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典、郎简阁：中国经济开启“跃迁式”新篇章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典、郎简阁】
自2017年初以来，由于经济指标的回暖，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迈入“增长新周期”的讨论。5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将中国的评级从A3下调至A1，其中重要原因是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速减缓。
而这种讨论随着上半年经济增速达到6.9%的数据而达到了高潮。在目前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加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新常态的背景下，无论是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还是进出口，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都交出了一份绝对超预期的答卷。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有力回击了那些市场上“有理有据”的悲观论调。
那么问题来了，在一片唱衰声中，是什么动力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稳步回升并取得如此成绩？关于“新周期”的争论也是围绕诸多传统因素展开，而当下的发展凸显出了中国经济的什么特性呢？
我们先从近两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势讲起。
“U”型反转展现经济新态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6.9%，为近年来首次降至7%以下，开启经济增速“6时代”。2015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继续下滑至6.8%，2016年开始连续三个季度均为6.7%，中国经济增速整体呈曲线下滑态势，直至2016年第四季度才开始回调至6.8%。
随着2017年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9%，在2016年第四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攀升，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体呈上升趋势。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实现U型反转，企稳上行。
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贡献高、增速快、总量大的特点。201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率达33.2%，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绝对增量居世界首位，中国经济成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纵观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数据，中高端制造业、中高端经济相关服务业，如装备制造业、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产业快速发展，增加值增长迅速；中高端产品占出口比例较高。而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增速有所放缓，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比例下降。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型、经济结构正在优化、新旧动能转换正悄然生效，中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代替中低端和传统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我们需要理解，中国眼下所经历的产业转型升级，并非是对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复制，而是有许多新的非传统性因素开始凸显，使整个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体现出新的趋势。
为了更好地描述中国新的发展态势，我们借用量子力学中“跃迁”的概念。“跃迁”是指量子力学体系状态发生跳跃式变化的过程，眼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若干因子的影响下发生由低能态向高能态的动能转换，从而进入“跃迁式”现代化新阶段。
而“跃迁式”现代化在当下有两大表征，即人口的快速城市化和新技术的大规模运用，以下将从这两个维度展开。
“减贫奇迹”孕育时代新需求
中国现代化发展新态势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创造新的需求带动产业的升级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三十年的工业化建设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利用本身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乘着全球产业转移的东风，顺应国际贸易的分工角色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吸引非农产业就业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增加城市人口数量，扩大城市规模，带动城市化进程。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出口结构中，过去确实是低端产品为主的，然而现在，中国出口产品60%以上是中高端产品。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工业国，拥有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形成了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游地带的核心地位，并且已经居于全球供应链的中心。
这样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是在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取得的。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截至2016年末，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4%，比2012年末提高4.8个百分点。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比2012年增加9489元，年均实际增长6.5%。
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对当今世界经济版图所造成的剧烈冲击。1978-2010年的30多年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7.26亿，其中参考国际扶贫标准，中国共减少6.6亿贫困人口，也就是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93.3%来自中国。
并且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速，增长率会保持在1%左右，也意味着每年最少1600万到2000万人口要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仅仅统计从2013年至2016年底的数据，5564万中国人摆脱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数。中国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正将世界最大的贫困人口社会，逐步转变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小康社会，创下人类历史上的“减贫奇迹”。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每年在一个国家内，有2000万规模的人口由农村进入到城市，在世界上史无前例，没有经验可循，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深层次问题。反映在经济层面，那就是过去单纯依靠“数量型”人口红利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边际效应递减，在当下已经无法成为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引擎”。
