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环保整改为何成了运动？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杜建国】
环保部终于公开叫停“环保整改一刀切”现象了。
8月22日，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别涛在新闻发布会上再三强调：“所谓‘一刀切’，从来就不是环保部的要求”，“部分地方，平时不作为，到了环保督察检查巡查的时候，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片面处理发展与环保的关系，这是严重的不负责任，也是滥作为。我们反对平时不作为，也反对检查时的滥作为。”
一、个别省市已开始纠偏
在环保部22日的新闻发布会之前，地方上个别省市就已经开始对环保整改“一刀切”现象进行纠偏了。
8月9日，成都市委办公厅、成都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扎实做好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的紧急通知》，强调要对涉及污染的企业分类处理，，对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洗车场、餐饮店、洗衣店等污染排放较小且通过短时间整改能达到环保标准的相关行业企业、设施场所，不宜“一刀切”关停，要重在加强整改整治，使相关企业、铺面合规合法后尽快恢复正常营业，最大限度满足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如何完善“散乱污”关停工作、更好做实环保督察？成都两手抓法 拒绝“一刀切”》。
山东淄博的环保督查整改，因为力度大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还作为正面经验得到了重要媒体的推介。8月15日，淄博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做好“散乱污”企业环境综合整治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对全市“散乱污”企业要分类施治、联合验收、强化监管，决不能简单采用“一刀切”式停产治理措施。（《我市进一步规范“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 严禁采用“一刀切”式停产治理》，淄博晚报8月16日头版）
8月18日齐鲁网报道，山东已就问题整改工作需要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向各市党委和人民政府下发通知。该通知指出：“对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畜禽养殖、家庭小型加工点、群众生活急需的小型经营项目，如养殖场、洗衣店、餐饮店、馒头店、饺子铺、洗车点等行业企业，既要及时回应部分群众的合理环保诉求，也要兼顾广大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严格按政策办事，做到实事求是、分类梳理，疏堵结合、稳妥处理。要着眼建立问题整改的长效机制，拿出创新性举措，注重把环境保护与脱贫攻坚、农业生产等结合起来，有效保障群众就业和农民增收，不能简单一关了之、一拆了之。”
通知还强调，“对搞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片面整改、错误解读环保督察而导致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一经查实，要依法依规依纪严肃问责。”（齐鲁网8月18日）
8月20日，海南省海口市也下发了与成都市、山东省内容相近的通知。“谈到环保问题整改工作时，顾刚（海口副市长——引者注）指出，环保督察事关广大民生，“运动式”、“一刀切”的整改方式都是不实事求是的，也与我们牢固树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理念背离。在问题整改过程中，方式方法决不能粗放粗暴，一关了之、一封了之，决不能图简单、图省事，而给全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消极影响。”（海口日报2017年8月20日）
上述各地《紧急通知》中对那些“一刀切”式现象的介绍或描述，我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当前正在全国范围展开的环保督查整改行动中，简单的、过火的、粗暴的、极端的、“一刀切”与扩大化式的做法，的确是大量存在的。
二、山东淄博博山区的几场运动
