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文言文是死文字？用“中指点菜”很开心吗？

【学校开学在即，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表示，在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语文教材所选古诗文数量有所增加，体裁多样。

对于文言文等古诗文在教材中的比例问题，坊间有不少议论，看上去正反两方都有些道理，不妨看看台湾某些人的言行，或许能有新的思考。】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近期，台湾这边的“课审会”正在古诗文上动脑筋。课纲课纲，台独掌权，不玩课纲是不行的，要不然“人工独”会出现断层。这一次聚焦文言文，也是意料中事，毕竟台湾的“国文”，就是政治不正确，什么莫须有的罪名都可以给你按上去，台独分子担任课纲审议委员，在他们眼里，唐宋八大家也是“造神”。

7月有则趣闻，自助餐店在点餐区贴上公告“勿用‘中指’点菜”，恳请客人在选择菜色时，不要用中指比给老板娘看。“课审会”对通识教育课程，指指点点，凡有中国味者，一律批斗剔除删修，台式日式内容一律扩增高举吹捧，可不是堂而皇之地用中指点菜吗？至于品味，那是什么？历史也好语文也罢，草根味儿才是香的。

图片来源：作者收集，下同

另外，新闻媒体时而出现“被挨打”“被获释”这类“动词盲肠”的低级错误，读者傻眼老师摇头，报纸翻个面却又有“惊见文化悬崖”这类警示台湾人语文程度下降的社论，也十足黑色幽默了。

学文言文到底有没有用？是不是死文字？其在通识教育内容中多少占比才适当？这不是现在才有的争议，而是从20多年前开始，岛内就在吵了。

以意识形态主张文言文应淘汰的绿媒举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只有小学五年级学历，而“句法完全洗去文言文的影子”，“长大后才自修文言文”，我噗哧笑出来，莫言既然不用文言文就能成为文学巨擘，又为何要“自修文言文”？纯粹吃饱撑着吗？台独分子常有自相矛盾的言论，于此可见一端。

其实主张应废文言文教学者，不是只有独派，还有许多白话文学作家，大陆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所以暂抛台独分子的极端言行，来看看真正严肃的问题：文言文是死文字吗？

文言文有用无用？

主张废除、削减“文言文教育”者认为，现代人都用白话文，文言文无用，作为大学专业教育可，通识教育则不如全力提升年轻人的白话文能力。再者，喝过洋墨水，对英文娴熟的知识分子认为，完全不懂文言文，语文能力一样可以很好，用英文语法操作白话中文，也可斐然成章。

力挺“文言文教育”者认为，文言文乃中文之精萃，可提升白话文的质地，建立文化涵养，这才是“国文”教育的本质。所以目前通识教育中约一半的文言文教材是适当的，甚至比例拉高也不为过。

我自己是文言文捍卫者，但总认为两种对立的主张是鸡同鸭讲，始终没抓到沟通的重点。

其实，文言文不是“一种”语文。在三千多年来的中文演进过程里，文言文可有好多种，各个时代使用中文的方式都有变化，时尚简约，时尚繁华，此乃语言发展之常理，所以若当文言文只是一种语文，就忽略了语文的传承性质，并与白话文做了不必要的切割。

事实上，白话文也不是“一种”语文。

若从胡适于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算起，于今正好百年。看胡适或鲁迅的白话文学，与今日文学作品做一对比，也会发现时代在文字组织上留下了变化的痕迹。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些白话文时代的先驱在行文时，特别避免了文言文的语感，但他们却也都是文言文高手，所以有时为了简约叙述，在语法上也时而借用文言文的长处。这现象也发生在现代人身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成语的使用，大大缩减了白话文冗长的缺点。

即便是100%的白话口语，我们也都有简化的习性，例如“细思极恐”，以前的造句是“仔细想想极为恐怖”，缩减成四个字成一新词汇，好用，也就普遍化了。这类的简化用语不计其数，都是白话文由繁入简的自然演化。

在竹简时代，不得不使用最少的字，传达最多讯息，毕竟一公斤的竹片能乘载多少文字？而将口语极简的修辞技巧，却也在今日网络时代成为必要手段，标题必须简单明了，社交媒体上的沟通亦然，特朗普的推特想必你也看过。连码农都知道，程序语法愈简洁，执行效率愈高，错误几率愈低。在求高效低错的领域，中文修辞从竹简时代取经，何尝不是现代语文的可能策略？

图为台湾“中研院”所藏“居延汉简”

换言之，白话文的简化，其实也继承了文言文的修辞手段，成语的使用，更是如此。缺乏了文言文的语文训练，白话文的演进将失去一个大好的临摹对象，尤其是文言文修辞里的美感。像“纸短情长”这么简约优美的词汇，是不会，也不该被视为死文字的。该词出自民初作家徐枕亚的《玉梨魂》，属于红楼梦的文风，而《红楼梦》是文言文，也可说是文言文里的白话文。这么说你就明白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继承性质，将两者断裂视之是不必要的。

