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过这些文史、军事、政治著作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中央党校策划组织的系列采访实录，从2016年11月底到2017年3月中旬，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连载。观察者网今起陆续选载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节选）
采访对象：雷榕生，1949年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8月出生。兄弟二人与习近平同为北京八一学校学生，1969年1月13日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雷榕生分在梁家塌村，1973年9月上大学，先后在延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北京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工作，2010年6月退休。雷平生分在梁家河村，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1974年10月上延安大学。1977年毕业后在北京市科委营养源研究所工作，1983年至1995年先后在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家学习和工作，获得法国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采 访 组：学习时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7年1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习近平酷爱读书，这一点众所周知。您也喜欢读书学习，和习近平在同一孔窑洞住了大约六年时间，而且和他在读书学习方面有很多交流。请您讲一讲习近平读书学习的特点是怎样的?
**雷平生：**学习是一个不断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近平思路宽广，思想活跃，分析问题能力很强，这同他刻苦读书学习分不开。他在陕北农村劳动期间，数年如一日保持着刻苦学习的习惯。据我了解，近平读书学习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他勤奋好学，到了夜以继日的程度。正如有些老乡所讲的——有个针缝的时间都要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白天去山上劳动，晚上回家一有空就看书。后来，大部分知青离开了，窑洞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在炕上有各自的床位，中间隔着一个炕桌，炕桌上有盏煤油灯。白天干了一天活就已经很累了，晚上吃过饭，我如果觉得累，就睡觉了。而近平吃过晚饭总是又拿起书本，开始学习。他怕影响我睡觉，就把灯移到一旁，用身体挡住光线。他看书常常到非常晚。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发现近平还在看书。就问：“近平，你怎么还不睡呀?”他总是说：“再看一会儿。”有一次白天聊起天来，他和我调侃说：“昨晚看书至深夜，四周寂静，颇有些‘世人皆睡我独醒’的味道。”还有一次他颇有感慨地说：“农村知青生活可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高度结合呀!”事实的确如此，白天劳动强度大，人已经很疲劳，每天吃得也不好。回窑后再长时间阅读，大脑高速运转，对体力和脑力都有很大的消耗。
第二，读书注重分析对比。一方面，近平会就一个观点、一个史实找出很多相关的参考书籍来阅读比较，从不同的侧面去了解和分析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也会跟别人进行讨论。他看书经常是几本书同时看，有所对比，有所分析，不但比较几种说法的同异，也推敲作者为什么这么说，正所谓“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比如，他在学习苏联历史学家**谢缅诺夫《中世纪史》的时候，就参考了不知从哪里搞来的一本《基督教青年读本》**一起看。由于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对基督教没有多少了解。近平在学习这方面知识时，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作为基层群众信仰的宗教被罗马当权者镇压的历史。这就是他在看书时不断扩展参考资料所起到的作用。
**雷榕生：近平这个读书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他经常是以看一本书为主，同时又寻找相关的书籍作为佐证，不断地扩展阅读书中的知识。比如他看中国历史，就是先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主要读本来学习，但在学习中发现史学家不同观点时，就以钱穆、吕振羽等不同版本的中国历史书籍来互相印证，互相对比，深入理解。这样学到的历史观点，是一个立体、全面的观点。既掌握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不同点，也养成了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问题的习惯。
**雷平生：**确实是这样。近平在了解不同学者的观点后，非常喜欢自己思考。他经常问我：“这本书，你看过没有?”如果我看过，他会就某一个观点与我进行讨论。他对讨论切磋推敲印证那些重要的知识点非常有兴趣。虽然我们那个年纪所讨论的问题未必有多么深奥、多么专业，但确实起到了活跃思想、拓展思路的作用。
近平曾有一次外出，住在集体宿舍，碰到一位中央党校党史专业的年轻教师，他们讨论起了五四运动。近平那次与这位年轻教师交流，就注意学到了一个重要细节。回来以后，他把自己的心得讲给我听。
