正主义的挑战，而且后者对美国的霸权体系威胁更大，因为这是一种对称性、结构性、全方位的巨人对决，将重划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基本版图。

时间有限，莱克不可能在这场演讲中阐述中美对决的理论与现实，但是，根据他多年来的学术思想以及本场演讲关于“国际秩序”与“合法性”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预测他对中美关系的基本阐释框架。

在他看来，合法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来源于共享的价值观、多边主义的合作安全、共享的合作收益以及利益的同质性。这个国际秩序中虽然存在主导国与从属国的等级差别（international hierarchy），但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共享的。

然而，在合法性的来源上，现实的中国很难被他归为这一国际秩序的同类伙伴。从十多年前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共和党右翼智库人士，到今天亲近民主党的加州政商精英和全美政治学术圈，其实在对待中国问题上都有相同之处：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不会促进既有的权力分配现状（status quo）的维持，而且会挑战权力分配现状，损害美国的霸权利益，此即对中国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m）性质的基本判断。

中美关系：竞争还是合作？

可以说，在国内政策上，“再嵌自由主义”论者也许和共和党建制派有分歧，但是在对中态度上，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尽管演讲后莱克对我说他来过北京和清华大学很多次，有很多中国朋友，但是他只会从维持美国霸权利益的角度考虑中美关系的结构，而且难免疑虑重重地看待中国的国际动向。几年前中国学者王缉思和美国学者李侃如共同提出的中美“战略互疑”的问题，其实至今仍然无解。

坐在莱克教授面前，我很钦佩他关于国际秩序、等级制与合法性的学术理论框架，只不过今天美国政治社会冲突的严峻现实，以及中美之间结构性的紧张关系，不时在提醒我：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

在国内问题上，知识精英坐而论道恐怕是不够的，起而行之，深入社会基层调研，加强社会对话，促进政策协调与改进，也许才能为有效的改革争取时间和政治空间。就如今年美国大选后奥巴马所说的，如果希拉里能更早点、更直接地弯下腰去倾听底层民意，强化具体对策的话，也许不至于败选。这说的也是扎根社会、起而行之的道理，虽然未必能真的逆转选举结果。

在中美关系上，基于意识形态和理论阵营的先入为主的定性判断，只会给自己制造对手乃至敌人。而且，“手握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观念上的敌人很可能就变成现实的敌人。因此，光有理论家带领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是远远不够的，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有远见的政治实践家通过深入的国际沟通，寻找理念与利益共识，发掘跨国社会支持，才有可能克服先入为主的定性判断，在不断积累的合作平台上创造新型的大国关系。

可惜的是，在莱克及其学界拥趸的正向反馈体系中，理念至上和观念先行既是思维的风格，也是行动的网罗。翻看厚厚的会议手册，不难发现，即便采取实证研究方法的学者，意识形态的影子也不时在论文题目中出现。

我一时间竟有些恍惚，觉得今天的场合很像是在一座名为希尔顿的“加州旅馆”的聚会，每个人都进入一个夏日狂欢的庭院，做一个“自愿的囚徒”（prisoners of our own device），不一定能找得到来时的通道。正好在四十年前（1977年）诞生的这首流行歌曲，以隐喻的手法描绘了一个所有的旅馆入住者都无法逃脱的怪诞世界，“You can check out any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现在，莱克的声音打进了每一个集会参加者的心坎，在听众热切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获得积极的反馈，一种新的时代思潮（Zeitgeist）在这家旅馆中隐然形成，虽不算怪诞，但无所不在，习以为常者将永远无法逃脱，也就无法更好地解释世界与有效地改造世界。

8月31日速写于旧金山Kearny St.

9月4日整理于北京清华园

【本文原题为《“再嵌自由主义”能拯救“国际合法性”吗？——2017年美国政治学年会主席演讲手记》，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whzh_21bcr），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