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下层社会儒家思想”与中国今日之现代化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前一篇提到，作为新型“中国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是一种革命思想，其源泉，既来自于马列主义，也来自于“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两者相辅相成。

所谓“下层社会儒家传统”，是一个自秦汉之后两千年历史中的真实存在，它在王朝周期的“升平世”中持续保存并发展，而在王朝覆灭前后的“据乱世”则突出地表现出来——无论造反领袖来自何等低下的社会阶层，出于何等低下的民间宗教，最终都可以聚集充足的儒家思想道义资源，爰举义旗，号召天下，以“天命”的名义引领一次改朝换代的革命，并在夺取江山之后进行“道统”重建。

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如“天命”观、“道统”观、民本主义、“大一统”和“张三世”等，都包含在儒家经典当中，是儒家传统中根深蒂固且历久弥新的一部分。

一、“下层社会儒家传统”本质上是现代化国家的产物

其实，中华文明中独有的“下层社会儒家传统”，自始至终就是一种“现代化思想”。

从“中国思想”本原上看，早在夏商周时期即已逐渐成形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天道的思想、民本的思想、大同的思想等，大大先于所有其他思想体系而带有了现代化因素。所以，中国先于所有其他文明而建成现代化国家，并不奇怪。

根据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中国的秦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他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根据是，秦朝先于世界上所有主要文明建立了统一的、多层次的、非人格化的官僚行政机构，并确立了反宗族、抑豪强的政治原则。

这个观察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只涉及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早熟的现代化国家，在削弱豪强和宗族势力的同时，也促成了下层社会的解放和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崛起，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前者是自上至下的角度，后者是自下至上的角度。

福山并非没看到这一点，他写道：“东周冲突背后的症结是旧贵族秩序分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庶民寻觅新机会，以攀登权力的阶梯。”（《政治秩序的起源》）然而真正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实际上，下层社会的崛起也是现代化国家的一大特征。因为这一现象具有必然性，会在每一次旧秩序瓦解、新国家重建的过程中规律性地出现。

中国的王朝兴衰史充分见证了这一点：王朝末期一旦发生州郡群立、叛军蜂起，就是旧秩序的彻底瓦解，而最终从逐鹿中原的混战中重新一统江山的新王，往往不是世族之后，反而是寒门子弟，甚至就是赤贫的佃户。

放在世界历史中比较，这个现象在大的文明体中却绝无仅有。自古以来帝国王朝的改朝换代无不是贵族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结果，与下层社会没有关系，偶尔会有平民人士登上大位，但多半是作为傀儡被推出，背后并不是以整个下层社会为主体的历史运动。

而在中国，从秦亡汉兴开始，常常就是一种以整个下层社会为主体的历史运动。这种运动不是奴隶起义，也不是农民造反，而是天下皆反，民间起兵，是骆宾王所写的“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

由下层社会推动的历史运动只可能在现代化国家中出现，因为它是废封建、抑豪强、讥世卿的必然产物。而作为一个直接的结果，它也决定了中华文明独有的“现代化的”改朝换代方式——在维持政体不变、政治文化不变、“道统”不变的前提下周期性地进行政权更替。

所以人们会在中国历史上看到这一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特殊现象：坐天下依靠儒家传统，打天下也依靠儒家传统，上层社会从中吸取纲常礼教的学说，下层社会从中接受重建“道统”的思想。两部分内容会在“治国平天下”这个层次上相互冲突，而在“修身齐家”层次上则完全一致。

这也不难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是大一统现代化国家的周期性重建和再造。由于打天下和坐天下两个阶段都是天下人共同参与的全民运动，没有儒家传统作为共同的思想资源、提供共同的行动指南，是不可想象的。

为什么太平天国必然失败？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新思想是一个彻头彻尾背离中华儒家传统的异端，尽管借助了基督教的影响，打出了“奉天讨胡”的义旗，但却完全无法连通“下层社会儒家传统”，当然也就不能促成“南连百越，北尽三河”这种天下皆反的大形势。

而反观1946年之后三年半的“解放战争”和“蒋家王朝”的覆灭，恰恰就是天下皆反，民间起兵，是最新一次以下层社会为主体的历史运动。左翼知识分子发动舆论声讨，青年学生成群结队奔赴延安，城市居民举行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国民党军队成批地投诚起义，解放区的百姓踊跃参军、踊跃支前，这些都不能简单用“农民革命”概而论之。

那种认为儒家传统只有统治术、没有革命思想的观点，那种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有马列主义这一个脉络、没有儒家传统源泉的观点，都是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儒家传统和毛泽东思想，各自都有千百棵形态各异的“树木”可以各取所需，但这并不是全部，只有将它们放在世界不同文明的横向比较中，放在历史长河的纵深视野里，才可以看清它们作为“森林”整体的独特风貌和特殊价值。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典籍无数，大师云集，早已是一片独一无二的森林，外来的树木自由地生长在其中，但不会改变森林全貌。在今天这个“文明冲突”或“文明竞争”的世界，森林整体的意义更加突出。这个意义，从文明的角度看，就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变身成为了一个现代化文明，在世界的眼里，也就是儒家文明的现代化。

儒家文明之所以能够实现现代化，甚至有可能实现一种超越西方文明和其他各大文明的本土化现代化，必定有其内在的原因。而如前所述，作为儒家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不仅在两千年时间里伴随现代化国家的周期性重建而“其命维新”，近百年来又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结合，生成为新型的“中国思想”，仅从这一点上来看，就完全有理由将其作为重要的内在原因之一。

虽然思想界关于中华儒家传统在现代化中的价值和作用问题还远远没有形成共识，但近年来，由于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出现了退潮，在政治实践中回归传统的趋向已经愈加明显。