他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对其爆发原因有很多成型的论述。但那次和党校老师的讨论中，他又搞明白了一个关键点，就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是国内矛盾集合与爆发的产物，也是国际矛盾集合与“催化”的产物。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巴黎和会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哪有什么“公理战胜强权”!世界依然是强权政治，中国被“世界所接纳”的希望彻底破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众首先是先进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对西方阵营极度失望之余，反帝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把视线转向刚刚进行过“十月革命”的近邻苏俄，希望用激烈手段改造中国、改造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个政治事件，都与上述国际大形势以及民间舆情、民众情绪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际背景，是迫使中国人喊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救亡口号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平声情并茂地给我讲了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国际联盟、巴黎和会、英国和法国的态度等内容。今天我们的历史知识大大丰富了，这些可能都算是常识了，但在书籍和信息比较匮乏的年代，对于知识饥渴的我们，听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这说明近平是多么注意吸收新知识。
图片 1973年，习近平和延川县北京知青雷平生（左一）、陶海粟（右二）、雷榕生（右一）在延川。
采访组：请你们谈谈习近平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情况。
**雷平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些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是要求和鼓励学习的，也是近平反复阅读学习过的。他曾就《国家与革命》里阐述的一些问题，与他认识的朋友探讨。其中一个问题是，共产主义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高级阶段即进入共产主义阶段。那个时候，国家将逐渐消亡。那位朋友和近平讨论，国家是如何消亡的?是阶级斗争逐渐平息，大家都踏踏实实地搞生产呢?还是像现在这样，斗争时起时伏，七八年来一次，甚至有时候还会很激烈呢?现在看来，讨论的话题本身并不重要，也不可能深入。但通过这种讨论，使他活跃了思想，也使他对当时很多“左”的做法有了新的认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家处于动乱之中，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近平逐渐对这种长期无休止激烈的阶级斗争有了疑问，引起思考。
近平每次去“五七”干校探亲或外出，总能带回来一些新书。有一次，他带回来厚厚一本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躺在炕上专注地阅读。过后，他对我议论起这部著作。他谈了很多关于《资本论》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识，并说《资本论》的翻译版本研究很重要，他特别推崇郭大力和王亚南这个译本。他介绍道，这两位翻译家同时也是社会学者，一生矢志不渝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到中国来，他们一生都在做这件事。近平讲到他们的执着和毅力，即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矢志以恒，一以贯之，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他对这两位学者非常推崇，不仅推崇他们的学术造诣，更推崇他们的高尚人格。
近平对马列著作版本沿革是很注意的。有一次他议论起《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问题，说到这部著作有从俄、日、德、英、法不同语言翻译过来的中文本，很多学者对此都有不同贡献，但又各有侧重。他们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理解不尽相同。他感慨地说：这么一个小薄本经典，就有这么多名堂，可见认识真理很不容易。
近平读哲学书籍，主要还是读马列主义哲学。他下了很大功夫去阅读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在一个场合讲解辩证唯物主义，讲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年在窑洞里近平学习辩证法的时候，也曾谈起过这个问题，即不要把辩证法简单化。矛盾的不同侧面是不可分离紧密联系的，互相作为存在的依据。辩证法的精髓固然是对立统一规律。但实际上，对立统一除了对立还应考虑统一，唯物辩证法本身就包含事物的互相关联与事物的发展，还包括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等规律。简单孤立地谈问题一个方面而不顾及其他方面因素，肯定是有片面性的。如果认为辩证法的内容仅仅就是一个“斗”字，就把整个问题简单化了。
由于近平较长时间生活在中央党校这个环境中，对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对中央党校杨献珍、侯维煜“合二而一”理论的批判过程有所了解。他还告诉我，在这次批判运动中惨遭迫害的党校哲学教师黎明，就是我们八一学校66届学生黎小路同学的父亲。
采访组：请你们谈谈习近平研读历史著作的情况。
**雷平生：**我们初到梁家河时，还只有初中生的文化程度。初中课程里并没有讲过世界史。近平在阅读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涉及到不少名词和事件，都与欧洲历史相关，看到以后觉得很生疏。近平就找到苏联出版的《中世纪史》来看。这部书他好像是从当地一位教员家里借到的。在这本著作中，从东、西罗马帝国，从查理大帝，到法国、德国、英国的近代雏形，都有相对完整的讲述，这本著作也讲到了东方各国历史的演进和变化过程。通过对这部书的学习，近平对欧洲诸国的发展史有了初步认识。
近平还有一本常用的工具书**《新编新知识辞典》**，1952年出版的，这是一本非常厚的工具书。辞典里面收录了大量重要词条，并有简要清晰的介绍。比如像“神圣罗马帝国”“苏沃洛夫”“二月革命”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近平在阅读其他著作时，经常习惯拿这本书作参考。
近平对中国经典古籍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史记选》《汉书选》《后汉书选》《三国志》，他都曾花功夫认真研读过。
