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西方公司属性变迁——公司逐渐丧失人性的原因是什么？
【本文回顾西方公司属性的历史发展变迁，揭示公司逐渐丧失人性的多元目标，演变为单纯追逐自私理性的利润最大化的“单维兽”，指出这种演变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以及可能的修正途径。】
最近中国成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还推出了一系列稳定金融的措施。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扮演着资本运作的关键角色，其稳定性至关重要，不稳定的金融会导致命脉失调，使整个经济、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以前金融进行资本运作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但近数十年来却发生了异化，变得“自娱自乐”地为自我服务，这种“自娱自乐”埋下了更大的金融不稳定炸弹。这种现象在美国和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自娱自乐”的金融变成了一头恶性膨胀的怪兽，翻云覆雨，歌风颂雷，制造金融海啸，2008年重创西方经济的金融危机就是这头怪兽所造成的大海啸。
金融本是资本主义经济培养出来的宠儿，但后来却变成重创资本主义经济的怪兽。这种诡异的变化很像霍金对机器人的描述，机器人本是人类设计制造的，但当机器人能够自行启动之后，就以不断加快的速度重新设计自己，而人类局限于缓慢的生物进化过程，无法和其竞争，最终被其超越。超越了人类的机器人很可能对人类造成“超越性”的危害，因为它已经不以人类的利益为利益，不以人类的意愿为意愿，而且它具有比人类更强大的能力，人类难以防卫自己。
金融机构的这种演变是和资本主义经济中公司属性的演变相同的，公司本是人类创造的，但后来却变得失去了人性。本文将分析西方公司属性的历史发展变迁，指出这种演变的可怕后果，以及可能的修正途径。
稳定金融、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正是一种修正的途径和方法，通过金融这个命脉来调整公司的属性，可以抑制公司恶变为伤害人类的怪兽。
“经济人”与公司属性
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公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多数的经济活动都是通过公司来运作的。要理解现代经济，需要理解公司，而要理解公司，需要理解公司的属性。究竟什么是公司的属性呢？
对公司属性的认识，应该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经济人”开始。
“经济人”概念是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穆勒等人创始构建的，19世纪30年代穆勒具体提出了关于经济人的经典定义。 从穆勒的定义中可以看到，经济人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自私（具有占取财富的私欲），二是理性（具有能力判断使用有效手段来达到目的）。当穆勒提出这个经济人定义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假设提出来的，而且意识到这种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定义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了单维性的处理。 不过，经济人定义的这种假设性和单维性，很快就被后人忽略了，假设的变成了实证的，单维的取代了多维的。于是，这个假设的单维人，就成为了真实的单维人，并且主导了无数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
在用这个单维的自私理性经济人观念来解释和指导经济的时候，不仅消费者被定义为自私的和理性的，生产者也被定义为自私的和理性的。对生产者的这种定义，还扩展到了生产机构，生产机构的性质也同样被定义为自私的和理性的。
这种定义的扩大看似自然，但却掩饰了一个非自然的事实：个人是自然的存在，而机构是人为构建的，机构和个人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尽管可以把个人定义为自私的、理性的，但是这种定义无法改变人的自然存在的属性，各种不同的人仍然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自然属性，有的人自私，有的人利他，有的人理性，有的人情绪化……这些人不会因为一个假设的定义而都成为单维的自私理性经济人。但是人为构建的机构则不同，它本来就没有自然的属性，它是根据人为的定义构建出来的，因此，它的属性就很可能非常接近人为的定义。公司是现代经济中的重要生产机构，公司的属性是什么呢？是单维的自私理性的吗？
早期公司的社会属性
