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万程：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因为一句话惹了大麻烦-胡海阳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万程】

几年前，我在北大国关旁听一门叫“中国经济概论”的课，旁边坐了一位叫大内的日本年轻人，让我印象深刻。他笑容可掬，体态微胖，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看上去像是一位温和的宅男。但当他一张口说话，我彻底震惊。流畅无比的中文遣词造句，标准且带有一些“京味儿”的语音语调，都让人很难相信他是个外国人。之后和他聊天了解到，他是被日本外务省派过来进修的年轻外交官，之前学中文也有很长时间。

后来我查阅资料得知，在日本外务省底下，有各个负责不同地区业务的外交官群体，比如America School（美国学院派），Russian School（俄罗斯学院派），German School（德国学院派）等。当然，其中也有China School（中国学院派）。这个群体里都是考入外务省后，选择参加中文研修班学习中文，之后从事和中国有关事务的外交官们。上文提到的大内就来自于此，现在的驻中国日本大使横井裕也是China School的一员。

China School最初的历史可追溯到1956年，但当时中日尚未恢复邦交，当时外交官都是去台湾学习“中国事务”的，直到1973年后中国大陆成为主要学习地点。可以说，China School的成员大多都是十分了解中国的，有些人还可以被称为“中国通”。他们可以准确说出中国的省市名称，甚至包括一些普通中国民众并不熟悉的县级市。他们了解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形势，甚至叫得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网购、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同时，他们对在中国的日企经营状况，日人生活情况也有充足把握。还有不少人利用在中国学习工作的时间，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人际网络。

有人认为，China School里的成员大都是亲华派。这种认识有失偏颇，China School可以算作是知华派，但若把他们往亲华派里拉，不但自己是一厢情愿，甚至还会使他们在政坛里彻底失势，日子变得不好过。局面艰难的中日关系下，知华派的处境同样艰难，既受到国内右翼势力的挤兑，同时又要在紧急时刻帮助政府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亲华是政治上不正确”的风气始于2002年日本《产经新闻》等媒体对于China School的批判。媒体认为这些外交官抱着当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功劳不放，为了避免中日摩擦，一味把中日友好放在第一位，在教科书、对华贷款、钓鱼岛等问题上过分考虑中国态度，一味退让甚至损害了日本利益。这种风气的兴盛，直接导致近年来，日本政坛上对华友好人物声音微弱下去，青黄不接。

然而，纵观二战后的历史，日本可以说是对中国援助最大，产生对华友好的最多政治人物的国家之一。前段时间逝世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是一位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这些为中日关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是值得我们回顾的。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担任日本第55任（1956年-1957年）首相的石桥湛山。他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新闻界，在二战时期写过大量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文章。

当时日本军政界充斥“满蒙生命线”、“利益线”等鼓吹对外扩张的大日本主义政策，社会上不少有识之士对此感到不安，他们反对大日本主义中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提倡和平发展，与亚洲近邻和睦相处的“产业主义”、”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些理论后来被称为小日本主义，而石桥湛山就是此理论的代表人物。

他反对干涉中国的内政，呼吁全面放弃中国的殖民地，提倡民族自决。他认为当时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不仅违背道义，而且从经济合理主义出发也得不偿失。他奋笔疾书，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论证严密，分析详实的文章，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可惜，当时日本军政府已失控，小日本主义未能成为舆论主流。随着日本对外侵略的步伐加快，国内法西斯专政蔓延，自由言论发表已不可能。尽管如此，石桥也未趋炎附势，继续以婉转方式对这场战争提出批评。

研究石桥湛山“小日本主义”的书籍

二战结束后，被占领的日本受到冷战思维下的美国控制，吉田茂政府同台湾当局缔结了“和平条约”，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对于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采取敌视态度，中日邦交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同时期，石桥湛山先后担任了通产相、首相、自民党顾问等身份，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并于中日还未恢复邦交时期的1959年和1963年分别两次访问中国，努力推动中日邦交。周恩来当时接见了石桥湛山，对于他的来访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肯定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对于亚洲和平事业的付出。

毛主席接见石桥湛山

石桥等人的衣钵有了后人传承。1972年7月，田中角荣于出任新首相，并很快组成了田中内阁，大平正芳任外相。7月7日召开的日本国内内阁会议，公开宣布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7月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发言也遥相呼应，欢迎田中内阁的邦交正常化外交政策，并邀请首相访华。8月15日，刚刚上任一个月的田中首相正式接受访华邀请。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表达虽然只有一句话，但其幕后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且进行过程中疑云重重的，两方都没有十足的把握。田中访华前，一方面指派31名资深国会议员来北京，为自己访华打前站，造声势。同时指派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去台湾安抚蒋氏父子，试图遮掩真正的意图，有些话语甚至造成了中方的误解与猜测。就这样准备了一个月，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正式访华。然而在当晚的欢迎宴上，田中的一句话惹了大麻烦。

