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兵：集体化时期农村卫生科普的符号化实践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集体化时期，政府极力在农村推广卫生知识与技术，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多种严重疾病影响着农民的健康，推广卫生技术与知识，可增强人们的体质，消除疾病；另一方面，这也是改造人们的知识，改造人们的精神，建立社会新秩序之需要，是国家权力深入民间的需要。

知识的改造是国家权力深入民间的重要策略，知识的改造与国家权力的深入相伴而行，改造农村的传统知识，破除迷信，改造不卫生的生活方式，结束这种知识的“混乱”与“落后”状态，代之以“科学”的知识，“有序”的知识，重建农村知识新秩序。

在这一社会情境中的农村卫生科普实践中，卫生已超出其消除疾病、增强体质的实用功能，被赋予了众多含义，使卫生成为一种含义丰富的符号，并在实践中充分利用卫生符号含义之转化，这是集体化时期农村卫生科普的核心策略。

卫生成为一种政治性符号

集体化时期农村卫生的推广与普及，是与农村改造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既要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又要对农村文化进行改造，即通过卫生的普及与运用，来改造农村的旧文化，建立农村新气象、农村新文化。卫生普及的这种使命来自建国初期我国农村广大地区的卫生状况，也来自当时农村改造、国家重塑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性疾病以及一些地方性疾病广泛流行，人们的生命健康受到很大威胁。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提高农村卫生水平，这是当时农村卫生工作的一个必然选择。

1952 年开始的爱国卫生运动则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卫生推广的深入开展。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不卫生的生活习惯与迷信流行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农村卫生不仅仅是为了消除疾病，还增加了一个新的任务：消除迷信、改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此来参与构建农村生活新秩序。《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指出：“积极开展群众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讲求清洁卫生的根本精神，是为了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1981）

毛泽东也指出：“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是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这个民族振作起来。”（毛泽东，1957）

农村卫生推广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卫生运动，也是一场民族精神振兴运动，一场国家建设运动。通过农村卫生运动，培养身体健康、生活方式合理、精神振作向上的新农民，以达到官方话语在农村的实现，构建农村新的知识秩序，达到消除旧社会之影响，形成新社会之气象，从而实现国家权力对农村的社会控制。

当时的卫生推广，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其主要手段是群众运动。通过声势浩大的全民性的群众运动，制造一种卫生普及的强大阵势。“要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毛泽东，1960）群众运动，能够充分利用政治手段，将卫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入影响到每个社会成员，极大地强化一种生存境域。

农村卫生推广与普及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农民身体健康与生活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重塑运动，并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开展农村卫生推广与普及，所有这一切，都使卫生突破了它的实用功能，赋予了卫生强大的象征作用，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卫生实现了符号化的转变。在农村卫生科普的实践中，卫生符号的所指呈现多元化，根据社会情境及政府的执政需求，赋予卫生诸多其他功能，展开了多元叙事。卫生符号的含义转换与多元叙事，是当时卫生科普的一个关键策略。

卫生符号化的途径

集体化时期，我国在传染病以及地方性疾病防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些重大传染病和地方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甚至消灭，如，天花、鼠疫、霍乱等已消灭或基本消灭。在卫生实践中，卫生的功能性已得到充分显现，这是当时卫生符号或卫生神话得以塑造的基础。

卫生，从仅具有实用功能的一门技术，到富有丰富含义的符号，这一转变，主要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中，通过语言的叙事策略，使卫生与某特定元素相联系或相区分，从而使卫生处于特定的语言体系中，使卫生与特定元素联结为一体，从而为卫生赋予其实用功能之外的其他含义，并通过特定语言的使用使卫生的符号含义得到不断强化。在此，主要通过来自文本和宣传性年画的案例分析，讨论卫生符号化的两种机制，即区分、对比与联结、嫁接。

通过区分与对比，使卫生符号化

卫生符号的塑造途径之一，是新与旧情形的区分与对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常通过新旧情形的对比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诉苦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这在当时的卫生科普实践中也得到了运用。“进行卫生宣传时，举出真人真事，不说空话，或者开诉苦会，诉说在旧社会无法讲卫生的痛苦，算细账讲明卫生有利，也是好办法。”（贺诚，2006，p.353）

