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创业青年频频碰壁：别回去，那里不适合创业
这份数据让张成忧心，甚至比公司快倒闭时的财务报表更令人难受——由他领头成立的湖北某县级市青年创业商会刚走完一个年头，150余人走了近一半。
见惯了失败的张成总结，有时是“小城市的规则”逼人低头；有时是花团锦簇又冷嘲热讽的氛围让年轻人迷失；有时是“只锦上添花不雪中送炭的环境”催创业者放弃。
张成默默注视着这些离去的年轻背影，很难开口相劝。这个青年创业者能确定的是，电子地图上，几年间冒出的小点点，很多被抹掉了。一点一抹之间，上百位返乡创业青年的店面、工厂和他们在家乡曾寄予无限希望的事业，就这样悄悄消失了。
北京车库咖啡馆里，很多年轻人在交谈创业项目。（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拜马云
“异乡人”
这座长江南岸的小城有太多令李杰心动的返乡理由了。
从事互联网营销工作的李杰看到了一幅值得期待的经济蓝图：坐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家乡，在最近一年创造了超过300亿元的GDP。全市常住人口超过40万。
电子地图上，鼠标拖长再拖长，这个旅游城市展示了让李杰欣喜又陌生的街景。在这个动辄以“xx大道”“铜锣湾”“国际xxx”命名街道和楼盘的小城里，商铺密密麻麻。
但李杰回乡创业数月，却“招不到一个合格的文案”。他先跑去只有半小时车程的武汉招聘，可有些高校一听这是个只有七八个员工的“草台班子”，连场也不让他入。他转头又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聘需求，却一直无人问津。没办法，他只能把学历和从业经历的要求越降越低，咬着牙把薪水那一栏的数字提了又提。
勉勉强强，人凑齐了。
可这些从本地招来的中学毕业生拿出来的作品“全是东抄一句西抄一句”。一个老客户和他打趣，“你们公司员工的文案，最多值3元一条，我一天可以随便写20条。”
最困难的那段日子，他每天睡三四个小时。
这个睡过板房和工地的90后返乡青年想感染家乡的这批同龄人。他兴致勃勃地跟员工讲互联网时代品牌营销和文案的重要性，讲这家公司的无限可能，但他的员工面无表情。对方说，自己更关心“啥时候结婚生孩子”。
那一刻，回到故乡的李杰觉得“很孤独”。
回到家乡之前，他在苏州运营着自己的新媒体工作室。那时，蜗居在胶囊房里的他梦想着拥有一间明亮的办公室，可以养点绿植，可以看到太阳，可以在累的时候站起来溜达几圈。
可当他真正拥有这间办公室时，身边却没有了那群同在苏州打拼的年轻人。那些昔日的同事从全国各地而来，“就为了追梦”，能吃苦、不怕累，讨论起文案来总像“打了鸡血”，每天晚上四五个人就着泡面和鸡爪，用油腻腻的手指一下下敲击键盘，可以拿下“UC浏览器”等一个个难啃的客户。
而现在，他需要打交道的是一群“今天请假要旅游、明天请假要参加婚礼、后天请假要回去带孩子”的员工。李杰气不过，批评了一个常请假的员工，对方第二天就辞职了。
他很后悔，当时应该把一直憋在心里的那句话狠狠地吼出来：“要么工作，要么滚蛋！”
可这毕竟只能是“想想而已”。
张成理解李杰的纠结。刚回家乡时，他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个“异乡人”，路上的年轻人背影都有些懒散，快步行走的自己显得格格不入，他怀念在深圳时那种年轻人都为梦想拼搏的感觉。
开店后，张成培训员工穿职业装，进门微微鞠躬欢迎顾客。可员工觉得小城市不大，都是熟人，鞠躬会让人“尴尬”。
刚回来时，老家这些不逊于深圳房市的楼房名称一度让他感叹发展真快，可这些住在“欧洲城”“塞纳河畔”的年轻人，似乎并没有跟上这座城市的节奏。
他觉得，车水马龙的街道、热火朝天的工地越来越像深圳。可家乡的人，好像还停留在十几年前自己离开时的模样，“聊不到一块儿去”。
14岁就外出读书的李杰开始重新认识家乡。在这个“不工作也饿不死”的地方，他被拖进了一个又一个朋友圈，商界的前辈语重心长地教他，有了圈子就有了生意。
奔波于一场又一场婚礼、升学宴、满月酒和“朋友聚会”的李杰似乎真的发现了商机，他的口袋里多了厚厚一沓名片，有“朋友”找他做品牌故事，他和团队忙前忙后交出了成品。可收到成品的对方就跟没事儿一样，也没有给钱的意思。
“我们是朋友，不该要这个钱。”双方僵持不下，那个“朋友”慢吞吞地吐出一句，“那你的产品我不要了。”