在上述紧急通知发布前，对环保整改过火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事件或现象，国内媒体却很少有予以关注或报道的（当然，不是绝对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大多数媒体的一个重大疏漏或职业失误，这一态度与他们长期关注中国环境问题甚至夸大环境问题严重性的倾向正好相反。
尽管正式媒体对此鲜有报道，但是微信微博上的相关信息的传播量还是很大的，从中可以得知，有些地方甚至因此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扯起了“要环保更要民生”的横幅，这些信息足以使笔者初步判断出问题的严重性。
笔者并非是马后炮，并不是在看到环保部的发布会及近期地方上的报道即局势明朗化后，才对整改一刀切现象进行关注与评论的。众所周知，数年来，笔者一直就对极端化的过火的环保主义保持着警惕。尤其是近一两年来，笔者通过自己的新浪微博持续不断地对“环保整治一刀切”现象进行了批评。
巧得很，笔者恰好是山东淄博市的博山区人氏。可以说，以往围绕一种社会现象或一个热点问题，当地居民之间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唯有这一次对环保整改，是众口一词地、不分左右地、一边倒地认同是过火了。整改以来，说是“怨声载道”，也不太为过。在博山，有的完全合乎环保手续与标准的工厂，也被勒令停产了。工厂之外，更有甚者，不少餐馆竟然也被关门了，豆腐坊也被关门了，养鸡场竟也被关门了，真成了鸡飞狗跳百业萧条。
博山的确有许多小工业企业，这些小企业以往在环保方面做得比较差也是常态，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关了之，更不应该将关停面扩大化。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同事物要不同对待，简单蛮横粗暴的一刀切与扩大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维基百科”关于博山区简介
前面海口市干部在评论环保整改中的过火现象时用了一个词：“运动式”。这个词用得很好，当前的环保整改在不少地方确实有运动化的倾向。
笔者老家山东淄博博山区的历史，深受运动式思维与行为的影响。
运动式思维，并非只在“计划经济”年代才有（其实，58年大跃进并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运动思维，兹不赘述），市场经济时代依然存在。前些天，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在微信里讲了这样一番话：九十年代，博山的大工业垮掉了；现在闹环保督查整改，让博山的小工业也垮掉了。这番话虽不全面，不过还是很有道理的。
博山，是一个工业城市，早在解放前就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有煤矿，陶瓷琉璃产业在江北最为发达，清末通了铁路，三十年代后期建了发电厂，城区居民开始用上了电灯。解放后，博山工业得到了大量投资，新兴的机电工业堪称是享誉全国。直至八十年代，博山的国企工业企业经营状况与居民生活还是不错的，我记得那个年代的教师节，各厂矿企业给教师们送的礼物，堆满了房间。
九十年代后，博山经济几乎毫无过渡就急转直下，企业普不再景气（有人认为是当时的清理三角债运动直接导致企业陷入了困境）。何去何从？当时，博山笃信“一改制就灵”，全面推行了国企改制，堪称是一场运动。运动过后，几乎所有的国企都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大多数企业的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好转，要么灰飞烟灭，要么苟延残喘。经此折腾，一蹶不振，二十多年过去了，
现在的博山依旧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老的国有企业全军覆没，新的私营企业当中，大多数是一些小型的甚至作坊化的厂子，能形成规模经营、在全国市场上具备一定竞争力的只有少数。博山在淄博市与山东省的地位，现在远不如改革开放初期。与博山相对照，有的相临区县没有实行运动式的彻底的国企私有化改制，其经济现在反倒要好得多。
上世纪的运动，除了国企改制，还有1998年纺织业的“限产压锭”。当时的理由是中国纺织业共有1200万纱锭，产能严重过剩，900万锭就可以满足需求，于是二话不说一声令下，强行让全国各地无数工厂通过关厂、工人下岗、砸锭等手段，销毁了300万纱锭。结果如何？产能销毁完毕后，市场上的产品需求却急剧上涨，整个行业不得不立即重新大力投资补足产能。到2010年，中国锭数已超过一亿。山东有不少纺织企业，砸锭期间一片风雨飘摇。
如今的环保整改，如前所述，在博山又成了一场运动，令企业与居民叫苦连天。从当年的“一改制了之”、“一砸了之”到现如今的“一关门了之”，国企改制大跃进、限产压锭大跃进、环保整改大跃进，算是我亲睹的三场运动。
