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实：林毅夫给吉林开药方值得肯定 东北“慢性病”究竟怎么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实】
20世纪90年代的激进国企改革使东北地区陷入了漫长的沉沦。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辽宁省的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在全国省份GDP排名中，辽宁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名列第3，如今竟然落到了第14名。一个城市化率水平极高的传统工业强省，经济总量竟然被历史上的农业大省安徽反超，真是尴尬。“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再不能停留在口号上，东北人民已经等不起了。
近日，林毅夫团队关于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报告引起了社会热议。这世上没有神仙，林毅夫团队给出的建议不见得百分之百正确，但是他们实地考察研究的认真劲儿，以及积极献策、关注民生的诚恳态度，都值得积极肯定。毕竟人家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比某些尚未下车就乱发议论的人不知道强到哪去了。
例如，最近就有人将东北地区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年轻人的“思想僵化”，认为东北年轻人“没有编制你啥也不是”的观念是东北经济缺乏活力的原因。正如古代锦衣玉食的达官贵人并不在乎“锄禾日当午”的农民是否家有余粮，在高档写字楼里喝卡布奇诺的“小资”也并不理解东北年轻人面临何种困境。
上述轻佻言论的错误在于倒果为因：并不是东北年轻人看重“编制”导致东北经济缺乏活力，其实看重“编制”的观念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例如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山东省。可是山东省的经济状况明显比辽宁省好很多，2016年GDP全国排名第3，增长率7.6%。所以观点中的因果关系根本无法成立。真实的情况是，东北经济缺乏活力导致东北年轻人看重“编制”——“编制”意味着起码的生活保障，没有“编制”就会面临非常残酷的人生。
发表轻佻言论的“小资”倒是真应该到东北地区体验一下生活，看看在“编制”之外，他们依靠海投和面试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是在沈北新区的手机产业园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每月上10个夜班，还是在被私有化的药厂挣3000元出头的月薪、接受最低标准的五险一金？是在私营保险公司做跑腿的营销员、明年不知道饭碗还在不在，还是在教育培训机构打杂、给学生们临时补补课？
其实对于一般水平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东北地区“编制”之外的工作大多属于这个水平。倘若亲身体验一番这种生活，“小资”们是否还有底气发表“何不食肉糜”的“高论”？不和普通群众多多沟通，仅凭浮光掠影岂能深入了解东北社会？
我曾在东北地区生活多年，也是20世纪90年代激进国企改革的亲历者，那段惨痛历史是我最不愿意回忆的一段时光。东北年轻人对“编制”的向往并非主观上的“不思进取”，而是被残酷现实逼迫使然——他们曾目睹父辈在下岗潮中被买断工龄、人到中年却难以糊口，他们也看到同辈的兄长和朋友们在私企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毫无安全感可言。
正是这些阅历深刻教育了他们，有“编制”才有生活保障，才有安全感和做人起码的尊严；反之，没有“编制”就会像父辈和同辈们那样任人宰割，上升空间极为渺茫，收入微薄难以养家，还有何尊严可言？真正站在普通群众的视角去看问题，才能看得真切。东北地区遍地开花的网红主播，说穿了还不是缺少就业机会和上升空间给逼出来的？
假如某国政府声称，国家治理不好都是因为人民太蠢太无能，这么甩锅不是笑话吗？同理，某些人将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普通群众，纯属一派胡言，而且有地域歧视之嫌。如上所述，在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之外，东北地区并没有多少稳定、待遇好的工作。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存在严重问题——传统产业塌陷了，新产业却没培养起来。
东北地区传统产业的塌陷缘于国家层面的战略调整。在计划经济时代，以重化工业当家的东北地区扮演了全国工业化“输血者”的角色——国家将东北企业的利润以转移支付的形式用于其他地区的工业化建设，东北企业还以援建的形式进行人才和技术输出。
改革开放后外贸的口子开得很大，东北企业的产品在迅速涌入的外企高端工业品面前并无技术优势。此时东北企业本应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产品研发、推动技术升级。可是此前绝大多数利润已上缴国家，并未留在企业内部；偏偏在这个时候东北企业获得的投资减少了，使得企业缺少经费进行技术升级。接下来就是大量国企关停并转，上演电影《钢的琴》中那些辛酸的场景。回过头来看，很多本来有希望搞好的企业被粗暴地活活弄死，也顺带着废掉了整整一代技术工人。
电影《钢的琴》穿透人心的力量来源于真实——最好的钳工、铸工、铣工，在“下岗潮”中荒废了手艺，沦落到秦琼卖马的境地。战略决策失误不仅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也毁掉了普通劳动者的一生。
新产业没有搞起来，倒是与地方干部的水平和能力有直接关系。
“下岗潮”之后，东北地区长期缺乏有战略眼光的经济干部，经济发展也就缺乏系统规划。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又滋养出了“吃拿卡要”等龌龊的官场文化，进一步阻碍了优秀干部的产生。
放在全国范围来看，东北地方干部的水平和能力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例如，王珉担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时候，压根就没思考过什么产业升级，却把随意抛售省属国企当作所谓“政绩”。这种甩锅、甩包袱的做法弄得天怒人怨，直到2009年上万通钢工人的怒吼打断了王珉的官场美梦，随意抛售省属国企的风气才算刹住。
