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残阳：公屋，该为谁而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残阳】

“梁国雄终于当不成议员喽！”8月初，香港立法会就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梁国雄等4人因在立法会宣誓过程中不真诚，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一事，正式刊宪宣布议席出现空缺。不出意外，梁国雄等人大概率会利用法律诉讼程序作最后垂死挣扎，但其当不了议员，基本已成定局。

为什么大家对梁国雄比较关注，一方面，梁国雄一直自诩为香港“民主斗士”、“民意代表”，在立法会无理取闹、长期跟政府对着干，在立法会“拉布”，掣肘政府施政；另一方面，他从2004年起连续当选了3届立法会议员，领着数额不菲的议员薪酬及福利，却还霸占着政府提供的公屋里。可这次可没有那么简单，丧失议员资格从去年10月12日起生效，意味着他还面临退还所发薪金以及已支出的运营费用、诉讼费用共约500万元港币，终于吞下了自己种下的恶果、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大概率面临破产的梁国雄，这次可以“心安理得”地住着他的公屋了。

“长毛”梁国雄常在香港立法会上“拉布”拖延时间（图/港媒）

香港公屋的记忆是惨淡的

香港土地资源紧张，住房问题是个大问题，很多低收入家庭多年的梦想就是住上政府提供的公屋里。网上甚至流传着一份港女择偶排行榜，公屋户主赫然排在第四位，仅次于持有已供完物业人士之后。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新闻报道，有港男因为申请到了公屋，立即把谈得好好的女朋友给甩了。这可让人大跌眼镜了，公屋真的有那么好吗？

其实，公屋的由来并没有那么美好，更多的是惨淡的记忆。1953年圣诞节，香港石硖尾棚户区的那场大火，造成40余人死亡5万多人流离失所。当时的港英政府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在限定的区域建立一批住宅，号称徙置区，开启了香港的公屋时代。公屋的条件非常简陋，房间小、没阳台、没有独立卫生间，只能说是勉强的栖身之所。

随着60多年的发展，香港公屋更新换代，条件相比初期要好很多，但仍旧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保障。23.3平方米的面积住上一家大小3个人，吃喝住都在里面，逼仄的环境真让人透不过气来。香港人爱户外运动跟恶劣的家居环境不无关系。

公屋为社会安全稳定兜底

香港土地资源有限，可供开发的更是少之又少。香港人口密度大约6500人/平方公里，属于全球人口密度极高的地区之一。在供给少需求旺盛的情况下，香港经济的腾飞伴随着香港房价的节节上涨。

香港崇尚的是自由经济，经济发展的活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但经济领域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很容易导致财团坐大，垄断涉及重大民生问题的行业，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没有予以及时调整干预。最终的结果是，在香港社会繁荣外表下，贫富悬殊问题已经非常突出，2016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54左右，全港有近100万人属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数约1/7。这种态势下，极容易引发社会安全问题。香港2014年发生的非法“占中”活动，其中基层市民的不满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有推波助澜作用。

过去20年香港基尼系数变化（图/联合早报）

如何化解矛盾？住房问题是首要问题。特区政府历任行政长官都在想尽办法予以解决。出楼市“辣招”、增加公屋数量等等。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一方面，政府需要照顾底层民众的需要，要大量的推出新的土地，从供给侧方想办法降房价，但另一方面，房价蹦盘式下降必然造成社会经济的紊乱。特别是许多供楼中产将面临着破产，这一点在1997年、2003年的经济危机中体现得十分明显。问题总要得到解决。政府在地产商的反对下，在基层民众的强力需求意愿下，只能尽力拓展公屋数量，以保证尽可能多的人有房可住。

截至2017年3月，香港共有241个公屋村，总共有 80.5万个单位，为超过200万人（约占全港人口3成）提供居所，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尽管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达4.6年，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有希望，社会就会安宁，只要有盼头，基层民众积极向上的努力就不会停滞。像新一届特首林郑月娥就是从公屋里走出来的优秀代表，必将激励着众多住在公屋里的青年不断努力奋进。

权力滥用对公屋的伤害是致命的

不管怎样，住在公屋里体验再差，支出成本还是很低的。有人算过，一个家庭月收入1万元住在公屋中，相当于月收入3万元住在私人住宅的生活水平。再说，按照当前的公屋富户政策，月收入达5万元港币仍然可以住在公屋里，只要没有私人物业，租金加倍了仍低于市场价。所以，也就会出现像梁国雄这样的月入十万的立法会议员长期“合理”地霸占公屋现象。

其实，骗取公屋居住权，在世界各国当中都存在，毕竟这样的做法有利可图，而且是大大的有利可图。据报道，悉尼一位女士18年来通过假装自己是一位贫穷的单亲妈妈，从而得以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当中享受福利。事实上，该名女子并非单亲妈妈，而是一位大富豪！其丈夫年收入达到百万澳元，而且自己还有2处房产！

人的逐利性是本性，只有从制度上予以限制，才可以确保政策的公平合理，才能真正让最需要的人得到最好的帮助。香港的公屋一经申请，即可无忧无虑地住上10年，这期间不用申报月收入和资产总额情况，但10年以后每两年申报一次。另外，如果拥有私人住宅，必须立即搬走。当然，一旦发现有人滥用公屋，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比如，公屋超过三个月没有经常居住，也不能被分租或转租，更不能在公屋内进行不法活动等等，总之是与居住用途无关的行为就属于滥用公屋。房屋署将不予警告，终止其租约。且两年内，不得申请公屋，日后也只能申请比之前差一些的公屋。

香港最新申请公屋入息及资产限额（图/香港房屋委员会官网）

内地公屋政策的走向

那么，内地是否可以借鉴香港模式，让众多的贫困人群都有住所？其实，由于内地各城市之间发展极度不平衡，各地情况不一样，香港这种公屋性质的住房也不可一线平推进行，必须针对各地情况实施。首要前提条件就是常住人口的数量，没有相当大的体量，也没有大面积推开公屋保障性住房的必要。事实上，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早就开始了类似保障性住房的探索。

就深圳而言，目前深圳公租房轮候在册的家庭近10万户，安居型商品房轮候在册的家庭大约5.6万户。深圳住建局长张学凡对媒体公开说，“十三五”期间，深圳将建设筹集40万套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平均每套面积54平方米，建成后将容纳近100万人。如果这一计划能落实，必将有力的缓解这部分人士的住房需求。

近期有个比较火的词——“租售同权”，租售同权的权，核心是子女教育问题，也就是所谓学区房的问题，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必将对一线城市高企的房价降降温。但实际上，这种权利是有顺位的，首先是房户合一，即房主与户主是一个人；其次是房主，再次才是租户。这么来看，在散户放租的情况下，落实教育权难度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做法可能更为可取。7月初上海推出两块分别位于张江南区和嘉定新城的“只租不售”地块，这种非散户的集体发租，而且是发展长租的方式，对于解决租户子女就近上学是具备现实意义的。这个方向，才是未来城中村小产权房改造的方向，也是我们一线城市公屋政策的可选之路。

总之，公屋也好，安居房也罢，都是解决“居者有其屋”的可行之路，随着各项与之配套的政策不断完善，必将为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托底”，必将促进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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