回顾西方公司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公司的属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过不断的变化。据说最早的公司（corporation）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那时建立公司是为了使重要机构的操作可以有较长的延续性，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死亡而终止。 后来在中世纪，公司的特许状（charter）颁发给了一些城市、大学、宗教团体、手工业行会等等，使这些机构可以有别于自然的人，可以持久延续，避免“人亡政息”“人去楼终”，机构中的人虽会死亡和变动，但该机构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提供的社会服务，则可以延续不断。
15世纪的时候，有限责任的概念被赋予了公司，使得城市、大学、行会等机构中的负责人在公司的债务和法律责任方面，只需承担有限的责任，这进一步加强了公司的稳定性。16和17世纪的时候，西方国家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发展起来，公司在贸易和殖民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英国在16和17世纪时，由于内部宗教纷争和战争消耗，国库很空虚，国家难以拿出大量钱财来资助海外的贸易和殖民扩张活动。当年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活动，多数得到了国家或者教会的资助。英国则另辟蹊径，利用私人融资的公司作为扩张海外贸易和进行殖民活动的机构。 东印度公司就是这样的机构，在北美大陆活跃的哈德逊湾公司、弗吉尼亚公司等也是这样的机构。当时这些公司的属性有如下的特点。
东印度公司作为英国对外殖民的工具，最终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图为东印度公司总部（资料图）
第一，投资风险极大，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还很低下，船只经常会在海上沉没，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就多次遭遇灭顶之灾；又由于这些公司面临的海外环境是“探险”般的诡异莫测，异域恐怖的瘟疫、不习惯的气候、不熟悉的地理、不友好的土著……如此恶劣的环境严重威胁着公司的生存。
第二，投资回报率可能会极高，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一旦冒险成功，其回报将是极高的，因为这些公司大多数都获得了政府给予的垄断性专利特许，譬如从事某项货物的海外贸易、开发某区域的殖民活动等等。
第三，初始的投资金额要求量很大，跨洋航海、殖民贸易所需要的金额是很庞大的，否则英国王室也不会因为国库钱少而无力支付，如此大量的高风险投资，个人很难全部承担，需要许多人出钱。由于当时已有“有限责任”的经验，让一些商人拿出个人财产中的一部分去做冒“血本无归”之险的投资还是很可行的，因为他们只需对他们有限的投资金额负责，他们的其余身家财产并没有危险。这种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那些大学、行会等等的有限责任公司，那些公司是“人”集合在一起的机构，而这种新的公司则是“钱”集合在一起的机构。
第四，这些公司承担了为国家发展外贸和拓展外交的任务和责任，英国政府因为国库空虚，成立了这些民营机构来搞外贸和外交，英国政府在颁发给这些公司的特许状中，规定了公司可以得到的特权（如垄断性专利特许等等），也规定了公司要担负的国家任务和社会责任（如发展外贸、开拓殖民地等等）。
综观上述四个特点，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的公司属性中，确有理性自私的成分，譬如公司要理性地处理风险、公司要利用专利特许来牟取私利。但是同时，公司也有超越理性自私的成分，这突出地表现在公司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方面，虽然这些责任未必完全违背公司的私利，但无论违背与否，公司都一定要履行，公司不能因为风险太大、牺牲太多而不去开拓殖民地。公司的这些责任是明确地表述在公司的特许状中的，是公司不可摆脱的规定属性。
从历史事实来看，这些公司的确履行了它们的责任，它们为英国的殖民地扩张建立了“功勋”。当然，这“功勋”是从英国的国家利益角度来审度的，而不是从被殖民的国家、不是从国际主义的角度来评价的。规定这些公司责任的特许状是由英国政府颁发的，英国政府不是国际主义者，特许状规定的责任自然是要为英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这些公司也就获得了为英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社会责任属性。
公司属性的历史渐变
在18世纪及之前，英国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把特许状组建的公司当作实行某项国家任务的工具，使得公司具有了特许状规定的为公共目标服务的属性。但在19世纪的时候，恰恰和单维经济人观念的形成和扩散同步，这种属性被逐渐削弱，特许状不再要求公司在获得特许经营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为公共目标服务的责任。英美在19世纪都通过了一些相关的公司立法，使公司注册的章程手续简化，公司的经营范畴和性质只需要简单的描述，不再有以前特许状中的那些详细的权利和责任规定。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公司的属性渐渐演变得理性和自私，不过，由于那时公司结构的特点，使得这种理性和自私还没有被彻底化。那时公司的结构特点是，公司的大股东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或者是公司的创始人掌控着公司，这些掌控者的意志左右着公司的决策。当这些自然的个人掌控着公司行为的时候，这些人的自然属性也会自然地附着到公司的身上。如果这些人个性极端自私，公司的行为也会极端自私地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这类公司当然屡见不鲜；但如果这些人不很自私，而且有多样化的人生追求，公司的行为也会少些唯利是图、多些其它追求。