三、环保整改运动化，为何出现了这种现象？
错误的实践来自于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导致错误的实践。运动式整改，是一种错误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是错误的实践，那么，这一错误实践来自于什么样的错误认识呢？这种错误认识就是中国环境崩溃论或环境灾难论。
多年以来，中国的媒体与知识界一直在夸大中国的环境问题，称中国即将发生环境灾难，中国环境即将崩溃，直至今日，腔调始终未变。近几年来，由于雾霾话题陡然变热并形成了“雾霾恐慌”，这种环境崩溃论更随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环境崩溃论虽然一直占据舆论主流，但是，其与事实的脱离甚至对立，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这一事实被其掩盖住了。
（一）关于地表植被的认知
前不久，一档极其重要的电视节目中就说“如今的黄土高原，经过过度开发，遍布光山秃岭”。这种观点，其实还停留在三十年前。陕西的森林覆盖率，1986年为22.9%，且主要在秦岭以南地区，当时陕北的确是光山秃岭。1998年天保工程开启后，陕北与关中大规模退耕还林，如今整个陕西森林覆盖率已超过43%，不光陕南、关中，整个陕北黄土高原也绿成一片，哪还有“光山秃岭”？像陕北榆林，过去出城就是沙漠，现在森林覆盖率竟也已接近35%了。
去年笔者去新疆，伊犁的干部说，自天保工程以来天山的植被也是好多了。7月份刚去了内蒙的兴安盟。兴安盟1980年时森林覆盖率为17.64%，1998年时的森林覆盖率为22.98%，目前达到了31.4%。兴安盟的主要林区阿尔山，美不可言。
金秋时节的阿尔山（图/新华网）
笔者在去年的文章《中国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从临沧看云南看中国》中就已指出：“多年来，舆论一直在向社会灌输这样一种印象：随着经济高增长和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恶化，中国的发展方式根本不可持续。不过从森林覆盖率这一角度来看，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地表植被的恢复，不论东西南北，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共同的趋势。借助这一恢复，藏羚羊不再濒危，野生东北虎又重新出现在中国国土上。
除了森林植被的恢复，荒漠化的治理在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然同样遗憾的是这一方面也没有得到舆论的客观反映与评判。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个牢固的观念：中国的沙漠化或荒漠化趋势正在日益加重不可遏制。比如《纽约时报》2016年10月文章《生活在中国庞大的沙海》还在继续认定：“中国的沙漠在过去许多年间以每年超过1300平方英里的速度扩张”，至今未能逆转。该文的译文被中国媒体广泛转载。可是，事实早就不是这样了，转折早就发生了。
自2004年开始，中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已连续10年保持了“双缩减”。2014年与2009年相比，全国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分别减少12120平方公里和9902平方公里。可惜这些转折没有在舆论中引起及时的反映。
今年四月份，我来到鄂尔多斯杭锦旗的库布齐沙漠，亲眼目睹了正在发生着的这一转折。近三十年来，经过当地人民、企业、政府的不懈努力，成功地驯服了蛮横地无休止地扩张的库布齐沙漠，不毛之地逐步缩减，绿色植被越来越多。
库布齐沙漠的改善并非特例，内蒙古其它的沙漠，从腾格里阿拉善到毛乌素，都在发生着同样的变化。
在当下中国，有人负责干实事，有人负责出风头。像内蒙古生活在沙漠周边的各族人民，自己动手不靠外人，绿化沙漠、控制沙漠以万平方公里计，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大型沙漠的“人进沙退”，可是，了解他们的付出与成就的人并不多。
与之相反，有帮北上广的超级富豪，组建了一个生态环保协会，号称要向沙漠宣战，结果呢，不过是每年跑到沙漠里开个会，吃顿烧烤，然后抹抹嘴上的油就走人而已，十几年下来树就没见他们种几棵。可是，对这群光耍嘴不干事的地产金融互联网富豪，舆论却给予了他们高度的关注，他们在那些“有态度”的媒体上的曝光率要远高于面黑手粗埋头苦干的内蒙古人民。这些富豪，过去还定期去沙漠开个会，做做样子，现在连样子都懒得做了，光在北京开发布会吹牛了。这家协会的核心成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协会的主要精力并没有用在治理沙漠上，而是用在培训其它“非政府组织”上了。