势单力薄的李杰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对方解释，定制化的产品不能退货。
他说自己像是被“裹挟”了，几年间不断重复着远离和认识朋友的过程。“有苦说不出，只能默默往下咽。”李杰说自己不能坚持要钱，尽管他认为那是捍卫正当利益，可这个小县城太小了，“如果名声传出去，谁还会搭理我这个‘小气’的人？”
他的好友胡伟也一度被家乡的朋友圈包围。这个退伍士兵返乡后开了修理厂、KTV和酒店，参加了很多聚会。
总有人开了新店，吆喝着这些朋友捧场。胡伟觉得很逗，“都要朋友捧场，却根本不管市场到底有多大。吃饭的人就那么多，却有那么多朋友开店，难不成还能每天都来捧场？”
胡伟的朋友圈以返乡青年创业者为主，如今，他的同学大多离开了这个城市。这几年，他看着同学搬回3D打印、健身器材的店铺，生意寥寥。“大家都觉得这些产业是朝阳产业，一股脑儿地把钱砸进去，却没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根本没有足够的消费人群。”
他说，有意愿创业的返乡青年越来越多，可市场留给年轻人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了。
有整整一年，李杰泡在饭桌上，被“朋友”带着搞投资。年末，他发现自己错过了VR技术的兴起，错过了短视频和直播的浪潮，像完全被隔绝了一样，在互联网行业固守着老本。
他发现，自己被行业狠狠甩开了。
一名90后创办了自己的眼镜店。
8月3日，很多青年在杭州“梦想小镇”内合影留念。
在小城市搞这一套干吗？
李杰的肩膀曾在南方城市工地日复一日扛起六七十斤的重物，他的双手也曾在工厂流水线上一天组装成千上万个电脑配件，这个不怕吃苦的年轻人很想在家乡闯出一片天地。
他瞅准了一款电子地图软件，向这个小县城的商户推出地图标注的服务。
这个项目遭冷遇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有本地商户跟他说，“小地方用不着这些”，还有人说，“你添加可以，但不能收我的钱，我哪儿知道会不会有用。”
“你可以先添加看看，如果觉得有用再给钱。”李杰的姿态也放得很低。
真的有商家添加后拒绝付款。那是一家电脑商店，对方说，看不出这项服务对自己的生意有所帮助。这个钱，是不打算给了。吃了无数次类似亏的李杰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他跟对方说：“行啊，那我就在软件上把你们店的地址改成附近电脑店的。”
对方最终给了钱。
但这个项目李杰没能坚持下去，这个曾梦想着要在小城扎根的年轻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累了”，“没有动力再拼了”。
回乡前，他给公司取名为“戈壁”，意思是希望在“狂风呼啸、土地干涸的环境里也能生存，展现异于常人的生命力”。跌跌撞撞一年多，他才发现，自己的“乌鸦嘴”说中了，公司似乎真的长在了一片戈壁滩上。
在他和张成加入的那个青年商会里，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一个年轻的姑娘开了茶楼，却被各式各样的朋友赊账，到最后，店铺直接拖垮了。
会长张成曾经也加入了这个讨账大军。他的茶楼没开多久，却多了很多笔赊账，最后倒闭时一清点，竟然赊了70多万元。到现在，还有60多万元没有追回来。“小城市没办法啊，你不赊账谁还会来照顾你生意。”张成说。
这个在深圳安排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生意的创业者，在过去的那几年，就像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开着车穿梭在小县城的大街小巷。那时，他不是正在要账，就是在去要账的路上。
青年商会的会员胡伟深有同感。这个90后创业者模仿大城市的优惠券，提出只要在KTV消费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张用于酒店的38元代金券。一开始，效果不错，可没几天，就有顾客说自己没带代金券，或者说不小心把优惠信息删掉了，一定要享受38元的优惠。
胡伟当初为了开这家酒店，外出考察了好几个月，几乎把周边大城市的各色酒店睡了个遍，他亲自参与设计、装潢，一点点把酒店打造起来。
他很想硬气地坚持原则，冲着这些顾客吼一句：“没券就不行！”