与此同时，过去几十年城市化进程一直呈现出区域和规模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密度呈东高西低,东密西疏，由东向西递减分布的状态，且大城市发展水平较高, 中小城市发展水平较低。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城市化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产生了两个经济问题：一是“数量型”人口红利驱动增长的模式无以为继；二是“中心化”城市化趋势引发了不均衡的区域发展问题。
以上两个问题其实道出了过去城市化或者说以城市化为基本推动力的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即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不足。客观来讲，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这场巨大变革中，有部分人群或者说社会阶层是感受度较低的。
的确，在当代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城市精英开始思考“诗和远方”。但对更大范围的人群来说，中国的发展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难言摆脱生计困境。在过去的现代化周期中，这个人群对于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建立足够的认知，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充分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便利。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已经不能满足于从前工业化和城市化所提供的简单的基建需求，而产生了对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新需求。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需要驱动转型升级、发展新型的现代化路径。
创新驱动迸发强劲新动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
事实上，美国高科技的发展势头在21世纪未过五分之一时已经严重受挫。根据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数据，从2008年到2013年，美国研发资金的投入平均年增长0.8%，低于同期美国GDP年增长率，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研发支出在联邦财政预算中的占比不断下降。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与创新能力的衰退息息相关。
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发展异军突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2015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超过美国（58.94万件）和日本（31.87万件）之和，超过110万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专利申请量破百万的国家。
而在近几年，中国社会中许多技术的新变化，孕育着新的技术或商业模式带来的生产与消费过程的重组，可以说改变了许多人生活的基本形态。
如今国内第三方支付，如微信支付、支付宝APP等被广泛应用，为人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金融的支付清算功能经历了从现金、票据等纸媒介到卡支付再到第三方支付电子媒介的发展过程。第三方支付方式打破了传统支付方式的时间和空间局限，不论什么时间，不管身处何地，人都可以使用第三方支付完成支付活动，享受均等、高效、集约的应用体验。
第三方支付的出现，使科技创新更加贴近人的生活，增加人与科技的互动，也缩小了地区间感受科技发展的差异，实现了人口大规模转入前沿信息社会。与第三方支付类似的，还有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如淘宝、京东，以及将电子商务与现代服务业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大数据，从而为消费者量身定制服务等等。
那么第三方支付等产业取得巨大成功能够反映出什么呢？第三方支付是中国金融科技革命的产物。中国大力创新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技术，利用国内广大的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用户，将金融产业与高科技相融合，提升金融产业的科技含量，同时促进消费模式的转化。
如果说第三方支付、微信等技术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形态，那么大数据、物流等产业的兴起为中国经济版图的“去中心化”提供了抓手。
2013年被称为中国“大数据元年”。当年起，几乎所有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都将业务触角延伸至大数据产业。数据中心最大特点是高耗能，电力成本占整个支出成本的50%-70%，其中一半机器设备散热需要的空调费。而贵州气候凉爽，电力资源极为丰富，是西电东输的主要电源省，不但可以为数据企业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持，而且具备一定的价格优势。
藉由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贵州在大数据领域已经一路狂奔，从最接地气的数据中心、呼叫中心，到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某种程度上，贵州从昔日工业时代的跟随者，已悄然变成大数据时代的同行者，甚至领跑者。
通过以上举例，可以说新兴科技的商业化正在实现了技术与大规模人口的高频交互，使更多人共享创新发展成果，使得过去依靠低端劳动力差价产生“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为顺应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质量型”人口红利。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带动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创新经济增长方式，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态势。
开启“跃迁式”现代化新篇章
人口快速城市化和新技术的大规模运用，二者动态演进的过程构成了中国“跃迁式”现代化的两个轮子。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路径，“跃迁式”现代化并非只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更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人口由农业社会转入前沿信息社会。人口快速城市化的同时，创新驱动新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大规模运用。
在当下，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成为一大趋势。对于中国而言，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显得尤为重要，重点突破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推动传统动能改造升级和新动能成长壮大，化“数量型”人口红利为“质量型”人口红利，实现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
中国经济展现出来的“跃迁式”现代化态势在进一步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高新技术不仅仅应用于电子商务、现代服务业、科技金融业等新兴产业，在传统一、二产业也开始生根发芽，例如家庭农场、智能装备制造等等，可以说人与技术的高频交互，丰富了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产业纵深。
“跃迁式”现代化展现出的广阔前景，表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空间极为巨大，这种空间当前可以说才刚刚开始释放。中国新技术的发展蕴藏着惊人的能量，斯蒂格利茨的话或许说得太早，他所描述的事实未来将可能成为“中国的城市化与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最大变量”，而这两个轮子所推动的“跃迁式”现代化将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下一“风口”，释放中国经济的潜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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