庸碌之辈又何止王珉一人？辽宁拉票贿选案被定性为建国以来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破坏党内选举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牵涉数十位地市级以上干部，可见许多地方干部平时把精神头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东北地区虽然也有真想做事的地方干部，但能力与抱负恐怕难以匹配。曾有厅级干部在我面前畅谈对产业升级的设想：筹集2～3亿资金，投资2～3家生物制药企业，做到绝对控股；争取4年内做出新药、让企业上市。出于社交场合的尊重，我不便当面指正。但这片言只语反映出他对高新技术产业缺乏起码的了解，以致想法完全不符合业内通行的规则：
1- 生物企业在孵化期和成长期一般依靠风险投资，很可能会有天使轮、A轮、B轮、C轮等多轮融资。
2- 就一般状况而言，生物企业在天使轮的股权稀释不超过20%，A轮也不超过20%，B轮、C轮融资的股权稀释多在15%以下。站在创业团队的立场上看，让单一外部投资人上来就绝对控股是非常糟糕的选择，没人会愿意陪他这么玩。
3- 企业上市是概率事件。长三角地区拥有国内最为成功的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那里每培养100家企业，能有一两家发展到上市的规模就已经不错了。大哥您只打算投资2～3家企业，而且期望它们只通过一轮融资就能顺利发展成上市企业——您要是有这么好的运气，干嘛不去天天买彩票呢？
事情总需要具体的人来做，想做事的干部也就这个水平，反映出东北地方政府的人才危机和治理能力危机。反观长三角地区的各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部阵容可以用“华丽”来形容：主管业务的中年干部对于产业经济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谈起高新技术企业头头是道；实际操作的青年干部有很多有海外学习经历或“海归”背景，视野非常开阔。
这样的干部阵容在东北各地根本找不到。不得不说，东北地区极度缺乏了解产业经济、拥有实操能力、具备战略眼光的优秀干部，“体制内”的人才匮乏极大地制约了产业升级。斯大林的名言“干部决定一切”，放在如今也很有现实意义。
当年“下岗潮”的时候，某些领导和经济学家认为东北地区经历的不过是“阵痛”，挺一挺就好了，历史证明他们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东北地区不是遭受了“阵痛”，而是患上了严重的“慢性病”，具体病因包括：
1- 产业结构不佳，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更缺乏吸引高端人才的岗位。猎聘网、前程无忧等国内主流招聘网站较少投放东北地区的招聘信息，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培养出来的大量毕业生并没有留在东北寻求发展，这些足以说明问题。
2-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尤其缺少优秀的经济管理干部。这使得东北的发展缺乏战略战术，在产业升级方面缺少作为。
3- 地缘优势不复存在。东北突出的地缘优势主要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背靠苏联意味着既有安全保障（当时中苏边境一度不设边防部队）、又方便接受物资援助，使得东北在当时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随着中苏交恶，东北的地缘定位由腹地变为对抗前沿，仅存的地缘优势是全国密度最高的铁路网，和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改革开放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整体开放使得东北的地缘优势丧失殆尽，阜新、大庆等资源型城市更因为资源逐渐枯竭而走下坡路，可谓雪上加霜。
4- 外部经济大环境不利。如前所述，东北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错过了一次产业升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连企业实体都被搞没了，谈何振兴？这使得东北地区进一步错过了21世纪初的重大机遇期。2001-2007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背景是：西方国家能够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中国主要通过外贸拉动GDP，这种模式被经济学家概括为“搭便车”。在这一时期，江苏、浙江、山东等外贸发达的沿海省份都获益颇丰，而疗伤中的东北无暇他顾。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停滞，依靠外贸拉动东北经济增长的难度就更大了。
《钢的琴》剧照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疗东北地区的“慢性病”不宜操之过急，但是一定要从消除病因入手。否则，再多的治疗顶多暂时改善症状、而不能带来痊愈。真正有可能治好东北地区“慢性病”的战略，应该从以下方面着眼：
1- 制定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解铃还需系铃人，重新振兴东北所需的资源支持，远远超过了省级政府能够协调的范围，国家层面的支持是减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必要手段。当然，这种支持不能简单理解为“给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从江浙沪等发达省份批量选拔真正懂经济、政绩卓著的干部，形成支援东北建设的长期机制。而且对这些干部要果断提拔使用——苏南、浙东区县的GDP甚至高于东北地区的许多地级市，将江浙沪各开发区的县处级干部调到东北担任有实权的地厅级干部，其能力绰绰有余。
3- 在东北形成反腐高压态势，要将反腐力度深入基层、将反腐手段制度化。干部是群众的表率和社会风气的标杆。地方干部“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的龌龊习气一日不根除，“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谶语就一日不能打破。没有投资的注入，发展经济的希望又从何而来？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扭转东北的政治生态，才能营造活跃的商业氛围。
4-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兼顾解决就业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基本思想是：稳住制造业，发展服务业，培养高新技术产业。
