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咸鱼：钟会姜维叛乱与蜀汉帝国的谢幕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臭咸鱼】
2013年初，在天府广场东北侧的四川大剧院建筑工地上，一尊石兽重现天日引来考古界的瞩目。经过几年的发掘工作，近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向媒体透露：从此遗迹中获得的汉代遗存所占比重最大，以及结合史料记载，此初遗迹极有可能为蜀汉宫城。
这里说的蜀汉便是三国鼎立之时的蜀汉帝国，由刘备于公元221年在成都建国，亡于公元263年。这个存在历史长河中短短四十余年的帝国（从刘备实际控制蜀地开始算则有近50年。），却留下了无数供后人缅怀的名胜与传说。
笔者借蜀汉宫城这个话题，说说蜀汉帝国的谢幕：钟会之乱。
在三国鼎立后期，曹魏帝国内部出现了巨大变革，自司马氏专权后的淮南三叛（最后一次是于公元258年结束的诸葛诞叛乱），皆以司马氏得胜而告终，历史的天平已经倾向于司马氏。然而在公元260年发生的“高贵乡公曹髦之死”所带来的道德舆论压力却始终是司马昭代魏的巨大阻力。在此情况下，司马昭只有建立更大的功业来提升威望，从而走出实现魏晋易代实质性的一步。
与此同时，曹魏皇帝曹奂多次下诏加司马昭九锡、晋相国之位，司马昭无一例外地拒绝了。司马昭并非谦虚，而是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弑君而带来的道德舆论压力也令司马昭不敢贸然接受九锡之赐。
高贵乡公曹髦被杀，成济和王经成为了替罪羊
另一边的蜀汉帝国已是君昏臣黯、奸臣弄权，即使有赤胆忠心的大将军姜维在只手扶天，也难以改变大厦将倾的命运。既知蜀汉颓势已显，司马昭便欲以伐蜀之资作为政治上的进身之阶。可是当他提出伐蜀后，出乎意料之外，朝臣大多数都持反对意见。只有心腹钟会明白司马昭的心思，竭力赞成。
司马昭向众人解释说从平定寿春诸葛诞扰乱以来已经六年了，吴地广大下湿，难以用武，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可水陆并进，乘势灭吴。并言蜀国军士不过九万，留守成都和保卫其他地方的就不下四万，剩下的不过有五万人罢了。且姜维远在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
在这个议题上，征西将军邓艾坚持反对，以至于司马昭派主簿师纂亲自说服邓艾，邓艾这才同意。我们从此也可以看出邓艾在政治上的迟钝，在司马昭已经决定伐蜀后，邓艾竟然还屡次反对。作为将领，没有政治眼光是不行的，邓艾的悲剧不得不说也是源于此。
景元三年（262年）冬，曹魏帝国开始筹备战事。司马昭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司马昭敕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做出将要伐吴的姿态以迷惑吴国。
次年（263年），五月，曹魏帝国伐蜀大军开始调动。司马昭遣征西将军邓艾督三万余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连缀姜维；以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馀人自祁山趣武街桥头，绝维归路；以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趣汉中。以廷尉卫瓘为监军，行镇西将军钟会司马，“持节监艾、会军事。”
姜维听到魏国将要伐蜀的消息后，上表汉主刘禅，建议派遣车骑将军张翼、廖化督领诸军分守阳安关口，以防未然。然而后主亲信佞臣黄皓素来相信巫鬼之事，认为敌人不会来，让后主罢其事，因此蜀汉大臣都不知道此事。
蜀汉灭亡之责任固然在于后主听信谗言，然而姜维也难逃其咎，汉中为蜀汉门户，关乎蜀地生死存亡，姜维在得知曹魏伐蜀后，没有全力坚守汉中，反而一直在沓中，也是一大过失。
八月，钟会在洛阳举行誓师大会后，大军开始出发。蜀汉方面安排廖化率兵前往沓中支持姜维，张翼、董厥前往阳安关口为外围助力。或许刘禅是真的慌了，将景耀六年改为炎兴元年，汉为火德，“炎兴”也就是蜀汉兴旺，希望通过改元的当时祈求上苍保佑蜀汉政权。