（二）关于中国水环境的认知
除了地表植被，中国水环境的恶化趋势也已开始被扭转了。
近日环境保护部公布了2017年上半年全国水质情况，监测网数据显示，全国水环境质量改善的趋势是明显的。2017年上半年，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Ⅰ—Ⅲ类）水体比例为70.0%（2017年目标为68.3%），同比上升1.2个百分点；丧失使用功能（劣于Ⅴ类）水体比例为8.8%（2017年目标为8.4%），同比下降1.7个百分点。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从2010年的59.9%提高到了现在的70%。
笔者的日常经验观感，与这种严格的数据统计也是大致匹配的。
2016年底，我参观过全国海绵城市建设16个试点城市之一的常德市，从我在当地所见所闻所问来看，其治理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现在出门旅行，无论在城区还是野外，很少再见到那种臭气熏天的河湖了。
常德风景（图/常德市文艺网）
很多人爱讲，小时候家乡的河水多么清澈，现在则成了臭水沟，我不知道这些人的家乡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反正无论我现在居住的北京还是我的家乡都不是这样的。我老家山东淄博，这座北方工业城市的河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比现在差远了。我所见过的中国的河流，从南方的澜沧江流域到北国的浑河，单从外观上看都不错，问当地人，一般也都说现在要比过去好。
中国官方对水治理还是很重视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设立的16个重大专项中就有水专项，目标是建立水体污染监测、控制与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体系。化学需氧量（COD）、氨氮作为水的两大污染物，自十一五开始作为硬约束指标被列入了五年规划，经过这种强化治理，目前在长江流域，化学需氧量、氨氮已不再是首要污染物，主要污染物变成了磷（主要来自农业化肥）。
连一度令人绝望的地下水危机，现在也有了转折的苗头。
众所周知，整个华北都缺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地下水开采过度，河北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带。2014年，河北省全面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工作，再加上南水北调的助力，现在已取得了初步成效。2017年2月，全国最大漏斗区的河北省景县留智庙镇八里庄一带，深层地下水埋深终于从连年下降转为回升，由2016年2月的99.2米回升到2017年2月的98.46米。
笔者并不是说，中国环境不存在问题，笔者想强调的是：不能光讲问题不讲改善，更不能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硬把改善说成是恶化。
（三）关于中国空气质量的认知
空气质量方面，因为雾霾问题一枝独大，掩盖了更为丰富多面的事实。雾霾或PM2.5，只是在最近四五年内才成为舆论以及大众关注的热点，在此之前，SO2、 NO2以及 PM10才是更主要或更为紧迫的危害空气质量的因素，而中国在这三个指标的改善方面是进展很大的。以北京为例，自1998年开始长期监测上述三项污染物算起，到2015年底，北京空气的SO2浓度下降了89%，NO2浓度下降了32%，PM10浓度下降了46%。从这三个指标来看，北京空气质量的改善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即使是PM2.5，近年来也是在逐步改善的。2017年前7个月，北京全市PM2.5月均浓度为5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4.6%。截至2017年7月底，北京全市PM2.5累计浓度为64微克/立方米，同比2016年下降1.5%，较2013年同期下降34.7%（北京的计划是到2017年底，全市pm2.5年均浓度要从2012年的9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60微克/立方米）。
很遗憾，因为雾霾或PM2.5问题空前热烈压倒一切，一叶障目之下，中国在空气质量以及其它环境领域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就被舆论主流给否定或无视了。