制造业能为大量城市居民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不稳则民心动摇。对于经营确有困难、但就业岗位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如大连机床集团、鞍钢集团），不能随便走破产程序，但是可以考虑由国资委派出工作组接管部分领导权，专门主持企业的重组和脱困；必要时应调整企业领导班子，不换脑袋就换人。大型国有企业，脱困一家是一家。
服务业长期以来是东北地区的短板，直到现在水平仍然偏低。在城市化率很高的前提下，医疗、养老、家政、社区服务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设备维修服务正好利用老工业基地的资源优势。节能与环保服务还能够进一步促进工业企业的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主力，可以在不造成大量污染的前提下，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创造很高的产值，南京的江宁开发区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其中的好处。以浙江贝达药业为例，2016年实现营收10.35亿元，平均每个员工产生115万元产值，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难以企及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都是东北地区未来应当重点发展的对象。高新技术产业吸纳的主要是高学历青年人才，能够有效防止人才外流。
5- 鼓励东北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虽然“搭便车”的好事已不再有，但还有许多海外市场值得开拓。中车集团成功向阿根廷出口地铁，华为占领许多非洲国家的通讯设备市场，都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开发新市场的成功案例。虽然国际经济大环境不如2001-2007年那样乐观，但在局部却有可以找到有利的条件。
东北大城市拥有优质教育资源，以此作为吸引高端人才前来落户的非货币化福利，可能是一个性价比较高的思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人员和资本的流动都是比较自由的。于是问题来了：东北地区凭借什么吸引人才和投资呢？人才和投资不可能毫无理由地涌入、不计回报地振兴东北，东北地区必须设法制造吸引力。迄今为止，地方政府在制造吸引力上乏善可陈。着眼未来，应当重点着眼以下方面：
1- 降低人才安家成本。东北地区的房价和物价都比较低，这意味着高端人才不需要支付极为高昂的生活成本，生存压力比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天津、杭州等二线城市低太多。只要出台一些人才落户的政策、并且提供相应补贴，青年人才就能很容易拥有舒适的产权房，顺带消灭当地的房地产积压库存。此外，还应该利用东北文教资源比较发达的优势提供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并且兴建大批公益性养老机构，让安家的人才对下一代和上一代皆无后顾之忧。如果东北地区的企业一时不容易给出显著高于东南沿海地区企业的竞争性工资，上述非货币化福利产生的吸引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2- 以税收优惠拉动就业。东北地区迫切需要创造新就业岗位，解决失业问题，因此，有必要特别奖励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企业。对于创造稳定就业岗位（走马灯般换人不算）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可以返还一部分地税以资鼓励。倘若没有新就业岗位，地方财政还要保障失业人口，所以出让部分税收来保障就业仍然划算。
3- 以金融手段支持创业。对于愿意投资东北地区企业的各路投资机构（例如银行、风投、PE等），应设法提供含金量高的优惠政策——保证他们只要能在东北办成事，就一定能挣到大钱。省级政府应设立国资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和产业投资基金，资金盘要足够大，必要的话可以寻求中央财政和央企的支持。这些机构专门用于支持东北地区的产业升级，但必须完全采取市场化运作，由聘请的专业投资团队来操盘。这些机构只负责保证国有资产增值，严禁地方干部干预其运作。让投资活跃起来，才有可能促进企业茁壮成长。
4- 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唯有先照顾好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才能破除“没有编制你啥也不是”的观念。地方政府一要高度重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二要切实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前些年，东北地区一方面建造了许多政绩工程乃至景观工程，另一方面对社保和医保的财政支持却显著不足，这种现象是极为荒诞的。敢问某些地方干部，你心里有群众吗？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科学使用财政经费优先保障民生，对胡作非为的地方干部进行追责和惩戒。
抚顺市的景观项目“生命之环”从建设伊始就饱受群众诟病。与此同时，辽宁社保亏空的额度全国靠前。
对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设置合理的期待值。东北地区近期不可能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种“全国经济排头兵”的地位。只要能打造支撑长期发展的健康产业结构、实现高于多数中部省份的经济增长率，就算是很好的结果了。
再就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以前东北的一些地方干部急功近利，为了拼凑政绩，特别在乎一两年内吸收了多少直接投资、创造了多少产值，这种思路永远培养不出高新技术产业。产业升级客观上需要时间，5年初见成效、10年实现飞跃，已经算是乐观的期待。因此振兴东北需要中长期战略规划和政策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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