可他不敢。这个县级市的市场太小了，“我拒绝了他们，他们下一次一定不会来的。还有那么多酒店等着住呢。”
他妥协了。
胡伟刚加入KTV市场时，还能保证供需平衡，“包房数量刚刚好”。眼瞧着胡伟挣了钱，小城的好几家KTV像是在一夜之间就修起来了。
商业竞争不断加剧，这个年轻人被迫打起了价格战，他一点点放弃了曾经最为重视的服务质量。“他们一便宜就是便宜一半的价格，我一千他们就五百，啤酒还随便喝，这样谁耗得起？”
他精心设计的服务元素轻而易举地被恶性竞争冲散，这个供大于求的市场一点点消磨了胡伟的信心和动力，所有人都很难挣钱，而他“毫无办法”。
他偶尔也会幻想，如果当初自己去了省城武汉创业，是不是就可以纯粹一点，少一点妥协，能遵循最基本的商业逻辑和规则，“在省城开个自己的店，就靠口碑揽客多好啊。”
张成不惧这样的竞争。他在深圳14年，干过餐饮、做过医疗器械，深谙服务质量的重要性。他和胡伟等几个返乡青年一道，加入了几个土生土长商户的项目，开餐饮店。
最开始那几个月，他几乎每天都守在餐厅当服务员。胡伟则坐上饭桌，每天陪不同的客人喝酒。餐厅的生意很好，张成一度觉得自己走出了茶楼赔钱的阴霾。可突然，这些土生土长的商户强令年轻人拿着本金退出，他们看餐厅营业顺利，想独吞这份产业。
这群后知后觉的返乡青年创业者就这样被偷走了果实。
张成后悔不已。当初签订合同时，他想拿出自己在深圳创业的经验，跟这些本地合伙人好好谈谈退股的条件和规则。在深圳，双方一般会通过详细的合约来约束股东的行为。
可对方说：“在小城市搞这一套干吗？”
“你这个人有问题，怎么还没合作就想着退股呢？”前辈训斥道。
因为担心不让自己入股，也担心真的撕破脸皮，张成最终妥协了。
几个月后，这家餐厅因经营不善停止营业，街道依旧车水马龙，挂着商会和餐厅名字的几个镏金大字还突兀地留在墙上。
李开复创办创新工场，帮助年轻人创业，图为工场办公室一景。
他们在大城市都能成功，为什么在家乡不能成功呢？
小城中心有最繁华的街道和最汹涌的人流，李杰发现，好多店铺一年之间换了两三拨儿人。上次来这里还在卖夏装，过两天再来，这里就换了招牌。
他忍不住思考，“老家的市场真有那么大吗？”
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上来，但街道告诉了他答案。尽管总是有店铺倒闭关门，但街道热火朝天的装修气氛始终没有被冲散，一批又一批的人前赴后继地来到这里，接手那些经营不下去的商铺。
不远处，起重机在霓虹灯闪烁中若隐若现，越来越多的楼盘和商圈在这座南方城市拔地而起。
可是，就像自己一样，“那些失败的人去哪儿了呢？”
有返乡青年说，当初回乡创业时，领导都去了现场剪彩，一派热闹的景象。后来的几年，生意越做越难，再无人问津这个失败者。
张成感觉，小城很难记得这些故事，也很难记得这些年轻人来过。热闹的小城气氛下，悲伤和冷清的事情，总是被人忽视的。
他在媒体上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财富故事、一个又一个青年典型，却从没看到那些创业失败的朋友的去向，仿佛这些返乡致富的故事只需要一个开头。
他冷眼看着热衷于讨论“下一个马云”“下一个马化腾”的媒体，拒绝了一个又一个让他背书念稿的采访。
只有在青年商会这样的角落，还遗留着这些故事的后续——风光地开始，亏完本金还欠了外债的创业者“灰溜溜地”回了大城市。
有人总结，外出打工不是一条出路，却是一条活路。
80后杨子明回乡以前，在温州负责一家文具厂的产品开发和销售工作。农民工出身的他年薪已经到了6位数。可家乡一系列返乡创业的政策让这个年轻人动心。4年前，他辞职带上全部积蓄和家人回到家乡。
他想开一家属于家乡的文具厂。这个个头不高的湖北男人把全部积蓄砸了进去，购置设备，在乡间租下工厂，把房子拿去抵押，再依照政策向政府借款，就能撑过一开始的周转期。
出乎他的意料，银行的贷款批不下来，政府的申请也卡住了，没有借给他救命钱。
创业第一个月，他资金链断裂面临破产，差点搭上十多年打拼的全部积蓄。
遣散了全部工人、只留下一个亲人看门，杨子明奔赴浙江，带着订单找到不同的工厂，请求对方生产。
整整半年，他一直待在浙江，刚怀孕的妻子在老家天天跑银行申请贷款。老家的人冷嘲热讽，“工厂突然关门肯定是犯事儿了”。还有人嘀咕，要离这家人远远的，更不能借钱。
“雪中送炭根本不会出现，大家都只愿意锦上添花。”扛过那段困难期的杨子明，如今拥有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和三四十个员工，他苦笑着回忆，后来自己日子好过了，借钱的人多了，政府也给了不少支持，银行的贷款更是顺畅。