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在晚宴上

田中致辞中，讲了一句“我对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添了许多麻烦，再次表示反省之意。”在场的同传话音刚落，中方人员普遍表示疑惑，甚至怀疑翻译是不是不准确，宴会气氛也由热转冷。

在第二天上午的正式会谈中，周总理着重对这个“添麻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侵华战争给中华人民造成了深重的民族灾难，绝不能用添麻烦这个轻微的道歉来搪塞过去。如果采用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经历过二战的老人们，绝不可能接受，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另外中方做出了许多努力，包括主动放弃索赔，就是希望日方能与自己相向而行，对过去所犯的罪行做出明确清晰的表态。

随后经过一系列交锋与沟通，日方关于战争表述作出调整，改为“日本方面痛感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周总理最终表示赞同，两国于9月29日共同签署《联合声明》，至此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田中角荣上任后短短两个月时间，解决了战后拖延近30多年的中日关系悬案，这成为了他在任期上的最大功绩，也因此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日建交后的大约20多年里，“以对美关系为主，同时大力发展对华关系”一度是日本政界的主流思路。田中角荣以来的历届首相与外相几乎都把对华关系视为维护日本长远利益的重中之重，对华友好的态度延续至90年代。其中“田中角荣—竹下登—桥本龙太郎”，“池田勇人—大平正芳”这些政治脉络在对华的友好姿态上面表现的尤为明显。代表性的功绩就是日本对华ODA项目。

1979年-2009年的时间里，日本对华ODA援助总额达到350亿美元，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40%左右。援建项目规模大，周期长，技术要求高，其范围几乎遍布中国所有省份。这一类的双赢政策，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与技术保障，在北京的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重庆、大连与贵阳的环保工程等都是日元贷款援建代表项目。

之后，有两位日本首相对二战罪行进行了明确直接的反省，对被侵略国家进行了深刻的道歉。一位是第79任首相细川护熙，细川是日本1955年后第一位非自民党首相，上台后以毫不含糊的语言承认日本帝国时代所犯战争罪行。另一位是第81任首相，发表过“村山谈话”的村山富市，他在任期访华，参观了卢沟桥事变发生地与抗战纪念馆。并于1995年8月15日终战50周年之际，真诚地表示“日本之前曾作出过殖民统治，侵略他国的行为，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与痛苦。未来应该吸取教训，努力维护和平。”这两位首相改善了日本政界的形象，特别是现已高龄的村山富市至今仍然活跃在中日友好事业的最前线上，一直努力地推动中日关系的和解。

村山富市

与“村山谈话”相提并论的还有一个“河野谈话”，这是由对华友好的日本自民党领导人河野洋平发表的。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他在讲话中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严重伤害了许多国家妇女的名声与尊严，并对此表示道歉与反省。河野洋平在2001年也反对过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窜访日本，在2006年与2007年的二战追悼式中向被侵略国家的人们发表谢罪声明。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河野太郎于今年8月3日，刚刚加入安倍新内阁，担任外务大臣。

河野洋平

进入21世纪，两位来自China School的驻华大使成为了对华友好的领头羊。2001年-2006年，日本头号中国通阿南惟茂担任了小泉任内的驻华大使。自1983年起阿南惟茂就开始在中国任职，他也是日本“中国学派”中的领袖人物。之后2006年-2010年，同样中国派的宫本雄二接替了阿南的大使职位，在中国的时候，他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地，参与了很多日本对于中国的ODA项目。

然而无论这些知华派外交官有多么知华和亲华，他们都只是日本官员，其职责是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对华的态度并不以自己的经历与派系而转移。在21世纪初中日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外交官个人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把中日关系改善的希望寄托在外务省的某个学派与人物上无非是杯水车薪。2001-2010年的时间段里，小泉首相不断参拜靖国神社；日方两次发放李登辉赴日签证；日本文部省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中日领土争端不断……

比起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的蜜月期，中日两国早已进入了更为现实的国家关系阶段，利益摩擦与争夺逐渐成为常态。新一代的日本政治家们，由于缺少前辈们的战争经历，对中国没有历史包袱与负罪感，必然会更加积极地与中国进行利益抗衡。同时，少壮年的政治家由于经历过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又体验过长期经济停滞，当他们掌权后，很难不产生那种“日本を取り戻す”（复兴日本）的欲望，加上国内右翼势力的抬头，幻想他们会对中国采取友好姿态，安居一隅默默守护着其崛起恐怕是不太可能。

打铁还需自身硬，近年来一带一路大框架的魅力，亚投行的巨大吸引力都使得原本先是对抗及观望姿态的日本“回心转意”，逐渐显示出积极参与的迹象。国际交往拼的还是实力与利益，在中国逐渐强大的路上，如果日后涌现出更多“双赢”“多赢”的策略，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仅仅日本，对中国采取亲华姿态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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