这个现象在近年来的美国个人控股的公司中，或者公司创始人拥有决定性影响的公司中，也可以观察到。譬如，史蒂芬•乔布斯拥有决定性影响的苹果公司，表现出对产品的美学至上的重视，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本杰里”雪糕公司在创始人本•科恩和杰里•格林菲尔德的带领下，成为美国企业中关注环保等公益事务的佼佼者。
公司结构变化带来的单维化
在20世纪中后期，美国的公司结构发生了变化，并且带来了公司属性的改变。结构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两个。
第一个是股权持有结构的变化，股权不再集中在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手中，而是变为由数量极多的分散股东持有。这些分散股东中的大股东多数是金融机构，譬如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等，这些金融机构持有许多公司的大宗股票，同时是许多公司的大股东。
另外，无论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持有股票的时间都大大缩短了，以纽约股票市场上市的股票平均持有时间为例，在1950年代是7年，在2012年是6个月。这种新的股权持有格局使得大股东不再对公司投入长期关注，大股东对公司的运作不再进行积极的调查、监督、参与，它们关心的只是股票的价格。
第二个结构变化发生在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中，以前的高层管理人员往往是公司的创始人，或者是在公司中工作时间很长的人，对公司有自然的感情；新发生的变化是，公司不再从自己的员工中选择首席执行官，而是通过猎头市场从外部招募。这个变化使得高层管理人员和公司的关系发生了异化，高层管理人员和公司的感情纽带消失了，高管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趋向于自私理性，高管们怀着自私理性的目标进入公司，对公司进行着自私理性的管理，当其它公司用更高的薪酬来猎头，高管们可以自私理性地弃旧赴新。
这两个结构性的变化，消除了以前通过创始人或者控股人而带来的人性元素残余，大股东不再关怀公司，高管们不再对公司有感情，公司失去了人性残余的多维属性，增强了单维的自私理性属性。
自私理性的单维经济人原本是假设的，但通过公司结构的改变却使一个假设变成了一个真实，公司蜕变为一个真实的自私理性经济体，一个单维度的自私理性野兽，一个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呼风唤雨的单维兽。它摆脱了人性多维的羁绊，它可以无所顾忌地冲向利润最大化的唯一终点。
这种单维兽式的公司在市场上展现出的自私理性常使有多维人性的人们感到冷酷的无奈。譬如，华尔街金融公司贪得无厌闯下金融海啸的大祸，让社会受损伤，让政府来救助，让纳税人来买单，自己却毫无羞愧之心地给高管支付天文数字的红利；著名的美国能源大公司安戎 为了贪婪逐利制造假账，搞得公司破产，小股东和员工们损失惨重，却让公司高管趁着股票价格虚高时抛空获利……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AIG“奖金门”事件引发了美国公众对于政府给企业的“救命钱”去向的关注。自2008年9月陷入困境以来，AIG先后四次获得美国政府救助，金额累计超过1700亿美元。但在2009年3月刚刚获得政府300亿拨款后，却决定向其金融产品部门高管发放总额高达1.65亿美元的奖金。
抵制单维化，发展多维新空间
在自由的市场中，单维兽属性的公司具有巨大的发展能力，它是根据“自私理性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指令制造出来的机器人，要比有多维人性羁绊的公司能够更自由、更野蛮、更疯狂地获取利润最大化，从而能够使自己壮大，使多维人性的公司被排挤出局。这样的发展壮大有可能最终改变人的社会，使社会被单维兽主宰，使单维兽式的属性侵蚀、扼杀人的多维属性，使人逐渐被改造成单维兽，使人抛弃丰富的多维人性，而变成只有“自私理性”单维属性的生物。
对于这种单维化可能性，有识之士已提出警告，并且提出了防止这种变化的措施。譬如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尤努斯 指出，西方经济理论把人曲解为一元化的经济动物，把企业曲解为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但在现实中，人并非只有追求利润的一元化愿望，人类的愿望是多元化的，其中包括追求社会公益的愿望。因此，尤努斯提出了“社会商务”的概念，并且采取了具体措施付诸实践。他的一个成功实践案例是“格拉明-丹侬合资企业”。
