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剑桥大学教授诺兰：英国人对中国的恐惧，和对苏联的恐惧是不一样的-彼得·诺兰
中国正在进入新的复杂的发展阶段。中国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一个不起眼的角色，成为国际舞台上强大的一员。
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会继续扩大。如今中国尽管规模庞大，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将面临不计其数的政策挑战。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两个关键议题，是其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意识形态遗产。中国共产党正在就这两个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西方如果希望更好地认识中国，就需要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内思考这些问题的深度和正在开展的辩论的广度。
1976 年毛泽东主席去世时，中国正陷于极度贫困，在全球经济中无足轻重。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始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总体方针。当时中国以外很少有人相信此举能成功。
1989年底，社会主义制度在整个东欧崩溃。1990年2月，苏联共产党在苏联70年的统治正式结束； 1991年12月，苏联不复存在，解体成多个主权国家。中国在1989年及东欧、苏联在1989年至1991年发生一系列事件后，西方普遍认为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存在不了多久。
此外，西方的一致观点是：从民主德国到越南，这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历史显示，不可能由共产党领导“过渡”到市场经济。按照这种反复被提及的观点，“政权更换”是运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华盛顿共识”国际机构的政策建议，还是西方政治家和西方媒体，几乎整个西方都众口一词地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不会继续，即便万一存续下来，也建立不起成功的市场经济。
从1989年、1990年到现在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看来情形与西方普遍预想和希望的大不相同。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并未步其后尘。很多人仍抱有希望并为之努力的中国“政权更换”并未发生。中国共产党现有8700万党员，将在2021年迎来建党一百周年。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了现代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增长和发展。在政治社会稳定的保护伞下，中国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政府统筹布局了庞大持久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大坝、发电送电设施、电信、供水排水系统和住房；按比例规模远远超过可比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中国的改革将市场竞争逐步扩大到经济的大多数领域。通过谨慎的实验改革路径，“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改变制度，使人民慢慢适应从国有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采取这种渐进实验的过程，也使政策制定者能依次逐个解决问题，同时又保持对制度改革总体路径的把握。这些改革释放出了本土企业的生产力，吸引了大多数国际领先企业的投资，使中国能迅速吸收先进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后发优势” 。
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计算，如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全球第一。 中国是世界上国际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居全球之首，比美国多三分之一，超过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的总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贫困率大幅下降，几乎所有社会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准都有显著改善。
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在试图从中低收入国家变为高收入国家时，仍然面临巨大的政策挑战。
有大量文献论述这些挑战，其中包括人口老龄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腐败、环境严重污染、自主创新水平低、本土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地位低下、居民收入和财富差异悬殊、国际环境敌对等等。使用购买力平价还是有许多实际问题，不仅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有差异，还因为要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全球价格”困难重重。尽管统计学家付出了极大努力，但人们普遍认为购买力平价往往会高估发展中国家的GDP。
2013年11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指明了这些挑战的全局性质，概述了下一阶段制度改革的路线图（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3）。《决定》重申，需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强调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应该“大幅度减少”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应该继续研究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决定》强调中国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强调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坚持党的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决定》形容中国正进入“新阶段”，改革处于“深水区”。在这个阶段，中国“面临艰难的抉择”，需要“涉险滩”。为了克服多重挑战，党需要“冲破陈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需要“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逐渐恢复到工业革命前的位置，给中国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深刻的议题。
从汉代（公元前202—220）直到18世纪后期的两千年间，中国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地方。那个时期大部分时间内，中国都与中亚及东部、南部沿海各国有深厚的商业和文化关系。“朝贡制度”是这些关系的外交象征，本书第一篇就探讨了这些关系的历史证据。通过与周围地区深入的商业往来，中国的技术不仅传播到这些地区，还传播到欧洲。工业革命的许多关键技术都起源于中国。
而在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发生了剧变。英国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坊”。这场经济革命为陆军和海军革命奠定了基础，使西方国家能建立起辽阔的殖民帝国。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确定为中国下一阶段国际关系的核心战略。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为中亚和东南亚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这不仅为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周边国家的和谐关系带来了巨大希望，实际上还给欧洲复兴提供了前景，因为中国可以利用丰富的金融和人力资本储备，参与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地区的发展。