蜀汉将领坚守不战，退保汉、乐二城，城中各有五千人。随后钟会率领军队到达汉中，顺便派人祭奠了诸葛亮之墓。九月，钟会使前将军李辅围困王含于乐城，护军荀恺围困蒋斌（蒋琬之子）于汉城。
本来汉中就是易守难攻之地，坚守不战无疑是上上之策，然而由于蜀汉将领蒋舒和傅佥存在矛盾（原本蒋舒为主，傅佥为辅，蜀汉以蒋舒无功，用傅佥替代了蒋舒，蒋舒由此愤恨不已），在钟会派胡烈为前锋攻打关口后，蒋舒欺骗傅佥说：“敌人来了不打而闭城自守，这不是所说的‘子以保城获全为功’，我以出战迎敌为大功，咱们各行其是。”蒋舒假装出战迎敌，其实是率大军投降了魏将胡烈，而傅佥却错误地以为蒋舒出战迎敌，也没有在城墙设防。胡烈乘虚偷袭城池，傅佥战死。钟会长驱而入，直取汉中。
傅佥战邓艾
与此同时，邓艾派遣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大营，陇西太守牵弘为前锋邀击，金城太守杨欣向甘松。姜维听闻汉中已失，引兵还，杨欣追姜维至强川口，与之大战，姜维大败，还至阴平，随后退至白水，在剑阁和廖化、张翼以拒钟会。
十月，蜀汉向吴国告急求助，吴孙休派遣大将军丁奉督军向寿春，留平向南郡，丁封、孙异拟向沔中救汉。洛阳捷报频传，司马昭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野心，在三路大军，只攻打下汉中的情况下，立马接受了九锡、相国之赐。
随后的“邓艾灭蜀”于当时情形而言，是出乎司马昭意料之外的，毕竟司马昭也只是把伐蜀当做代魏的阶梯，拿下汉中已经是大功告成了，若是邓艾一军冒险被灭，反而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邓艾进军至阴平，挑选精锐，想要和诸葛绪直取成都，但是诸葛绪自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牵制姜维，拒绝向西，因而引军和钟会会和。
钟会此时，却生出野心，想要吞并诸葛绪的军队，于是暗地里向司马昭上表说诸葛绪懦弱不进，于是诸葛绪被槛车征还，军队由钟会统领。
姜维凭险自守，钟会攻之不克，加上司马昭已经接受相国之位，此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所以钟会借口粮道运输遥远，不如罢兵班师。不料，当初反对伐蜀的邓艾却站出来反对，他认为宜将剩勇追穷寇：“若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馀里，奇兵冲其腹心，出其不意，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
邓艾决定要偷渡阴平
邓艾独自率军直接走阴平小道，行军七百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道路艰险，邓艾裹毡，“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抵达江油后，蜀汉将领马邈不战而降。
随后诸葛瞻（诸葛亮之子）率军到达涪县，黄权之子黄崇多次劝谏诸葛瞻应该拒险自守，不可令敌人到平地。诸葛瞻拒绝，执意出战，要与邓艾正面交战。同时，邓艾派遣使者想要劝降诸葛瞻，“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诸葛瞻拒不投降。
双方开战后，司马师纂初战不利，被邓艾呵斥。师纂、邓忠只得誓死再战，终于逆转占据，此战斩诸葛瞻父子及黄崇。
诸葛瞻战败的消息传来，蜀汉朝廷人心惶惶不安，百姓扰扰，逃到大山里去，朝廷无法禁止。蜀后主召开大会，使群臣发表意见。有人主张奔吴，有人主张奔向南中，光禄大夫谯周却力排众议主张投降，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自古以来，没有寄居他国尚能为天子。如果投降吴国，也是向吴国称臣。
二、大国兼并小国，是自然之理也，魏国可以灭吴，吴国不能灭魏这是很明白的事情。投降魏国是耻辱，奔吴也是耻辱，然而吴国灭亡还得臣服魏国，还得再受一次亡国之耻。与其二辱不如一辱。