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著作，近平也读过很多。比如评法批儒运动时流行的一本书，即中山大学杨荣国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近平当时也买了一本，兴致勃勃地阅读。这本书把儒家、法家介绍得深入全面。当然，抛开当时对中国古代儒家和法家各个流派哲学思想褒贬不谈，作者介绍了这些学派的基本观点，以及在古代中国社会如何存在发展、如何推广演变的历史事实，使近平对相关内容有了清晰的了解和掌握。
采访组：习近平读过大量文学作品，他不仅读书多，而且对文学有很高的鉴赏力。你们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雷平生：好的。近平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他读过《离骚》，读过《古诗源》，读过《李白诗选》《三曹诗选》**等。他很喜欢曹孟德作品的悲壮苍凉，喜欢建安乐府感情真挚、朴实无华、气势雄浑的风格。对于词作，他更喜欢读辛弃疾。有时他读古典诗词读得兴奋了，就跑到院子里大声朗诵，有时在山上劳动的时候也会朗诵。他的记忆力很强，读过后喜欢的诗词大多都要背下来。若前一天晚上读到了他喜欢的诗词，第二天他就会背给我听。一方面是他确实喜欢诗词的韵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考验自己的记忆力。我作为听众听他背诵，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总体上看，他对诗词比较偏爱慷慨激昂、豪放自信的。当然，像李白那种飘逸浪漫型的，他也很喜欢，**李白那首《将进酒》**我就听他背诵了多遍。
这些中国古代优秀作品，让年轻的近平更加深入地认识了我们这个国家，领略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变迁。这些作品给他带来强大的正能量，培养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可以说，近平后来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建立在他对祖国优秀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今天，近平讲话常常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他影响之深。
近平读过的外国名著也非常多。近几年他在访问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时，都曾提到过他所读过的这些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他所列举的，都是他认真读过的作品。我印象中，巴尔扎克和莫泊桑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他都很喜欢读。他来农村时带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个大部头著作四卷本，我们几个分开看。你看第一本，我看第二本，有时候进度不一样，接不上了，我们就互相询问，故事情节是如何发展的。当然也有一边干活一边谈论小说情节的时候。**《九三年》也是近平很喜欢的一本书，他经常和我们讨论法国大革命狂飙时期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战争与和平》《一九一八》《悲惨世界》**等，都是近平非常喜欢的人文色彩很浓的名著。通过阅读这些外国名著，近平的思维和视野得以开阔，心灵得到滋养。
在“文革”中，因为文化思想方面条条框框太多，书籍匮乏，每个人的心灵都像荒漠。后来随着政治形势变化，逐步有一些宽松，某些被主流“认可”的作品，如**《鲁迅全集》**等都可以出版销售了，但毕竟还是有限制的。近平仔细认真地读了《鲁迅全集》收录的几乎全部杂文。记得他曾给我介绍鲁迅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是“租界”两字各去掉半边，鲁迅当时住在租界地旁边，就称自己的住所是“半殖民地”的地方。我还清晰记得，近平有一次谈起鲁迅与胡适、陈西滢“现代评论派”论战中，徐志摩发出“带住，让我们对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妙论时的声情并茂。
图片 习近平去插队时，母亲齐心给他做的针线包，上面绣着“娘的心”三个字。
采访组：习近平在一些场合提到过他读军事和国际政治著作的情况。这些著作，对于他形成军事知识，了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请你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雷平生：确实，近平读过不少有关军事和国际政治的著作。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我们下乡时，都带了一些书，其中近平带了不少包括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由于家庭背景的缘故，我带的书主要偏重历史和军事方面，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翻印出版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容的书籍。这套书籍的翻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为了拓展我军高级指挥人员的视野而委托总参组织翻译出版。这套书包括《罗斯福见闻秘录》《隆美尔战时文件》《太平洋战争：岛屿战争》等。带到延川农村的书中，还包括当时能得到的国外军事名家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战争论》等，还有中国的军事论著，包括《中国古代军事理论选集》《三十六计》**等。
对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与作战方法，近平特别注意学习，有比较广泛涉猎和深入领会。比如**《毛泽东军事文选》**，这是军科院编辑的毛泽东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发表的军事论著。近平对其中的若干重要著作潜心研读，特别对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十大军事原则》等关键文章反复阅读，以求贯通。在学习中，不仅要搞清毛泽东讲了什么问题，是如何阐述问题的，还要搞清楚为什么要这样提出和阐述问题，特别留意当时论述问题的时间、地点和针对性。1972年之后，随着国内批林批孔政治运动的开展，报刊上也发表了众多有关辽沈战役的文章。他结合这些文章，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有关辽沈以及淮海、平津战役的指导原则等重要材料，对于三大战役中关键步骤和过程，如“关门打狗”“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小淮海和大淮海”“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等战役举措处置心中明了，耳熟能详。