“其实我也能理解。”他说，自己刚回来就遇到财政困难，换做谁都不敢贸然借钱。
只是，“在最难的时候真的孤立无援。”那时，他甚至借了高利贷，没日没夜地干，就怕还不上钱。
这种孤立无援于张成而言也不陌生。最初他投资什么产业都赔，妻子和丈母娘发火了，她们希望张成把积蓄存进银行，安安心心找个工作上班度日。听到他还要创业，妻子和他分居了，丈母娘留下一句狠话，“你再这样下去，你俩就离婚。”
“这里不是深圳，你不行的。”“你不要创业了，都失败那么多次了。”张成很清晰地记得这两句“最常听到的话”。
他不服，想要再试一次。
可更多的返乡创业者，却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勇气再尝试。
曾有一位返乡创业者想要提升本地人的饮水质量，带来了净水器项目。一开始项目势头良好，围着一圈又一圈儿“朋友”，后来，这个项目遭遇困难，这个年轻人迅速被孤立，“都怕他来借钱”。
这个年轻人孤独离开家乡后，张成给他打电话，想邀请对方来自己的公司上班。电话那头，年轻人沉默了许久，随后苦笑道，“老家这个地方啊，太太太太难搞了。”
电话那头的张成沉默了，他突然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开口劝说了。
他想不通，“很多返乡青年失败了，为什么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带动他们？”他语气急促地说，“他们在大城市都能成功，为什么在家乡不能成功呢？”
这个年轻的青年商会会长不止一次地说，要是有一个机构能对失败的创业者给点反应就好了，“就给一点点支持、一点点鼓励、一点点温暖，不要躲着他们，装作没看见就好了。”张成觉得，濒临“死亡”的企业也许只需要一笔周转资金，也许只需要一个续命的客户，甚至只需要一个宽松点的舆论环境。
可惜，很多创业者的离去都是“静悄悄的”，“大家都远离他们了，甚至不知道企业是什么时候‘死的’。”他说。
这样的一个机构也是胡伟所期待的。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自己不需要机构给多少钱，不需要给多少资源，“就像你这样，坐在我身边听我说说我这些年的难处就行了。”
他觉得自己像孤军奋战的战士，“办一个证可以只花半天时间，也可以拖你半年。”他清楚地记得，为了几本证件，他往政府部门跑了一两百趟，有时候“腿都快跑断了”，回到宾馆还要马上开始装修。
“想想蛮心酸的。”他说。
张成曾去相关部门办手续，但“工作人员聚在一起讨论买菜，就当没有看见我”。李杰想为公司更名，可被有关部门卡了半个月，一会儿是缺了这个证，一会儿是那个要求不达标，甚至有个女工作人员说：“你咋又来了？”
最后，愤怒压不住了，李杰冲到了领导的办公室，大声喊：“你们不能把我当小孩耍啊！如果她记不清楚到底需要什么手续和证件可以培训完再上岗啊！为什么改个公司名称这么这么难呢？”
李杰如今在武汉创业。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已经挣到了房子和车子，这个90后创业者说，省城的相关机构有绿色通道，很多业务都能一天办完，窗口也都是“素质很高的年轻人”。
他很坚定地说，自己不会再回老家创业了。
张成惋惜李杰的离去。他担心出现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失败者离开，他们会劝说未来打算返乡创业的青年，“别回去，那里不适合创业。”
返乡创业青年越受挫，离开得越多，城市发展也会更慢。张成为此忧心不已。
这个青年商会的年轻会长不想妥协了。他给被赊账困扰的年轻人支招，都少去店铺，收银交给店员，就“公事公办”。他很清楚，外部环境不够好，可正因如此，才需要去努力。“如果连我们都不愿去改变，都去妥协了，这个环境还可能变好吗？”
硬扛着活下来
很多年轻创业者离开时，张成都不知情，那一年多的时间，他的项目也在“水深火热”中。最糟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大不了就重回当年去深圳的光景，一分钱没有而已。
那时候，老家发大水冲了土地，证件不全的他跑到深圳。分文不剩的张成在公园住了两天，饿了两天，他每天去喝公园浇花的水，到最后实在撑不住了，给姐姐打了个电话，“你给我打点钱吧，我真的要饿死了。”
这一次，虽然不会饿死，但积蓄再经不起折腾了。他看准了儿童摄影领域，准备再试一次。
