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卢斯：中国成世界经济守护者，但有人不服
【翻译/观察者网 马力】
2017年1月，美国在瑞士达沃斯卸下了全球经济守护者的传统角色。一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全球富豪在思想领域炒冷饭的绝佳场所，而且对于在这个瑞士小镇临时扮演一下预测世界未来的大师，那些有钱人也十分地乐在其中。不过，今年却有些不同。
2017年1月，对冲基金大亨、硅谷经理、管理学大师以及世界各国的政要们相聚一堂，他们现场见证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这座小镇为了捍卫全球贸易体系大声疾呼，而攻击全球贸易体系的人正是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悄无声息中，这个星球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领袖接过了全球贸易体系捍卫者的新角色，而那个全球最大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发出的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刺耳噪音。
这一幕是个重要的征兆，意味着中国正在成为世人眼中负责任的大国，而美国则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有一种观点把世界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
英国《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爱德华·卢斯4月29日在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署名文章：《世界经济守护者的易位》
美国的影响力贯穿了70年的全球化历史，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资本主义的精神故乡努力维护全球化成果时，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一刻简直如《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爱丽丝跟着兔子进入树洞中的奇幻世界一般。几天之后，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发表了那篇广受批评的就职演说。从此以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至少在那几天，特朗普降低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调门，美中贸易战不再像今年1月时那么迫在眉睫了。不过，在特朗普领导的国家里，一切都是易变的、不稳定的。最近，特朗普又打起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主意（在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还强行向从加拿大进口的软质木材增税），不过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会晤之后，他似乎又放弃了重新谈判的想法。即使特朗普在习近平面前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美国卸下全球经济守护者的传统角色也将难以避免，而接替美国扮演这个角色的正是中国。
虽然近来人们频频做出上面那样的预测，但其实此类预测最早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早在1902年，也就是中华帝国的躯体最为虚弱的时候，当时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1858-1940，英国政治思想家、经济学家，他是最早研究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帝国主义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而非政治和军事；霍布森还提出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国制度与生活的控制——观察者网注）曾做出预测：当中国恢复元气时，不要说碗碟，连西方人摆下的餐桌也会被掀翻。
约翰·霍布森下面的这段话值得今天的人们仔细咀嚼：“与我们眼中其他‘劣等种族’相比，中国人将很快结束对西方科学与资金的依赖，他们将迅速吸收既有知识并向外提供新的知识，他们将建立起独立的经济体系，他们还将在机械化大生产过程中应用自己的资本和管理经验……中国将成为世界市场上规模最大且效率最高的竞争者，他们将首先横扫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产业，最后连西方自由市场也会被中国的商品淹没，西方也将因此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坚固堡垒”。
虽然约翰·霍布森的话颇有点预言家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的味道，但他还是没能想到——中国走到这一步的速度竟是如此之快！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还不到全球贸易总额的1%；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其对外贸易额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总额的25%。而刚刚进入本世纪时，美国的对外贸易额还是中国的近3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家以如此快的速度实现这样的超越。据经济史学家考证，1750年，中国和印度的生产总值占到当年全球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而到了1914年，这两个国家所占的份额已经骤降到了7.5%。我们生活在一个西方优势地位正在逐渐瓦解的时代，而发展中国家在接近西方的发展水平，不过这一接近过程将是漫长的。