三、南人不可靠。如今大敌当前，祸乱将至，人心难测，恐怕离开成都就有不测，更不用说到南中了。现在看来谯周的投降言论固然令人不耻，然而也并非没有道理可言。所谓的南人不复反不过是史家的溢美之辞，也不是事实，在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的几年里，南中也发生了多次扰乱。甚至“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
谯周为了打消刘禅的疑虑，更是说如果陛下降魏，魏国不裂土封侯，他会亲自到洛阳给刘禅争之。
北地王刘谌劝父亲背城一战，同死社稷。刘禅不听。刘谌在昭烈庙大哭一场，杀妻子后自杀。
随后后主派遣侍中张绍奉玺绶向邓艾投降，派太仆命令姜维向钟会投降，又派遣李虎送蜀汉士民百姓口簿给邓艾，截止蜀汉灭亡，共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邓艾到成都，接受了蜀汉群臣的投降。
不懂政治的邓艾下场非常悲剧
但是邓艾随后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未经司马昭的允许，擅自承制封“汉主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汉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虽然二百多年前，邓禹也曾经这样做过，但是邓禹遇到的是宽宏大量的汉光武帝刘秀，而邓艾遇到的是内宽外忌、猜疑心重的司马昭。
在伐蜀战役中，我们可以明确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为国捐躯的多是荆州派系的，益州人很少。
《诸葛亮传》：瞻长子尚，与瞻俱没。
《蒋琬传》：蒋斌随会至成都，为乱兵所杀。斌弟显，为太子仆，会亦爱其才学，与斌同时死。
《张翼传》：明年正月，随会至成都，为乱兵所杀。
《张飞传》：苞子遵为尚书，随诸葛瞻于绵竹，与邓艾战，死。
为何益州人对蜀汉政权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呢？刘备入川，荆楚人显贵，在刘备和诸葛亮执政的情况下，由于诸葛亮开诚布公，公平执政，益州人的基本政治利益还是得到了满足，然而随着诸葛亮死去，蜀汉政权的核心几乎都是荆州派（包括二代士人）或者是亲近荆州派的东州派，益州本地士人几乎全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以外，蜀汉的录尚书事可考的没有一个是益州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益州人自然对蜀汉政权没有认同感。
相反按照汉魏以来的传统惯例，州郡除县令刺史太守之外，都有由本地人充当郡县掾属，把持当地权力。投降魏国，按照九品中正制来选官，以本地人充当州郡中正，垄断选举做官的权力，无疑是对益州人非常有利的。
姜维、张翼等将士听到后主命令他们向钟会投降的消息，无不满怀悲愤，以至于将士们拔刀斫石。最终，姜维率军投奔钟会。
在曹魏帝国这边，司马昭得知蜀汉帝国投降的消息，喜出望外，完全是原计划之外的收获！朝廷下诏任命钟会为司徒，赠邑万户，邓艾为太尉，赠邑二万户，名义上是将此二人升迁为三公以示褒奖，实际上也有剥夺兵权的意味。
邓艾灭蜀后，就变得骄傲自大起来，甚至给司马昭上书说因平蜀之锋芒趁机平吴，甚至还打算“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为顺流之事”，“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完全不能领会司马昭想到此为止的政治意图，司马昭自然回信劝止。
同样的，钟会作为伐蜀总指挥，却让下属邓艾抢了头功，两人势必不能相容，司马昭也预见矛盾，也开始筹备如何完成兵权顺利交接。
灭蜀之后钟会的野心迅速膨胀
对于钟会来说，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出他试图叛乱的念头起于何时，是在赞成司马昭伐蜀议事之时，还是与邓艾争功之后。姜维与邓艾是多年的对手，他在归附钟会后，自然积极挑拨钟会与邓艾之间的矛盾。姜维也希望能引发魏军内乱，自己再趁乱匡扶蜀汉社稷。
钟会对姜维也是青睐有加，“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当成心腹。姜维知道钟会图谋不轨，想趁乱匡扶蜀汉社稷，就以退为进劝钟会效法范蠡泛舟四海，不问政事，钟会闻弦歌而知雅意，自然不同意。