在农村卫生推广的实践中，各地普遍组织了回忆诉苦、算账对比、真人真事的现身说法等群众性自我教育。广大群众在旧社会无钱治病，生下孩子也养不活；到了新社会不但治好了病，孩子也能健康成长。这种新旧对比的事例俯拾即是。（黄树则、林士笑，1986， p.439）通过唤醒群众对旧社会中无医无药悲惨处境的记忆，并与新社会中有政府保障、有卫生技术保障的现状进行对比，使群众体会到卫生技术的在场。在这一过程中，缺乏卫生的时期对应的是悲惨的旧时代，而卫生则对应的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新时代。

这里，旧时代与新时代都是政治性概念，是以新中国的建立为分界点。旧时代与新时代之对比，往往是宣传新中国之优越性的重要手段，而在当时的农村卫生科普中，卫生也被纳入这一新与旧的对比之中，使得卫生成为了一个新与旧时代对比的重要范畴之一，使得卫生与缺乏卫生之间的对比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性的一种对比。

塑造卫生的符号特性的另一种区分与对比是价值判断的区分与对比。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政府发出号召：“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毛泽东，1960）在这里，我们甚至已经看到了多年后“八荣八耻”的典型句式，这也正印证了卫生问题的意识形态化。要做到人人动作起来，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这使得卫生与不卫生并不仅仅是个习惯的问题了，而成为了一种尖锐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对立，卫生与价值观融为了一体。

通过区分与对比，使卫生在农民生存境遇中得以突出，并且，得以凸显的卫生，是被众多元素包裹的卫生，而这众多元素包裹卫生的过程，也就是卫生之符号化得以成立的过程，通过卫生的符号化，人们被“抛入”一种新的生存境遇中。

通过联结与嫁接，使卫生符号化

通过特定语言的使用，使卫生与特定对象融为一体并实现语义的嫁接，使卫生成为特定对象的表征。在此，以当时比较重要的一种卫生叙事方式——卫生主题的年画为例，探讨联结与嫁接如何赋予卫生新的含义，从而使卫生成为一种符号。

由于年画是农民过年时必不可少的文化消费品，年画承载着农民价值观等丰富的生存实践信息，年画一直以来就是农民表达与感悟文化的一种重要媒介，广为百姓所喜爱。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年画进行政治宣传。1949 年11 月26 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下达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该文件认为年画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工具，并确立了当年年画的宣传重点。（王树村，2002， p.287）此时的年画是政治宣传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些年画对于全国，尤其是在信息来源较少的农村地区塑造一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传输政府的理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利用年画宣传卫生，是这一时期年画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中的卫生意象，带有丰富的象征性，使卫生符号进一步丰满。如山东潍坊年画“除四害，新五子登科”，以“五子登科”的年画典故，赋予新的内容，宣传“人人除四害，家家讲卫生，儿孙个个胖，黍谷年年丰”之理念。（曹淑勤，2008，p.354）这幅画的意蕴非常明白，除四害，讲卫生，能带来健康，带来丰收。同时，五位胖娃娃健康可爱的形象，也表示一种积极向上、欣欣向荣之气象，显示了除四害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振奋之情形。

图中所描绘的胖娃娃形象以及其场景，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或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景象，这种形象及场景的熟悉度及其日常性，使得老百姓对于这幅年画很容易接受，也很容易理解其所描绘、传输的理念。同时，这幅年画价格也很便宜，非常易于在农村流传。

年画“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陆克勤，2008， p.225）描绘的是一位年轻女医生在给一位母亲怀中的儿童问诊的情形。医药箱和听诊器表征着这位医生的身份，也表征着卫生技术，而医生面前的母亲和儿童对这位医生的信赖与依靠，同时也是对卫生技术的信赖与依靠。整幅画以黄、红色作为基调，从色彩到人物形象，都透出温暖的感觉，而这种温暖感觉的核心来源就是这医药箱与听诊器，是现代化的卫生技术的象征。医药箱与听诊器虽然在这幅年画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却是全图的灵魂，是全图精神的来源，是全图的核心。