中国正在回归其历史上原本属于她的位置，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在内15个非西方经济体也在快速发展，这些国家的人口占到全世界的一半，他们的崛起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世界权力格局。我们已经亲眼看到，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人口出现了暴增，他们已经取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自上世纪70年代初至今，亚洲的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5倍。即使在非洲这个全世界经济表现最差的大陆，人均收入也在这一时期翻了一番。而西方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中位数（median income）在过去50年里几乎没有明显增长。一些亚洲国家，例如韩国和新加坡，其国民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而另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其收入水平甚至还未达到西方的十分之一。
即便如此，世界经济重心移动的方向还是清晰可辨的。新加坡经济学家柯成兴教授（Danny Quah）指出，在绘制全球经济地图的时候，20世纪全球经济的重心在大西洋的中部，而目前这个点已经向东移到了伊朗附近。在未来几十年内，这个点还将移动到中国和印度之间喜马拉雅山脉的某个地方。从大西洋中心到世界屋脊，我们这一代西方人将有机会亲眼见证50年里全球经济格局发生的巨变。
中国从既有国际秩序中的获益已经远远超过大家最初的预期。如今，这个卓有成就的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制定自己的国际秩序了。国际贸易体系是否还会继续保持开放呢？这要看那些西方民主国家的反应，这些国家正变得日益敏感、焦虑和保守。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可以从实力雄厚的外国投资者那里获得支持。
多年来，很多西方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大量集中于中国等亚太地区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大多数跨境贸易都是跨国公司内部所需零部件或所生产半成品的跨境流动。例如，苹果公司iPhone手机的各个部件就是分别在9个国家制造和组装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目的在于从西方那里获得制造技术，这就意味着它们对供应链中的零部件征收进口关税并不合理。如今的生产模式已经与一家工厂生产某产品的所有部分并将其组装在一起的传统生产模式完全不同了。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其国内消费能力也在快速增长，因此习近平主席的最佳盟友应该就是到达沃斯倾听他演讲的那些跨国公司的商业巨子们。
其实，中国已将自己的利益与众多跨国公司紧紧捆绑在一起。中国崛起的过程与西方跨国公司的黄金扩张时期几乎是完全重合的，而目前两者都受到西方中产阶级消费增长停滞的威胁。从宝洁（Procter&Gamble）到联合利华（Unilever），西方快消品牌正日益关注西方中高收入阶层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并以此来规划自身的产品线。普通的西方消费者不再是他们主要的利润来源。在美国，公司盈利能力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可为何公司投资率却一直在低位徘徊？原因就在于此——西方中产阶级的消费者不再是大公司们的摇钱树了。在一些公司眼中，与将资金投入研发新产品比起来，把钱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反而是个来钱更快的途径。
对于中国来说，西方民粹主义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导致杀鸡取卵的蠢事发生。虽然与今年1月时相比，特朗普已明显降低贸易保护主义调门，不过中国人心里十分清楚：特朗普之所以赢得大选，部分原因正是在于他将中国描绘为偷窃美国工作的罪魁祸首。事实上，西方民众在收入上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与生产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即使是中国也在承受同样的压力，生产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虽然中国诸多产业的附加值不断提高，但是其制造业部门所吸纳的就业却也在不断萎缩。可以这样说，在沮丧的低收入或已经失业的西方选民面前，与抽象的自动化生产流程相比，中国是个更加合适的替罪羊。
与西方上层精英相似，中国也对西方日益失势的中产阶级的怒火颇感忌惮。虽然达沃斯汇集的各路人士非富即贵，但一般说来，那个场合很少有人确切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每年1月，人们对达沃斯论坛的观感往往是：论坛参与者对外面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十分了解。达沃斯论坛第一次发布年度报告是在2006年，当时报告将重点放在了预防流行性疾病和打击恐怖主义两方面——此前一年亚洲发生了流感危机，而伦敦则发生了地铁爆炸案；2015年，达沃斯发布的年度报告受到前一年“克里米亚事件”的影响，重点围绕地缘政治危机进行了阐述；2016年1月，埃博拉病毒大规模传播已近尾声，达沃斯却对流行性疾病的威胁表达了担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达沃斯论坛最擅长的便是从最近刚刚发生的事件中获得预测未来的灵感。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常人大多如此。不过，达沃斯论坛却将这一毫无技术含量的“预测”做成了自己的品牌。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经说过：“导致语言表述不清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讲话者真诚态度的欠缺。当一个人表面上宣称的意图和他内心真实的意图之间并不一致时，他会像乌贼故意释放墨汁一样，本能地使用冗长的文字和大费周章的说法，以此来搅乱人们本来清晰的思路”。以此判断，全球化时代的精英们的确在隐瞒一些事情，不过我觉得他们隐瞒的对象主要是他们自己。这些精英们呼唤“思想领导力”（thought leadership）和“颠覆性思维”（disruptive thinking），而他们的真实意图却完全相反。无论问题的本质如何，那些冠冕堂皇的名词，诸如“弹性”、“全球治理”、“多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数字广场”等等对他们而言就是所有问题的解药。战争太频繁了吗？那我们就需要多多展开“合作”；流行性疾病全球爆发的风险太高了吗？那我们就应该让“多利益主体”参加进来；民粹主义已经席卷西方世界？那为何不重建对“全球治理”的信任呢？
无论这个世界上出现何种问题，达沃斯都能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不过，那种以拉丁散文风格写就的解决方案总给人以无关痛痒、避重就轻之感。达沃斯年度报告对用词的精雕细琢也暴露了一点——达沃斯过于关注公众对自己的评价了。其实，在问题面前，民主从来就不是找出解决方案的合适手段。如果中产阶级内心充满了怒火，那他们就更应该认真地倾听。