格拉明是孟加拉的助贫团体，丹侬是世界著名的食品跨国公司，二者联合成立的“格拉明-丹侬合资企业”是以追求社会公益为目标的社会商务公司。社会商务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追求慈善公益的目标，但不采用传统的慈善机构运作方式。社会商务模式和传统的慈善事业模式的根本不同点是，传统慈善事业的运作经费来自募捐，而社会商务的运作经费来自企业式的“资本主义”经营。社会商务使“资本主义”和“慈善公益”结合，并从结合中获得独特的发展优势，其优势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商务避免了很多慈善公益机构的目标空泛、操作低效的问题，譬如有些慈善机构的公益目标是“扶贫”，过于泛泛，缺乏精细的可操作步骤。社会商务则使用了资本主义的精明算计，设计出可操作的目标和步骤。
格拉明-丹侬给自己确定的目标非常具体明确，是要改善孟加拉农村贫民儿童的营养状况，有具体的区域，有具体的受益人群，有具体的衡量指数。这个目标不是泛然拍脑袋随便决定的，而是通过精明算计，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研究过可行性和效率问题，才作出的决定。格拉明熟悉孟加拉农村，丹侬精于食品营养，所以它们把公益目标瞄准在改善孟加拉穷人的营养状况上。经过更为细密的调研之后，它们更把目标具体化为开发一种适合于改善孟加拉贫穷儿童营养的新酸奶。孟加拉贫穷儿童主要食用稀粥，缺乏儿童成长时需要的营养成分，而酸奶能够大大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还能增强儿童的肠胃健康，预防腹泻。孟加拉市场上已有许多酸奶，但都属于中产阶级消费的高档食品，穷人买不起。于是，格拉明-丹侬就决定开发一种新酸奶，既适合于孟加拉穷人的营养改良，也适合于穷人的购买力水平。
第二，社会商务采用市场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提高了效率，增强了可持续性。格拉明-丹侬采用了纯粹的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酸奶，因为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效率高。它们派出了世界一流的专家团队，研究孟加拉的市场、当地人的口味、酸奶的特殊配方、派送酸奶的方法、缺乏冰箱的贫穷农村食用酸奶时的卫生措施、穷人聚居地酸奶优先销售的途径等等。这样研发生产出来的产品，符合市场规律，能够销得出去，因此也使社会商务企业能够可持续地经营，不必像传统的慈善机构那样花费巨大精力去不断地搞募捐活动，甚至要被捐赠者牵着鼻子走。
第三，社会商务的分红模式倾向公益最大化。为了使酸奶的价格低廉、符合穷人的购买力水平，格拉明-丹侬一方面按照传统的资本主义规律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下功夫，另一方面创新了资本分红原则，使利润主要不是流入股东的口袋，而是为穷人“补贴”价格。格拉明-丹侬把99%的利润留在企业内，只把1%的利润分给股东。这些留在企业内的利润，使企业有了更大的余地降低价格，提供符合穷人购买力水平的酸奶。
如此的分红方式是不是会招不到股东呢？格拉明-丹侬的经验表明，优良的社会商务企业是能招到股东的。格拉明-丹侬推出了一个社会商务基金，在巴黎上市，吸引了很多投资人。这个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愿意给慈善机构捐款的人，多数也会愿意投资社会商务。况且，社会商务企业还有比慈善机构更吸引人的两个优点。第一，社会商务不需要股东继续投入资金，因为社会商务的运作经费是来自企业自己的经营收益；第二，随着社会商务企业的发展，它能提供的公益服务也会越来越多，股东可以看到自己的投资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公益“回报”。
在尤努斯经营管理的社会商务企业中，公司不是仅有追求利润的单维属性，而是也有追求社会公益的属性，追求利润和追求公益都是符合人性的，都是人性的愿望。社会商务使人性中的“公益”属性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使人可以有更为多维化的生活，使社会能够更为和谐全面。
格拉明-丹侬的社会商务基金是通过金融途径来调整公司属性的好范例，它把资金引入了具有社会公益维度的公司，利用金融培养公司的公益属性，抑制了公司的单维化。
构建公司的社会责任属性
在对单维化进行的抵制和抗争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概念使公司从“自私理性经济人”的定义中超脱出来，为公司的多维属性提供了新的空间。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指导下，有不少公司克服了单纯追求自私利润的偏颇，能够做到公司利润和社会责任的兼顾。这些公司中的一个佼佼者是挪威的国企。
在挪威经济中，国企所占比例相当大，挪威的国企表现了很大的企业社会责任感。譬如，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尽力使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更加“环保”，它在天然气田中把二氧化碳过滤出来，重新泵回地下，虽然增加了公司的生产成本，但是有益全社会的环保。它还建造了两个大型回收碳化物的系统，避免废气污染大气。生产石油要排放二氧化碳，世界上每生产1桶石油平均要排放19公斤的二氧化碳，但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只排放7公斤。另一个挪威大型能源国企，致力于研发各种最先进的清洁能源，如海水中的盐能等等。挪威虽然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但它使用的电能98%以上来自清洁的水电，而不是燃烧油气的火电。