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走到今天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因为作为后发的、非西方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也遵从着塞缪尔·亨廷顿的“两阶段论”规律，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第二阶段即将开始的那个关口上。

二、“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两阶段”的关系

本系列文章推出之前，曾向曹锦清教授征求意见，曹教授写了一段回复，其中包括如下一段话：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把西方化当作现代化，用西方化引领现代化。随着发展后自信提高，非西方国家就开始第二步现代化，进入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的现代化阶段。中国当下正走上第二步。

这两个阶段不仅是认识的发展，也是实践的发展。在中共革命阶段，毛泽东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中的西方因素抛开，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学习其中现代化的内容。

中共领导的改革开放，第一步是从80年代开始的，以西方化引领现代化。当下正走到第二步，开始去西方化，回归本土的现代化。

去西方化不是去现代化，而是现代化的继续发展。只有现代化的不断深入，才能真正区分哪些因素是西方内在的，哪些因素是现代化的，是普适的。

现代化的核心是高新技术和制造业。中国现在在高新技术和制造业上在接近西方，但还没有完全赶超。由于已经出现中国赶超西方的趋势，所以到了需要提出区分西方化和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时代；同时，由于中国还没有赶超西方，所以不可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前沿，和西方并驾齐驱，甚至超过西方，就不会仰视西方了，就能把西方和现代化区分开来，中国就能重新提出现代化的叙事。”

“和谐”与“复兴”

曹教授为本文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在此深表感谢！下面继续讨论其余部分。

根据这个“两阶段论”理论，今天的中国，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已经有条件、有能力迈出“第二步”了。

这是中国的光荣，因为在所有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中，中国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关口的。

与俄国近现代历史进行对照，看得更为清楚。俄国自彼得大帝统治时期（1689-1725），启动了“以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的第一步。但是这个进程导致了水土不服，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并最终引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革命后的俄国接受了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变成一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重新发起了向西方的挑战。然而，从俄国本土的斯拉夫主义立场上看，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尽管表面上形成对立，但实际上双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都以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为最终目标。这也就意味着，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西方化进程中，1917年之后的红色俄国实际上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与西方缠绕在一起。这一进程，直到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退潮才彻底宣告结束。

今天的俄国，没有完全接受自由主义，但也放弃了共产主义，其结果是它与西方之间的隔阂反而更加扩大了，再次回到了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那个鸿沟的两边。正如亨廷顿所说：“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他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但问题在于，这次向本土化的回归，却不是现代化的“第二步”，因为它的“第一步”并未完成，前苏联在高新技术和制造业上没有赶超西方，因此这次回归更像是返回到三百年前被彼得大帝所创造出的那种“无所适从”状态。

从中可以对比出中国的不同之处和优势所在：

第一、对于非西方文明来说，接受马列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进一步的西方化、去本土化。但是，从俄国的历史经验中看，这种特别的西方化方式，虽然使俄国得以摆脱西方的控制，并与之斗争，却也始终未能让俄国取得超越西方的优胜地位。理论上的雄辩未能转化成为国际竞争中的能力，早期的那种信念——共产主义使得俄国从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一举变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并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但最终失败。其结果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在俄国并未真正完成。

第二、反观新中国。1949年建国后前三十年通过运用马列主义实现现代化，也是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进一步的西方化、去本土化，这一点与前苏联早期历史类似。但不同的是，中国在具备了足够强大的国力以确保完整主权、抵抗西方霸权之后，又进行了以“改革开放”为名的路线大转折，“与国际接轨”、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这就是不同于前三十年的一种在与西方的合作中更进一步西方化。这一路线执行了三十年，终于逐步实现了对西方的赶超。也就是说，新中国这两个三十年的两条不同的西方化路线合在一起，真正完成了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第三、如今回顾地看，两个三十年，与西方对抗的西方化，与西方合作的西方化，先后顺序没有错，不同侧重没有错，转换时机的把握也没有错，最重要的决策都对了。这在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历史中几乎独此一家，绝无仅有。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保障了这一点？为什么在建国后会正确地选择国家统一优先、国家建设优先、公有经济优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又能正确、及时地出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四项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军队要忍耐”、“韬光养晦”等重大国策？单凭马列主义并不能确保做出全部正确选择，近一百年来世界上出现过很多马列主义国家，大多数都失败了。单凭儒家传统当然也不能确保做出正确选择，近一百多年来中国进行过多次现代化转型努力，前几次也都失败了。可见，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就蕴含在两者的结合之中，缺一不可。

第四、中国现在正处在即将进入“第二阶段”的关口，西方化所能提供的现代化动力即将枯竭，必须越来越多地转向本土化的现代化，这是所有非西方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规律。这也就意味着，各主要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竞争，将从比“谁的西方化更利于现代化”转变为比“谁的本土化更利于现代化”，或者说比“谁对本土思想和文化资源的运用更利于现代化”。毫无疑问，在这种新的竞争中，中华文明独特的优越性将充分体现出来，长达两千年的大一统现代国家历史，长达两千年的“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以及这一传统与马列主义在实践中的成功结合，都将成为独特的竞争优势。

回到本文的标题所问：“下层社会儒家思想”是现代“中国思想”一部分吗？回答是：不仅是，而且必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与马列主义和中国几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一起，引领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进程，推进本土化的现代化。在中国踏上现代化征程第二阶段的今天，尤其需要中国本土思想资源创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已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所潜藏的思想活力和令人期待的可能性。毕竟，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性质不会变，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不会变，“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不会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会变，而这些，无不是伟大的中华儒家传统中的固有之义。

这个“中国思想”系列已经连载了四篇，将暂时告一段落。在此，特向所有给予关注、加入讨论、提出意见的读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你们的积极参与讨论，给了作者以不竭的动力，在不断探索理论前沿、开创新的思想的路上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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