就在邓艾不识时务地反复向司马昭申请伐吴之时，钟会联合卫瓘、师篡一同以邓艾承制封拜官员为理由上表说邓艾意图造反。钟会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少子，本人擅长书法，会模仿别人的字迹。钟会模仿邓艾的笔迹并篡改邓艾的言辞，换成傲慢、狂悖的言辞，并毁了司马昭给邓艾的回信。
司马昭接到钟会等人的奏章，以对邓艾固执反感，自然选择详细钟会等人的说辞。
咸熙元年正月，诏书槛车押送邓艾会回京。与此同时，司马昭这边组织行动起来，预防蜀地再发生兵变。司马昭派遣贾充率兵入斜谷，自率大军至长安观察动静。
钟会派卫瓘到成都捉拿邓艾，暗地里却以为卫瓘兵少，邓艾足以杀卫瓘，然后邓艾便落得个擅自杀监军的罪名。卫瓘知道钟会的打算，于是连夜至成都，向邓艾将领宣布，奉诏捉拿邓艾，其余一律不问。如果归附官军的，赏赐如前。
天亮时，将领都来归附卫瓘。卫瓘乘车直入邓艾营帐，捉拿邓艾，当时邓艾尚未起床。邓艾部将们后来想要劫出邓艾，卫瓘假装上表要向司马昭申明邓艾的冤屈，诸将都选择相信他的话没有行动。
随后，钟会率军抵达成都，接管邓艾旧部，令将邓艾父子送到京师。此时，钟会因为独自统领大军，威震益州，加上姜维的煽动于是决意谋反。
钟会使姜维率五万人出斜谷，自率大军随后至长安。随后钟会得到司马昭的书信得知贾充入斜谷，屯乐城的消息，惊慌不已。此时的他还安慰自己即使不能定天下，还可以退保蜀汉，不失做刘备。
钟会先请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官员和蜀汉官员为魏明元郭太后发丧，矫诏废司马昭，使亲信替代诸将领军，并把胡烈等将领骗来，关押到益州衙门内，并紧闭成都城门宫门，严兵把守。卫瓘坚决不同意参与钟会的政变，与钟会各自拿着刀相持一晚，最后他以身体虚弱，便用装病的方法骗过钟会，得以脱身。
姜维政变以失败而告终
姜维见政变已经开始，便给后主刘禅上书：“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钟会在此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放出卫瓘，卫瓘却将钟会谋反的消息传到魏军军营，组织军队攻打钟会。
同时，钟会属下有个叫丘建的，本是胡烈的属下，钟会非常喜欢他，就把他带到身边。
因故主胡烈被囚禁，丘建于心不忍，于是向钟会请求允许派亲兵出去取食物，胡烈趁机骗亲兵说钟会已经挖了大坑，准备坑尽在内的将领。一夜之间，辗转相告，所有被困的将领都得到了消息，大家不期而遇争先奔向城中，钟会听到消息，不再犹豫，准备派人杀自己囚禁的诸牙门将领和太守，可是为时已晚。
不久城外有人爬梯登城，欲来搭救主将，城内有人的放火烧屋，城内乱成一团，许多被困将领终于趁乱从屋里攀爬而出，与城外自己所属的军队汇合。
最后，城门洞开，魏国将士在卫瓘的率领下，杀向蜀汉皇宫，钟会和姜维率数百人负隅顽抗，不敌而死。
这场战乱，不但造成钟会、姜维身死，蒋琬的两个儿子蒋斌、蒋显，还有张翼都是跟随姜维的蜀汉将军，也在这场兵变中一同遇害。
魏兵甚至趁机在成都城内大肆侵略数天，原蜀汉官民也被杀害，如故尚书卫继。后主刘禅在兵变中，只有秘书令郤正和殿中督张通两人跟随护主，十分狼狈，长子刘璿也死于此难；最著名的事件应该是庞德之子庞会趁乱将关羽子嗣灭门，以报杀父之仇。
在钟会谋反一事中，史书记载不少人未卜先知钟会谋反的事，笔者认为这些都不可信，史官附会的可能性比较大，毕竟一开始钟会构陷邓艾，司马昭仍然相信钟会，槛车征艾，而且根据《晋书·荀勖传》记载：“及钟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可见司马昭对于一向为自己亲信的钟会谋反感到非常的意外，若是事先知道钟会谋反绝不会如此表现。
钟会究竟何时产生谋反之心呢？以笔者推测，当是是在姜维的鼓动下决定铤而走险，放手一搏，然而钟会率领军队皆是北人，其家属都在中原，将士思归心切，平蜀之功尚未酬赏，哪里会有心思和钟会谋反？正如司马昭所说“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蜀汉刚刚亡国，蜀汉士人朝不保夕、前途未卜，如惊弓之鸟，何足与之谋大事？
蜀地大乱后，为安抚人心，司马昭随后下令减免蜀汉赋役。为了防止益州再次割据，从益州分出梁州，将后主及蜀汉官员迁往洛阳，加以控制，并提拔了一些益州士人出任要职。
