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谈当代中国的劣质学术生产机制：从“逼良为娼”到“制造平庸”

学术界维系着人们知识传承的慧命，本应是一个社会的道德良知和科学探索精神的象征。而近年来学术界弄虚作假的事情层出不穷，腐败丑闻屡爆不鲜，不仅牵涉者官职大、学衔高，多有校长、主任、院士、博导之类的头面人物，而且日趋年轻化，被揭露抄袭造假的学界新秀不断，前仆后继者络绎不绝，足见其问题的严重性，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学府还是官府

学术腐败是社会的一个根本性腐败，社会影响恶劣不亚于官场腐败，从断人慧命、祸及子孙的意义上可能还更严重，理应遭到社会各界的严厉谴责。但细细推敲起来，学术腐败之所以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局面，并不能简单地归于某些个人的道德亏欠。学界的急功近利之人、剽窃谋名之徒古来有之，但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理直气壮的，倒真是举世罕见。

时常可见，有些剽窃者，明明被人捉了个正着，证据确凿在案，但就是死不认账，甚至还反咬一口，诬称告发者是别有用心。“打假”，往往变成了“打架”的口水战。寡廉鲜耻到这种程度，确让学界蒙羞。但敢这样做，又能这样做的，往往都是在学界有个一官半职的家伙。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

过去，虽然把知识分子当成政治异类，政治运动一来就整“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但在体制上对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还是有所区分的，所谓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所长）负责制。学校科研单位的行政领导，一般还都是由专家学者担任，党政领导干部不管业务，也不伸手去捞学衔职称。邓小平第三次出山，主动请命主管教育科研，自己宣布要给专家教授们当好后勤部长。这是真正的政治家管教育、管科研。

但是现在的情况则大不一样了。一所高等学校的领导干部，无论是管党群、管行政，还是管后勤，几乎没有不是教授、博导的。也就是说，教研人员所有的东西，领导们一应俱全。这又分有两种情况，一是先有行政职务后有学衔职称；二是先有学衔职称后有行政职务。但在学术行政化上，两者实则是殊途同归。

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

从体制上讲，学校、科研单位都从属于行政部门，向学校安排干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许多学校的党政领导干部，包括许多著名学府在内，是从上级领导部门空降到学校，为的是解决他们的级别待遇问题。许多年来的所谓“专家治校”、“专家治所”的声音，只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心结而已。而现在已听不大见这类声音了，人们不再抱有希望。

从学校讲，以职务获取职称，以行政权力获取学术资源的情况，现在有相当的普遍性。行政领导人能够动用的资源和人脉关系，是其他教研人员无法企及的。领导可以倾全校之力争取到项目，自任课题负责人，以此成为教授、博导的不乏其人。所以，有的学校就出现了没一篇学术论文的博导、没有教过一堂课的教授。

从个人讲，学校中搞行政的比搞学术的要实惠得多。只要是个“长”字号的，有点权、有点钱、套套关系、请人捉捉刀，一样能得到学衔职称，比坐冷板凳还更来得容易。所以有很多人读完了博士，但并不以搞学术为职业前途，都要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甚至在有的名牌大学中，许多已在教研岗位工作的博士，纷纷脱离教师本业，要到行政后勤部门去竞争个科长、处长。从职业分类的道理上讲，这些学校部门所谓的“长”，原本是学校职员。古今中外的学校，办学靠的是教员，哪有靠职员的？已有一定学术训练的青年教师，不当教员当职员，而且趋之若鹜，实在是利益使然。这也足以说明学校官本位的膨胀，使学府安心治学的氛围逐渐消逝，已然有了官府的仕途气象。

学术的劣质、扭曲与平庸

学府的行政化，也就是学术的官僚化，必然造成学术的劣质化，特别典型的是所谓“工程”学术。在“工程”学术大行其道的今天，尽管其工程质量是大有疑问的，却是投资浩大，动辄是上百万一本书。而能够拿到这些“工程”的，自然是非学官莫属了。凡是参与“工程”的人，也能够分上一杯羹。领导领衔首席，大家分成包干，“排排坐，吃果果”，名利双收，何乐不为。至于能够做出来什么垃圾东西，大家都心知肚明。