毫不夸张地说，近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极度的“雾霾恐慌”。这种恐慌，固然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可是，雾霾的严重程度极其危害性被媒体与知识界肆意夸大了，像北京在舆论的描绘下似乎成了一个暗无天日、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地方。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有位著名的女媒体人，竟然连自己女儿的先天的轻微身体残疾也怪到雾霾头上了。还有所谓学术机构，出具了一个雾霾导致中国人寿命直接下降了五岁的所谓报告，可是，雾霾最严重的北京地区，恰恰是中国人均寿命最高的地区之一（仅次于上海）。这种舆论的力度空前强大，令民众与政府都接受了它的影响与误导，形成了“雾霾恐慌”这样一种朝野共识。
人慌则无智，慌不择路。基于“雾霾恐慌”，基于这种片面的不完整的不准确的认识，产生了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治理雾霾的情绪与迫切要求，并付诸了实施，结果，就大面积出现了环保整治一刀切以及扩大化现象。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变成了从（代替实际的）舆论出发、从观念出发。
北京雾霾天（图/新华网）
四、媒体的压迫与误导
说句公道话，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在环保整改、雾霾治理中采取的极端的运动化的做法，除了自身责任，很大程度上甚至主要是受媒体的压迫与误导所致。媒体先是逼使、诱使政府发起环保整改，进而如前所述，对环保整改中的出现的过火现象，予以默许或支持。很奇怪，当下的中国媒体素来爱给权力挑刺儿，可偏偏对怨声载道的运动化环保整改报以冷淡或沉默，这难道不是在进行变相的支持吗？
说媒体的压力与误导影响决定了政府的决策，这是不是夸大了媒体的力量？没有夸大，媒体在今天中国所具有的独立性与力量，被严重低估了。
媒体在舆论议题设置方面，早就摆脱了官方的控制，像雾霾话题来势如此之猛，以至于成为最高级最紧迫的政治任务，这完全是媒体自主行动的结果。拿雾霾红色预警来说，过去北京一直不发布，这遭到了媒体的持续攻击，在舆论压力下，自2015年起环保部与北京政府开始启动红色预警。其实，两年来北京多次红色预警发布时，常常是雾霾并没有那么严重。迎合媒体发布红警后，一面是加重了社会恐慌气氛，一面是学校停课，学生只能待在家里，给家人的生活与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媒体一面鼓动雾霾恐慌，一面却又对问题的解决持一种奇怪的态度。
大家都知道，冬季雾霾形成很大程度上与燃煤有关，针对这一问题，媒体向火电厂倾泻了无数的炮火，于是乎在朝野上下火电成了原罪，压制火电成了治理雾霾的首选之举。像北京，燃煤电厂就都已经被关停了。其实，中国目前的火电技术已经是全球最好的了，行业执行的排放标准也是全球最严格的，不少专业人士甚至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的排放量，丝毫不逊于被称为清洁能源的燃烧天然气的发电机组，可是即便如此，即便这些火电厂对雾霾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它们依旧被强行关掉了。
可是同样属于燃煤，烧散煤问题就没有得到媒体的同等重视，与现代化的燃煤电厂相比，无法实现集中供热供暖的居民或小机构，其烧散煤时由于不安装任何减排装置，才是更大的污染源。
像北京，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本市郊区与农村的烧散煤问题，但是进展缓慢并产生了一些连带问题。农民很分散，想不让他们烧煤本身就很麻烦；即便不烧煤改烧电暖器用电灶了，那么即使算上补贴后，用电成本依旧会急剧增大令人难以承受，这该如何解决？电暖气效果没有燃煤土暖气效果好，这怎们办？这方面的问题解决起来无疑要比逼政府关停电厂困难百倍，同时，关注这一问题会把矛头指向社会大众，即得罪媒体自己的受众老百姓，因此媒体就无视或淡化这一问题。
这一现象，与众多媒体无视甚至否认汽车尾气是雾霾重要源头的做法，如出一辙。一面对已经实现超低排放的大型电厂满腔怒火，一面对污染严重的散户烧煤却听之任之，这种有选择性的环保正义诉求，说明媒体对解决雾霾的态度是极不负责任、极其缺乏建设性的。
媒体主流对待雾霾的奇怪态度，还表现在如下方面：为了治理雾霾，他们要求政府不惜降低经济增速；等到政府如其所愿压低了经济增速，他们又说中国经济要完了；自去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止跌回升，他们又说这不行，这加重了雾霾（是否加重另论）。快也不行，慢也不行，他们到底持什么标准？他们到底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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