令人惋惜的是邓艾父子，邓艾营中将士已经把邓艾迎回来了，然而卫瓘自以为曾经和钟会陷构邓艾，怕邓艾告状，于是派遣护军田续（田绪此人和邓艾有仇，邓艾最初进入江油时，田绪不进，邓艾想杀了田绪，最终没有杀他）杀了邓艾。邓艾的悲剧还不至于此，邓艾在洛阳的儿子也全部被司马昭诛杀，邓艾妻子和孙子被流放到西域。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钟会谋反证据确凿，死有余辜。钟会的儿子只有钟毅被杀，钟峻、钟辿不但不受牵连，反而官爵如故。或许有人说可能是因为钟会的哥哥钟毓“曾密启司马文王，言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故宥峻等云”，这简直是小说家言了。
众所周知，钟会是名公之子、出身显贵，其家族是汉魏显赫的颍川钟氏家族，钟会父亲钟繇是曹魏帝国的开国重臣，官至太傅，辅佐曹叡；钟毓和司马昭是少年玩伴，两家有通家之好，钟、荀、陈三大家族相关联姻，编织了一个强大的士族关系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司马昭在魏晋禅代前夕，已经是尽可能减少株连士族弟子，以维持政治稳定。
而邓艾寒门出身，无家族势力可以凭借，完全是靠才能和司马懿的提携才官至高位，邓艾有口吃，更是和善于清谈的魏晋士族弟子格格不入，虽是司马懿的亲信，却非司马昭的亲信，难以融入魏晋士族人际关系网络中。
晋武帝登基后，为安抚人心，对于前朝所诛灭的有罪之家多所宽宥和平反，但始终没有给邓艾平反，上疏为邓艾平反的也是西晋政治网络中的边缘人物。泰始九年，晋武帝下诏：“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虽说任用邓艾孙以示宽宏，然而还是在承认邓艾有罪的前提下，不过是因为邓艾“不逃刑”罢了。毕竟若是公开为邓艾平反，就要追究卫瓘等人的责任，而卫瓘出身河东卫氏，汉晋一流士族高门，本人是武帝亲信，武帝甚至一度曾经想让太子纳卫瓘女儿为太子妃，为邓艾平反势必引起朝中士族人心惶惶，或许在武帝看来是件不划算的事情。
监军卫瓘因为钟、邓二人身死，成为伐蜀的最大利益获得者。钟会、邓艾二将争功并非偶然，十五年后，晋伐吴，同样的事再次发生在王浚、王浑身上，这其实暴露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西晋全盘接受曹魏的政治关系网络，西晋朝廷高官多是曹魏功臣子弟，底层寒门士人被极度排斥，上层权力核心及其封闭。正如刘颂所说“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
蜀地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所谓“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每当天下大乱之际，总会产生过许多的割据政权。
两汉之际，公孙述建立成家权（25年—36年）
东汉末年，益州先是为刘焉、刘璋父子所割据，刘备后建立蜀汉政权（221年—263年）；
西晋末，李雄建立成汉权（304年—347年）
东晋末年，焦纵割据四川（405年—413年）；
五代时，王建建立前蜀政权（907年—925年），后又为孟知祥建立后蜀政权（934年—965年）；
元末，明玉珍建立夏政权（1362年—1371年）
正如饶胜文先生所说：“据蜀者若安于割据，不思进取，则瞿塘虽险，毕竟岑彭、刘光义、汤和曾入其门户，剑阁虽险，毕竟钟会、邓艾、邢峦、尉迟迥、郭崇韬、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险要，至于李势、焦纵据蜀焦纵据蜀，东不过垫江，故桓温、刘敬宣、朱龄石攻蜀时，入川之路畅行无阻。”
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只有政治上积极进取、以德服人、爱民如子，方能保障军事上的兴盛强大。纵观蜀汉历史，诚哉斯言。后主信用奸佞、朝纲败坏、民有菜色，虽有姜维矢志不渝，终究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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