重点在于，我们的文言文教育，能否与白话文《无缝衔接》，使其用处更为明显？

那就不是语文问题，而是教法的问题了。

文言文该怎么教？

全世界华人，都投注了大量的时间学习英语，此前我曾说过，英语发展有本土化趋势，可见本国语言不会被英语所完全“同化”，但其程度端视我们对中英文各自优势的掌握。白话文之于英文，劣势明显，因为白话文发展不过100年，英语却已超过千年，两者完熟程度差很远。试举一例：

Nothing burns like the cold. (出自《冰与火之歌》)

Burn乃燃烧之意，这句简洁的英文用白话怎么翻译？“没什么比寒冷更能烧伤人的”，确实这样的翻译法也可显示原话的隽永之处，但稍嫌冗琐，所以有人翻为“寒冷最灼人”，看起来简单明了得多，不是吗？而这就用到了文言文的语法。Nothing….like 转化成“最”，并将文字聚焦在“冷”与“灼”的对比，以达到简约隽永的翻译目标，并让人重新正视“灼”这个已渐少在白话文出现的字。

也就是说，超过3000年历史的文言文，比起英语，不但不逊色，还多有所超越，端视你怎么用。

让我们倒过来，文言文翻成英文举一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至今我未曾看到先秦经典漂亮的白话文翻译，因为白话文受限于词汇和文字组织：“道总是顺应万物的本性而运作，所以道不多所作为，万物就能自然成长茁壮”，或是“自然之道，无心施化，作育万物，貌似没有作为，实际上乃是无所不为”，以上两种翻译，是很繁琐的白话，甚至白话不够用，还要辅以文言文的语法。

从字面上看，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做，无不为，就是什么都做。这便是为何西方人看《老子》，总觉得是一种奇异的悖论之故，道什么都不做，却又什么都做。于是英文翻译就长这样:

A. The Tao in its regular course does nothing（for the sake of doing it），and so there is nothing which it does not do.

B. The Tao is always “not-doing” yet there is nothing it doesn’t do.

如果我们再把这两句英译翻回白话文，会发现其实英文并没有解释这句话的含义，而原文的白话文翻译则背负了解释意涵的任务，所以显得啰唆绕口。如果白话文翻译只是解释字面上的意思，从英文回翻就会比较容易：“道从不做什么，而也什么都做了”。“无为”乃“不刻意作为”之意，所以若添加解释于此句，就成了“道从不刻意造做什么，但却成就了万事万物”。是不是简顺多了？

以英文语文逻辑翻译的《老子》有时反比白话文翻译更让人一目了然，故而在语感上，文言文与英文反较为接近，与白话文较为隔阂，这也是告诉我们，白话文的发展，必然要往文言文的修辞方法上找线索。

当然你也可以主张，完全从英语文法中提炼白话文，但明明自己有更好的文言文工具，舍近求远未免太傻。

学外国语文的重点其实是学习外国人的说话方式，从而了解其思考逻辑，以此为基础建立文言文与白话文教学，学生对古人用语才不会这么有距离感。既然三种语言都要学，何不融合教学，培养语感，以更好地操作中文？

进步离不开古典

台湾课纲审查加入学生代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醒专家莫要与时代过于脱节，但学生的意见只能聚焦于“教学方法”上，如何使学生更有效率的学习，若给予其臧否“教学内容”的权力，那要专家做啥？让台独倾向的学生“以中指点菜”，干脆都学比较爽快的网络用语得了。

无论任何领域，古典之所以能历久弥新，自有其道理，如何从古典里萃取现代所需的精华，是教学者的天职。完全新造而无一点古典影响的原创，其实很稀少，绝大部分的新，都来自于旧，语言尤如是。所以在教学内容上，我们当然要聆听专家意见，而不是那种常翘课去搞社会运动的高中生。

相对地，我们也希望被赋予百年树人任务的专家们，能在教学方法上与时俱进，以免窠臼教学降低了学习效率。

胡适说“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但其历史背景是大部分国人乃文盲，急需白话普及教育。百年后，文盲已几乎消失，白话文的任务面临转型，必须与有时相形更简洁的英文竞争，而最好的取径，当然是文言文。

适逢白话文百年，近日前往台湾“中研院”的胡适纪念馆走走，在胡适的巨幅相片旁，是他的墨迹“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诗来自顾炎武，是胡适晚年最喜欢为人题的字，原因是他始终无法以同样动人的白话文，描写这份心境。

近旁另一幅大字，是胡适的劝世白话文“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其实这也是取自宋代张载的《经学理窟》——“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以文言文入白话，谁曰不宜？

白话胡适在死前，也是活得很“文言文”的。

文言文有许多的优势，即便有诸多不必要的纷扰，我们也该“不畏浮云遮望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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