毛泽东军事思想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积极争取主动。不是被动地受对方制约，而要发挥己方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发挥不对称战争手段，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有人总结出三句话：对什么对手打什么仗，拿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充分领会这样的博弈思维、战略思维，对近平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启发应该是很大的。
研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名著《战争论》，给近平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慧眼”和“军事天才”的描述。《战争论》是一部举世闻名的战争理论著作。解放军一些著名高级将领如刘伯承、叶剑英等，都对《战争论》中的精辟论述了如指掌。抗战时期，毛泽东更是要求全军认真研读，并要求对《战争论》虚心求教，不得有丝毫懈怠。《战争论》在中国的知名度不亚于《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慧眼”，是指“在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以及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被称为眼力或慧眼(法语：coup d’oeil)，后者就是果断”。一个具有“慧眼”素质的军事指挥家，有能力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条件下高瞻远瞩看待问题、分析局势，带领国家与军队取胜。当然，那个时候的近平，还只是一名身在农村的普通知青。然而，那时涉猎这些著作，对他的启蒙、对他以后的成长，无疑打下了坚实基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1969年3月，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苏军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10月，全国进入战备状态。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军事，注重战争，准备打仗”。我们在带来的书籍中，也有一些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军事著作，如**《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苏军战术的发展》《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战役》(上、中、下册和图册)**等。出于熟悉苏联军队的战略战役思想和作战模式的目的，近平花费了不少时间仔细阅读了这些书籍的重要部分。他高度赞许反法西斯战争初期，苏军官兵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以及后续的莫斯科战役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战斗意志、高度责任感和大无畏牺牲精神。那句“祖国虽然辽阔，但我们退无可退，背后就是莫斯科”的豪言壮语，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库尔斯克战役是1943年苏德战场最重要的战役。苏军由于这次战役的胜利，掌握了苏德战场的主动权。为了详细了解战役的具体进程，他把《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战役》图册摊开铺在炕上，而他则趴在炕上对照文章仔细寻找一个个不熟悉的俄国地名。这是一项很吃力的学习，往往很长时间才搞清楚一个过程，随之而来的是进行简单的“兵棋推演”复盘。当然也会有一些疑惑和问题，会有一些不解和推测。例如：德军早在1943年4月就发布了战役训令，为何拖延到7月才开始发动这次战役?苏军最高统帅部是如何判断德军的进攻方向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不可能知道诸如英国军情六处菲尔比，或者瑞士红色管弦乐队等为斯大林最高统帅部提供情报的事实，只能猜测统帅部判断的情报来源于敌后广泛活跃的游击兵团，以及战场敌方俘虏的信息。我们很钦佩斯大林、朱可夫等对于苏德战场德方战役方向的准确判断，以及苏军战术的机动灵活(如在战役发起前率先发起炮火反准备)。
阅读《罗斯福见闻秘录》一书时，近平饶有兴致地注意到当时的后起大国美国如何在相当长时间内锋芒内敛，积蓄力量，最终利用矛盾，因势利导，平稳过渡，从守成大国英国手中顺利得到世界霸主地位的过程。书中详细记录了在这个过程中，罗斯福总统深谋远虑，有序有为，外交手腕运用得有声有色。在一连串的重要国际会议中，他一方面坚决支持同盟国英国、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提供物质和军力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双边与多边会议场合，宣扬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规则，不为盟友英国恢复旧制，只为美国开创新篇。外交手腕上，借承认苏联斯大林在东欧与亚洲的势力范围拉拢“斯老伯伯”，使“得道多助”的美国始终处于对英国外交的主动地位。充分运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占据道德高地纵横捭阖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句“同盟者就是竞争者”，阐明了国际政治和大国博弈的真谛。