面对在西方狼烟四起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达沃斯论坛2015年报告开出了如下药方：“如果缺失基本的信任，国际上便无法达成任何共识。其实，我们所肩负的责任并不仅限于政治范畴——跨国公司和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也有自己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全球合作，共同抵制日益高涨的经济利己主义思潮”。我来把它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英文，这段话的意思是：西方各民主国家必须更多地考虑跨国大公司的利益，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不正确的。中国已经从外国直接投资中大大获益，由于大量工厂从西方国家转移至中国，西方社会都认为是中国导致他们失去了收入增长的潜力和工作机会，达沃斯2015年报告开出的药方在很多西方人听起来是非常空洞和虚伪的。
另外，在国际关系领域多极失序（multipolar disorder）的问题上，达沃斯也有自己的想法：“在解决（多极失序）这个问题时，我们要展现弹性，要有创新思维，而且要在多个利益主体之间展开对话”。这就不需要翻译了吧？达沃斯一直在说我们应该有创新思维。没错，我们的确需要这种思维，可到底什么才是所谓的“创新思维”呢？
达沃斯论坛2017年报告已经发布。事实证明，这座被阿尔卑斯群山环抱的小镇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隔阂有增无减。特朗普去年赢得美国大选，世人一片惊惶。根据达沃斯论坛一贯的风格，今年面世的这份新的年度报告一定会不同凡响。
鉴于移民危机（immigration crisis）已经对欧美政坛造成严重冲击，这份报告提供了如下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移民带来的文化相容性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沟通交流来解决。调查数据显示，如果政府善于就外来移民入乡随俗的情况向公众进行及时详细的正面介绍，那么选民就可能在移民的文化相容性问题上改变最初的悲观看法”。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是在告诉接收移民的政府，应该提高与民众沟通的技巧，要让老百姓相信移民没有带来任何问题。
另外针对西方出现的民主危机，该报告指出：“在对一个社会实施治理时，应该善于利用科技手段。这不仅仅意味着可以借此提供更快、更透明、更人性化的社会公共服务，而且我们还可以构建‘数字广场’（digital public square），以便政治领袖与民众之间可以实现更直接的交流”。听了这条建议，政治家们是不是应该每天在网上多花些时间了呢？也许，这份报告的起草者应该先在网上看看人们到底都在说些什么。一位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推特竞选模式颇有微辞的选民说：“我没有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人，这就好像一个网站而不是一个人在参与竞选一样”。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思想领导力”（thought leadership），那么该如何对这一领导力表达服从就成了一个问题。达沃斯已经成为全球精英汇聚的图腾，不过这些精英却缺乏倾听的能力。
1990年，就在我大学毕业几个月之前，柏林墙被拆除了。记得当时我和几位同学先从英国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多佛乘轮渡到比利时西北部的泽布勒赫，然后连夜搭车赶到了柏林，为此我们还逃了课。我们是带着锤子和小丁字斧去的，回英格兰的时候我们甚至还随身带回了从柏林墙敲下的几块碎砖。在那个历史发生的现场，我们无比激动，而且颇感自豪，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亲身经历那样的历史时刻，当时我们认定——历史站在了我们一边。现在，我仍然抱着这样的希望。只是未来呢？恐怕我们不会再有这样的自信了。
在那10年之后，我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曾在克林顿时期担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及哈佛大学校长。曾因研究宏观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而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观察者网注）的助手，为他起草演讲稿。回想那几年，有一点让我十分感慨，就是当时我们内心那种自信，那种对美国道路强烈的自信，当时正是华盛顿共识如日中天的时候。可惜这一切已经一去不返了。劳伦斯·萨默斯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一道，此三人正是当时全球思想精英的典型代表。
虽然萨默斯先生平时脾气暴躁，言语粗糙，不过偶尔他也是个心思细腻之人——在犯下错误的时候，尤其如此。然而，看到情况在发生变化，他还是很懂得审时度势的。2008年的时候，萨默斯已经开始从上世纪90年代末那种西方胜利主义泛滥的心态中逐渐走出来。他当时抱怨道：“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精英心中只有个人利益，他们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增进自己国家的利益，他们只是对全球宏观经济做出了贡献，这样的一群人竟然还能如此飞黄腾达”。2016年，他警告说：“人民对专家意见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建议人们接纳一种新型的“负责任的民族主义”，他指出：“政府的基本职责在于确保自己人民的利益最大化，而非追求全球公平正义这样虚幻的价值”。换句话说，精英阶层应该关注大多数人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而非大多数人关注精英阶层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我认为，萨默斯的想法已经十分接近真理。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人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要远远超过对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只有两个国家例外——哥伦比亚（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残酷的内战之中）和安道尔（该国人口仅有不到8万人）。我们越是向全球机构（global bodies）让渡权力，我们内心反而越是对全球化进程产生抵触。