他想跟医院院方谈合作，免费为新生儿拍一张出生照，孩子几斤几两都写在上面。等孩子大一点儿了，再去家里免费提供洗澡和按摩的服务，并为孩子拍满月照。当时，老家县城的儿童摄影市场竞争激烈，提倡服务意识和品牌意识的张成认准了这个领域，决心要做下去。
可光是进医院的产科就难倒了公司的初创人员。他们被保安轰出来，有时候对方生气了，还把张成他们摁在墙上。后来，张成决定早上6点前就去，晚上10点后再来。
杨子明走过困难期的法则也是硬扛。在浙江的那段日子，他辗转各家工厂完成订单，他担心家乡的妻子，大着肚子还要为他跑贷款。他担心老家的夏天潮湿，工厂的设备会生锈。
这个年轻人说，自己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做完，然后，回家。”
有一次，客人要求的生产日期漏打了，产品要得急，但工人手上都排满了活儿。杨子明啥话也没说，一个人去了车间。
每晚工厂下班，他独自站上流水线，打开打码机，把纸盒一个个放进去，再码整齐。20万个纸盒，他一个人干了大半个月。
这个出生于1982年的返乡创业者说，在浙江的那半年，他每晚都留在车间盯着，他怕工人偷懒，更怕自己偷懒让单子被抢走。他“说尽了好话”，终于熬完了这半年，挣到了周转资金，妻子也顺利批下了贷款。
他回家了。
他希望有一天，在中国夜景卫星图上，自己的家乡不再是一个微弱的光点，它能和附近所有的小城一起，织成密密麻麻闪着光的网
回乡以前，杨子明和温州的大老板告别。对方眼睛红了，“做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要求你说。”
“我不可能打一辈子工的。”杨子明说，“我还是要回家啊。”
创业4年多，他说自己从家乡得到很多支持，新的厂房是有关部门帮他联系的。厂子从村里搬到了城里，离家就3公里。虽然，他根本不会回家，把家安在了厂里。
这个返乡青年很自豪，自己的工厂一年也能为家乡纳税6位数，还可以解决三四十人的就业岗位。他拿出自己设计的品牌和专利，预备慢慢加大生产量。他希望就从这个市郊2000多平方米的工厂开始，诞生文具行业最新最好的品牌。
张成已经拥有了5家摄影店面，如今，他的店面爆满，地暖、衣服罩子、游泳池、专业育婴师、二次消毒的衣服柜等等元素吸引着小城的父母。
可在最初的时候，劝他放弃的人太多了。几乎没人能想到，张成近乎“傻子”般坚持，真的敲开了医院的大门。免费的摄影工作持续了整整9个月，很多消费者怀疑张成是骗子，“哪有这么傻的老板？还免费送东西？”
还有人直接说，“你们干这些肯定不是真心实意的。”
张成就当没听到这些话，他提倡的上门服务一直没断，最远的一次，他们免费跑了200多公里为消费者的孩子拍了几张满月照。
这一次创业，最大的不同是这个年轻人不再打算妥协了——招聘的条款都按照他在深圳总结的套路，他招聘的大多都是在外地工作返乡的年轻人，“如果能给到差不多的待遇，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呢？周末还能帮着家里干点活儿。”
这些在外面“感受过社会危机感”的年轻人成了这家公司的主力，奖金、提成、分红、甚至入股，张成靠这些留住了人才。
免费拍照业务打开了市场，也让这座县城的年轻父母近距离接触到了营销的概念。张成说：“一定要把好的观念坚持下去，你要相信，坚持下去，一定会出结果。”
这个年轻人始终觉得，小城市想要跟上大城市的脚步，就要靠这些返乡青年的努力，一点点改变行业规则、产业生态，最终一点点改变人们的思想。
“如果能有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坚持下去，能被改变、被撬动的产业就会越来越多，最终让一个城市进步。”他有些兴奋地想。
他不喜欢大城市中心论，看到年轻人一窝蜂地跑到大城市甚至会“很难受”。最近这一年，每离开一个返乡创业青年，他都会难受一阵，“长此以往，谁还会回来？未来的小城市还会有人吗？”
前些年，网上曾流传过一张中国夜景卫星图，黑色的背景图里，国内几个特大城市成了光球，小城市是零零散散的小光点。掩映在山群里的村庄漆黑一片。
他希望有一天，在这样的图上，家乡不再是一个微弱的光点，它能和附近所有的小城一起，织成密密麻麻闪着光的网。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所有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袁贻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