图中描绘的是健康的年轻女医生的形象，意在利用年轻女性的形象，表征卫生技术的温暖与亲切，塑造一种卫生技术的亲和力。而这幅年画的名字“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同样具有强大的隐喻力量，表征着卫生技术和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全图的场景具有细腻的生活气息，朴素、写实，而运用母亲与孩子、百姓与医生（医生代表着卫生技术）之两层关系的叠加，使得卫生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与自然。

该年画描绘出了卫生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在场，且凸显了卫生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即生活中的卫生，生活实践中实用中的卫生，而不是与农民生活距离遥远、高高在上的卫生，赋予了卫生浓厚的生活性，凸显了卫生作为农民生活实践的一部分。

年画“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陆克勤，2008， p.114）由魏瀛洲创作于1956 年。该年画由数幅画组成，左边与右边分别有三幅小画，分别描绘不同场所中的生产与生活中的卫生行为。中间一幅大图，描绘的农家庭院中打扫卫生、张贴对联的情形，画中人物欢乐详和，对联上写着“身体健康”，院中有两堆高高的谷仓，这象征着讲卫生会使大家身体健康，粮食丰收，人人心情快乐，精神振作。在中间这幅图的左上方，显露出一个高压电架的一角，表征着科学技术在改善着农民的生活。而整幅年画则表征着利用科学技术、讲卫生爱清洁的生活方式使得农民生活蒸蒸日上，精神面貌欣欣向荣。

该年画中有几个重要元素：卫生技术及其应用，戴红领巾的小朋友以及健康、向上的百姓，高高的谷仓、清洁的农家院落、丰收的田野等，这都是表达卫生意象相关内容的重要元素，表征着卫生的多重功用及其政治蕴含。同时，高压电线（架）作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技术元素，表征着“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情境中的农村在向着现代化快速发展。

年画“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既描述了卫生带给人们的健康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卫生的生活方式带给人们的精神愉悦。更进一步来说，该年画表现了政治改造后的新农村，表征着新的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新的生活实践，同时，也展现着一种新的政治空间，卫生符号成为刻画这种政治空间的一个重要元素，而在参与这种政治空间的塑造过程中，卫生的符号化得以实现。

卫生符号的特点与作用

集体化时期，新中国刚刚建立，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国家正处在新中国的塑造与新公民的塑造之中。与此相对应，农村卫生科普工作在两个层面上参与着国家重建。一是物质层面，在农村推广卫生技术，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另一层面，是精神层面，通过发展卫生科普事业，宣传现代卫生理念与知识，改造农村人民群众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理念，破除迷信，振作精神，以达到新公民之塑造，卫生推广成为塑造新公民与新社会的工具。

卫生的这两重用途，特别是在后一层面，实际上是超出了卫生之实用功能，而卫生之新功能的实现，借助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卫生的符号化转变。卫生符号化的实现，得益于特定语言（包括文本与图形）的运用，这种语言主要来自政府的宣传与塑造，卫生符号的核心属性是政治性。卫生科普关注身体的健康与思想的改造，但在其背后更为基础或核心的目标，则是实现身体的政治化改造，身体的卫生化是实现身体政治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卫生之符号化，反映了特定社会情境中关于卫生的叙事。卫生的符号化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它有助于卫生的神话得以成功塑造。卫生的符号化为卫生科普提供了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农村卫生科普的深入发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卫生符号化之后，人们所体验所感知的实际上是政治性所主导的卫生符号，在这种政治性卫生符号的引导下，人们对卫生持有积极的态度，但是，对于卫生之方法以及卫生所蕴含之思想、精神并不了解，这就容易导致一种对于卫生片面的认识。卫生的符号化反映了卫生的社会性存在，随着社会环境的不同，卫生之符号化会具有不同的特性，而在集体化时期，卫生符号的政治性使卫生以及卫生科普具有了强大的政治属性。

当然，这又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色。在最宽泛的意义，像卫生等与“科学”相关的传播普及，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某种意识形态相联系，只不过不同时期其联系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但从本文所分析的集体化时期的这种与卫生科普相关的政治属性，对于我们今天反思科普问题，更全面地理解科普的本性，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本文选自《多视角下的科学传播研究》第二章科学传播与视觉文化，第六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