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提出“全球三重困境”（global trilemma）这一概念。他指出，我们不应同时追求民主（democracy）、民族自决（national determination，指全世界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皆可自行决定自己归属的政府体制、执政政党组织、政治环境与命运等，这些决定不得为其他国家或其他政权所干涉——观察者网注）和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三个目标。这三者是不能同时共存的，必须舍弃其中之一。
中国选择了后面两个。中国领导人甚至拒绝对政治自由化做任何尝试。多党轮流执政在中国的前景仍然十分渺茫。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对“民族自决”这一点并不支持。这一情况在欧洲十分明显。根据1995年失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任何国家都可以随意否决任何一单生意。买与卖都应出自自己的决定，这不是很正常吗？如今，各民主国家已将处理WTO仲裁庭的官司视为家常便饭。例如，欧盟反对进口转基因食品和含有激素的牛肉制品，不过WTO在仲裁时并未支持欧盟的这一决定。其实WTO自己也承认，从技术角度来说，上述食品是否对健康有害还难以确定。如果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贸易实体经民主程序制定的贸易政策都会遭到WTO几位未经民主程序产生的贸易法官的否决，那么其他国家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民主的空间也在萎缩。昔日曾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由民主程序确定的很多事务，如今都已被纳入国际法和全球规则的范围。在达沃斯，人们能很明显感到作为一个国家能决定的事情正越来越少。达沃斯对欧洲问题的解答永远都是“促进欧洲一体化”（more Europe）；达沃斯对全球贸易壁垒的回应永远都是更有效地促进全球贸易。所以可以想见，各民主国家对批准相关协议文件并不十分热情。
记得上一次西方国家举行严肃认真的贸易对话还是在1999年的美国西雅图，当时大批抗议者将会场团团围住。此后各国领导人又于2002年在阿拉伯湾举行了对话，这一次要平静得多，抗议者寥寥无几。几年后，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如今特朗普又扼杀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协定凝聚了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美国总统的心血。特朗普还提出要重新评估克林顿时代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大西洋两岸签署此类协定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同时，英国也在放弃欧洲单一市场。
全球精英正在促成不利于世界经济的民粹主义思潮，而这一情景正是他们本身所害怕见到的。随着新科技的影响日渐壮大，全球化正在走向自身的反面。丹尼·罗德里克曾在哈佛课堂上问学生们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应该将民主价值推向全世界，还是应该将其仅仅限制在国内？”同学们无一例外都认为应该在全人类普及民主价值。可如果在欧洲范围内都无法做到使民主原则受到尊重，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的可能性又能有多大呢？数字化民主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罢了。不过即使如此，民主的反面——独裁，其前景也并不乐观。
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成就使其政治模式具有了某种光环。不过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相信没有人会愿意放弃投票的权利。这意味着我们只剩下唯一一个可行的选项：拆除带领我们走向深度全球化（deep globalization）的引擎，丹尼·罗德里克称这一前景为“弱全球化”（thin globalization）。我认为，“弱全球化”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最后机会，对于拯救现存的国际秩序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上世纪90年代，著名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对于柏林墙倒塌之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美丽新世界提出了他著名的“金色紧身衣”理论（the Golden Straitjacket，弗里德曼所谓的“金色紧身衣”是指各国应放松政府监管、推行以金融及贸易自由化为标志的“华盛顿共识”。他认为，一个国家一旦套上这件紧身衣，接受了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就会经历相似的经济增长以及政府权力受限的过程，那些拒绝套上“金色紧身衣”的国家则会遭到全球资本的抛弃并陷入经济衰退。弗里德曼说：“当你的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时，有两件事将会发生：你的经济增长而你的政治收缩。国家的政策选择范围将缩小到像在只有细微口味差别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做选择那样，各国的政策差别将是非常小的”——观察者网注）。
令人感到有点讽刺的是，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这意味着在那个柏林墙刚刚倒塌的民主全盛时期，各国却要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放弃我们十分珍视的民主原则。弗里德曼的洞察力十分了得，他对时代特征的感受非常敏锐。不过，他还是犯了一个小错误，“金色”一词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紧身衣就是紧身衣，那是只有精神病人才用得上的东西。可是，当西方各民主国家都已经神志不清时，我们还能抱怨谁呢？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4月29日美国《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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