近平还读了《太平洋战争：岛屿战争》。这部书展示的是1943年后太平洋战争美日双方的苦斗过程。在阅读中，他仔细推敲了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美两国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所做的战略决策预案，比较与估量了双方战略决策的得失。应该说，在太平洋战争中，无论是在决策、战争资源的拥有和战争资源运用能力诸方面，日方劣势明显。特别是对当时大规模海空战争形式和战法的认识，日方明显落伍很多。太平洋战争中的海空交战，不能简单看作是一个运用航空母舰和兵舰进行海战的问题。美军通过科学的运筹、比较和分析，在战争资源运用能力等方面技高一筹，正确运用了“蛙跳战术”和攻击日方大规模运输船队等行之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最终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战果。
还值得提到的是，近平还读了美国著名学者亨利·基辛格早年论文，如《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1961)等。通过研习这些论文，使近平深刻感觉到：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学习型、研究型国家，美国军队也是一支学习型、研究型军队，美国的智囊政治家也是密切关注实际的研究型政治家。在国际政治军事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下，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美国都会有具有世界眼光的智囊和研究型人物考虑和提出如何应对新形势、提出新对策，及时转变原有政策。如果低估美国政治外交军事的应变能力和敏锐思维，依然采用旧的想法做法，凭借“想当然”思维来考虑问题，就会在变化中的国际斗争中处于下风。
现在想起来也有趣，上世纪七十年代近平在贫瘠的陕北窑洞中读基辛格的著作时，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知青。时过境迁，2016年12月基辛格访华。此时的习近平已是63岁的中国国家主席，而基辛格则是93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基辛格这位资深睿智的国际政治家进行交流，探讨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的未来，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回味的事情。
其实，年轻时期的阅读、年轻时期的苦学所能学到的知识和信息，很多已经变化了，或者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青年时期所养成的不倦学习精神和良好学习方法，以及通过学习所养成的思维能力，则可以伴随人的一生，对后来的各个阶段依然起着作用、发挥着影响。
2010年的一天，我到近平家做客。晚饭后，他拉我到他的书房，指着书架说：“平生你看，当时你留下的书还都在这里。”确实，那些有关军事和历史方面的书，依旧静静地保存在他的书架上，只是陈旧了许多。我下乡所带的那些书，在离开梁家河时基本都留给了他。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他依然保存着。当时之所以把这些书留给他，是因为不知道他可能还要在艰苦的陕北农村坚持奋斗多久。留给他这些精神食粮，可以使他能够在艰苦的劳动和工作之余继续学习。我还注意到，这些书架上还有大量新书，有些还是学术分量很重的书。我确信直到今天，近平依然保持着40多年前养成的学习习惯，在处理完繁忙政务后继续读书，不断从书中汲取新的精神养分。
图片 1975年6月，习近平和延川县北京知青雷榕生（前排左一）、雷平生（前排右一）、文安驿公社干部杨世忠（后排右）、刘明升（后排左）合影。
采访组：最后请你们总结一下，习近平能够从一名普通知青成为梁家河大队的领头人，他有什么样的特点?
**雷平生：**近平的特点非常明显。我觉得突出的有四个方面。
第一，强烈的使命感。与近平接触，你能很直接地感受到这一点。人要成长，要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首先就要有使命感。在农村七年，近平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体现这种使命感的证据，我认为有两条：一是近平在梁家河经过数年苦难和磨炼，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看作是黄土地的儿子，并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所以直到现在，他仍一再提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二是强烈的忧患意识。近平喜爱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忧患意识，最初是环境强加的，环境使然。因为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他父亲受到迫害，使他忧虑自己的家庭，忧虑自己的前途，这些是他肯定会忧虑的。经过在梁家河艰苦生活的磨炼，得到陕北人民的感召与信任，他的忧患逐渐过渡到要考虑生产队、考虑大队的事了。这时的他，忧虑全队的生产与生活，考虑如何解决粮食翻番的问题，也就是已经由从小我出发的“物喜己悲”，转变为对群众利益的一种深沉忧患了。
第二，辩证思维方式。近平看问题习惯从多方面考虑，运用辩证思维方式，针对一个问题进行多角度反复推敲，互相印证，而不简单只从一个方面刻板地考虑问题，更不自以为是。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第三，遇事有定力。不论大事小事，近平遇事沉着淡定，始终保持情绪冷静。他曾几次与我说过他很喜欢曾国藩的一段话：“愈是军情棘手，众议纷纭，愈要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做大事者要具备冷静的心态和自控能力，这样即使事务再紧急，也可以条分缕析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在与近平接触中，他不止一次对我谈到智商与情商的关系。他认为，智商是重要的，而情商则是关键，尤其是做大事者。
第四，肯读书善学习。我注意到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曾多次就读书学习发表讲话，有谈为什么要加强读书学习的，有谈读书学习方法的，也有谈具体读什么学什么的。他说过：“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知道，他说这个话是由衷的，是从自己读书学习经历中得出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