挪威的主权基金是一个金融国企，它对投资有很严格的社会责任要求，设立了专门机构审查投资的公司，不投资那些会为害社会的跨国公司，譬如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公司、生产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公司、生产烟草等等的公司，尽管这些公司可能给基金带来高利润的回报，但它绝不染指，不因利忘义。挪威主权基金通过金融手段对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说“不”。
挪威国企的“不因利忘义”并没有导致“因义无利”，因为挪威国企业在进行企业管理的时候能够保持理性，能够理性地学习资本主义的有效管理方法，理性地选择使用资本主义的有益经验，并且不断进行改革，使其在“利”的方面能够做到保值增值。挪威石油国企在深水石油开采生产领域是世界明星，创新了几项最先进的技术，业务已远远跨越国界，进入了西非、墨西哥湾、巴西海岸等地。
挪威主权基金的表现也很优秀，该基金的钱主要来自石油收入，它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理性的投资和消费计划。基金主要用来作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投资，每年只允许动用基金总额的4%来作政府支出的消费。这4% 是估算出来的基金年回报率，也就是说，只消费利息，不动用本金。正是因为挪威持有大量投资的本金，当2008年金融海啸使世界股市大跌之后，挪威乘机“抄底”，购买到巨额世界级的低价优质股票，让挪威主权基金大幅增值。
挪威国企展示了反单维化的创新思路，它超越了单纯追求利润的旧思路，把追求的目标提升拓展到多维的社会价值。从国企的全民所有的产权性质来看，这种以实现社会理想的价值为目标的思路，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合法性，甚至必须性。
国企的所有制性质使国企比较容易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概念，甚至具有必须性，但必须性并不是必然性，在“自私理性经济人”被视为“普世价值”的新自由主义大环境中，很多国企也努力使自己成为“自私理性经济人”，认为如此才符合现代性，“自私理性国企”的现象时时可以看到。不过，当自私理性经济人的观念被质疑和修正之后，当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概念被推广和接受之后，国企是很有可能改变自己行为的。不仅国企，民企也有可能，格拉明-丹侬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其它的很多民企，即使不像格拉明-丹侬那样办社会商务，也在追求利润的同时顾及了社会责任，构建了公司的社会责任的属性。这些企业的行为，为未来展现了希望。
未来大地谁主沉浮：机器怪兽？新型公司？
假设的自私理性经济人的概念，造就了真实的自私理性单维兽式的机器人。如果人类社会不想让这个违反全面人性的机器怪兽来统治，就需要对这个阴错阳差制造出来的机器人进行及时的改造和控制，否则人类社会很可能被其吞噬，被其异化为一片缺乏人性的冷酷大地。
金融的机器怪兽尤其可怕，因为它可以制造出颠覆社会的金融海啸。因此，必须重视对金融业的监管，抑制其单维兽式的异变，以防出现金融怪兽引发的社会性毁灭。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如果通过监管能够使金融机构不仅不变成怪兽，而且还发展出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属性，那么，通过金融脉络还能够把这种新的良好属性传播给更多的企业，就像尤努斯的社会商务基金和挪威主权基金那样。
把企业社会责任感注入公司的属性，可以改造这个机器人，如果这个机器人能够改造成“公益理性经济人”，那么在未来人类社会的大地上，将会出现一片更为美好的新景象。
[1] 斯密、穆勒和帕累托对这个概念的形成和构建起了重要作用。
[2] 参阅穆勒1836年论文《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n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Proper to It》。
[3] 参阅W·罗蓝德（Wade Rowland）：《Greed, Inc.》，Arcade Publishing Inc.出版社，纽约，2005年。
[4] 后来这些公司的许多政府性职能被政府的机构取代，有的公司也因而解散了。
[5] 参阅W·罗蓝德（WadeRowland）：《Greed, Inc.》，Arcade Publishing Inc.出版社，纽约，2005年。
[6] 史蒂芬·乔布斯（Steven Jobs，1955-2011），美国企业家。
[7] 本·科恩（Ben Cohen,1951-），杰里·格林菲尔德（Jerry Greenfield，1951-），美国企业家。
[8] 安戎（Enron），美国能源公司，于2001年发生隐瞒亏空、虚报利润等作弊行为的丑闻，最终导致破产。
[9] M·尤努斯（Muhammad Yunus，1940-），孟加拉经济学家、银行家，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10] 参阅M·尤努斯（MuhammadYunus）：《Creating a Worldwithout Poverty》，Public Affairs出版社，纽约，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