学术官僚化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还不是上述这些问题，而是学术标准的扭曲。

学术的官僚化，所对应的是学术权威的缺失，专业标准的沦落。韩愈《师说》有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直在做学术的尚且如此，遑论只做了半截子学问，或根本没有做过学问的学术官僚了，他们哪能知道术业的精微？让学术官僚制定学术评价体系，无异是让非专业人士制定专业标准，只能是把学术活动指标化。这种指标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比较的只是数量的多少，却难以衡量质量的高低。

当前各个学校研究单位的学术标准规定，无非是在哪一级的刊物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出了几部专著。且不说这些刊物的规定种类是否合理，就是质量较高的专业刊物也并非学界的同仁刊物，学术立场也是很有些折扣的，在厚币谦词的公关下，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差强人意的关系稿、人情稿。至于出书，在现在的出版条件下，就更容易了，只要有钱到位就行。

真正发表起来比较困难的，往往反倒是那些打破了陈见旧说、触及到某些敏感问题的真实性研究。诸如关于中国当代史某些领域、某些人物的研究，当前某些社会问题的研究，凡是与传统说法不一致的，学术成果都很难发表。

这样，在政治化和指标化的双重压力下，既不能触雷，又要完成任务，真正的学术研究难以正常开展，只能走平庸主义路线——政治上跟着主旋律走，学术上跟着指标走。学术研究的平庸化，必然造成知识的平质化。举目望去，当前大量充斥学界的是沿袭陈说的“著作”，抱残守缺的伪问题研究，大同小异的雷同之作。这类东西，只有指标的意义，评职称的意义，没有知识的价值。如果抛开道德评判，雷同与抄袭，在知识的层面上，也就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

学问之道，非学问之人难知个中三昧。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叠加。学术活动是人类探求真知的活动，是复杂劳动中最复杂的创造性劳动，很难用简单劳动叠加的数量公式来测算其真实价值。试想，如果将一个著作等身的职业写手与述而不作的饱学之士相比论，一是商业化写作，一是学术性研究，根本没有质的可比性。

做一篇原创性和开拓性的学术论文，所需要的知识储备、所下的研究功夫，绝非是搞几部东拼西凑的专著能比的。还有的学者，皓首穷经，不着文字，只留下几部研究手稿，但却为人类的知识宝库提供了积累价值。这就更难评价了。所以，学术的价值，只能是学界自明、业界自评，无法用硬性指标量化出来。

但从另一方面讲，在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下，评审者缺乏应有的知识眼界和学术立场，在学术上较不起真来，不采取这样的指标化管理，又当何如？如果当年学界按照现在的标准，可以说，自学成家的梁漱溟、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师陈寅恪等等著名前辈学者，都会被拒之门外的。

陈寅恪先生（资料图）

学界的行政化导向，必然要混乱学术标准，带来知识的劣质化。时常可见这样的专家，浑身披挂了各种学术头衔，经常出没于官学两道，但张嘴除了套话、空话，就是硬伤百出的错话。如果盘查他们底细，实在是没有做过一件在学界立得住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尽管他们是不能被学界引为同道的学人，却是符合指标化数量管理标准的“雷”人，大都能列出一些人们熟视无睹的“科研”成果。这些人物能成为“专家”，正是当前学术评价体系的导向使然。

有许多学者批评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是“逼良为娼”，违背学术规律。现在还要看到它的继续，为娼还要逼良，要制造出一个平庸的多数，集体排斥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如果对当前学界的腐败问题做进一步考察，可以看到，能够被公示于众的“剽”客还是少数，更多的还是这些从事伪命题写作、低水平重复劳动的“雷”人。这可能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腐败，即一个社会的知识机理的败坏。这是比少数人的学术行为不端更严重，也更可怕的事情。

学术剽窃和弄虚作假，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事情。但能够形成一个社会性的腐败问题，只有在学术的独立性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学界的行政化和学术的官僚化，会造就一批以官取学、以学谋官的官学两栖动物；会用一种平质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把学术标准演绎成人际关系的交易；会让不学有术的投机钻营者占据了学界要津，把学界变成滥竽充数者浑水摸鱼的江湖，使平庸排挤了高明，劣币驱除了良币。

如果学术不能履行我们薪火传承、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文化理想，长此下去，我们将凭什么来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即使富甲天下，也不过是一群西服革履满口粗俗的暴发户，提供不了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0年6月号，原标题：“劣质学术的生产机制”。本文已获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