【本文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Peter Nolan）新书《认识中国——丝绸之路与共产党宣言》序言的摘要，该书由中信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上月，诺兰教授还接受了观察者网专访。以下为访谈实录】
观察者网：你提到，相比目前受西方统治的国际秩序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更加和平的计划。不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多多少少存在着安全隐患。如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彼此间因为宗教信仰和权力分配等原因都彼此存在矛盾。你认为“一带一路”如何可以带去和平？
诺兰：我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发展至关重要，这不仅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还可以在住房，水电，排水，交通和通信等方面提高大众的福祉。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一直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佼佼者，在政策和实践方面都有着广泛的经验。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加速发展，推动贸易并促成跨文化交流。通过这些机制，我认为“一带一路”可以为这个多宗教，多民族的地区带去和平和交流。在古代，国际贸易就让不同民族走得更近，而“一带一路”可以延续这一机制。
观察者网： “一带一路”的目标是推动贸易，而阿拉伯国家已经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中心。你认为这一倡议能否吸引到他们？
诺兰：阿拉伯联盟中有22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组织。有富有的石油国家，但是也有像阿尔及利亚，吉布提，埃及，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和苏丹那样的穷国。“一带一路”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对于富国来说则是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地区和平的好机会。
（彼得·诺兰）
观察者网：你的书有将近一半的篇幅都在讨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你提出科技革命和金融密集型产业削弱了英国的劳工阶层，让英国工会和工党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基本盘。
中国目前也正面临同样的情况。中国的制造业都在从沿海地区向内陆转移。沿海地区正在向服务业和金融业转型。目前，上海70%的GDP都是由服务业创造的。你认为中国可以从英国的经历中学到什么？
诺兰：这一部分的内容并不是为了给中国提供案例。这一部分的目的是去纠正一些英国对阶级斗争的误解，特别是学者们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阶级斗争观点上的误解。英国在19世纪时的国际地位是十分独特的，因为英国是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并因此创造了一个全球帝国。今天，金融业在英国的地位和作用远大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因此，英国在从前和今天的经验都不应该被机械式的得复制到中国。
观察者网：你提到英国共产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源自于英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恐惧。你认为英国人民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是否存在同样的情绪？
诺兰：英国人的确对中国存在恐惧心理，不过这和对苏联的恐惧是不同的。这种心理更加复杂。要知道苏联当时是孤立于环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都非常有限，人员交流，旅行和留学都很少。国外投资和人员都很少存在于苏联的企业中。中国则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国家。不管如何，英国人民对于中国这个古老文明抱有更大的敬意。
观察者网：你多次提到西方媒体对于中国有着严重的偏见。不过西方媒体喜欢将此形容为保护言论自由。你认为中国和西方媒体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中国媒体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诺兰：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不过我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要通过大众媒体本身。中国媒体要思考如何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去宣传中国文明，要让国外的观众觉得有趣，而不是向外国人进行炫耀。宣传应该通过更加平易近人的渠道，比如线上媒体和视频，而不是纸媒。比如可以用西方大众媒体的传播方式来推广中国电影，中国电视剧，音乐，美食和历史。其实在西方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传播案例。而且，中国和西方的媒体人也应该加强合作。
观察者网：在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成了全球化主义者们的口诛笔伐的对象。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应该从美国手中夺过全球化领袖的旗帜。你怎么看？
诺兰：美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不可比拟的军事和科技力量。所以中国取代美国将会是一个长远的事情。目前特朗普的政策依旧不明朗。甚至TPP都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被恢复。他的对华政策也同样模糊。目前，许多西方和国际机构已经有一种共识，那就是要加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撇开分歧，中国和美国是有合作的潜力的。中美合作可以加强目前的国际体系，促进全球治理。中美在环境，全球不平等，全球金融体系还有其他关键领域都可以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看看这两国的体量就知道了，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合作共赢，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采访/观察者网 王骁 感谢@活字文化 对访谈的大力协助】
【作者介绍】
剑桥大学崇华中国发展荣休教授，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剑桥大学中国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主任。
自2000年中国政府启动年度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以来，诺兰教授每年都在该论坛发表演讲。他曾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上发表听证演说，并对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发表演讲。他被授予哥本哈根商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为了表彰他在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方面所作的贡献，诺兰教授于2009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