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前芝：1942年访问印度，蒋介石不开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前芝】

近日，对于中印两军在边界地区对峙一事，台湾一些媒体通过社交媒体向印度喊话表示“支持”。印度媒体也不甘寂寞，主流媒体《今日印度》最近一期杂志封面上的中国板块图中，不见了西藏和台湾，可谓“处心积虑”。甚至有印度学者搬出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一事，想借此说明双方关系“源远流长”。殊不知，当年蒋“委员长”访问印度，可谓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其访问成果可用“失败”来形容。

一、奔着协调英印矛盾去的

蒋介石去印度干什么，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的背景。

1942年初，由印度国大党领导的、以独立和解放为目的的“不合作运动”正在印度各地如火如荼开展，印度民间反英情绪高涨。而英国驻印总督林里资哥对“不合作运动”采取的措施就是镇压。因此，英、印关系极为紧张。

刚刚在珍珠港大获全胜的日本趁机宣称“把英、美赶出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此举尽管为国大党领导人所拒绝，却引来印度国大党前主席鲍斯等一批人的认同，他们策划成立了“自由印度政府”，暗中与日本人接洽。如果日军进入印度，失去印度人民支持的英军必将一溃千里，印度将有可能与日本结盟，这对同盟国将是重大打击，中国将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协调好英印矛盾，拉拢和争取印度，使其站在同盟国一边，或者至少不倒向日本，成为蒋此行的重要目的。

另一方面，作为同样受西方列强欺辱多年的国家，中国对当时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印度抱以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如果能从印度独立运动中获得经验，那对抗战中的中国以及战后彻底摆脱西方列强控制，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故而蒋介石在行前的日记写道：“此时访印，可为战后我对英外交奠立根据地也”。

再者，蒋还想劝说英国放弃在印度的殖民政策，藉此提高中国在处理亚洲事务中的国际地位，增强他在亚洲各国领导人中的影响力。蒋在行前曾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请美国人出面劝说英国等在东方享受殖民利益的国家，“依《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作政治上改变，此对联合作战将有极大贡献。不然，如果敌方为本身目的，挑拨当地人民，则随战争之进展与时俱增”。

带着看起来很美的想法，1942年2月4日，蒋介石夫妇协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以及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丹尼斯，由重庆飞经加尔各答于9日抵达新德里，开启对印度的访问之旅。

二、英国人不买账

踌躇满志的蒋委员长很快就认识到：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

对于印度独立运动，英国人其实不希望中国过多参与。启程前，英国通过驻华大使卡尔向蒋提出四条注意事项：一是蒋介石保守访问秘密，于离印时发表一则消息以促进印度对于共同抗敌的全面合作；二是希望蒋介石致甘地、尼赫鲁各一电，要他们前往新德里相见；三是印度总督希望蒋介石在会晤甘地、尼赫鲁之前先行拜访蒋介石；四是希望蒋介石能接见印度回教领袖真纳。

蒋则提出不同要求：希望前往甘地故乡、同时也是印度国大党大本营的瓦尔达访问；安排入住一般平民旅社，而不入住印度总督的豪华官邸；印度总督欢迎排场，越简单朴素越好。双方还没有就些分歧进行很好地磋商和解决，蒋介石就启程了。

2月9日，蒋介石一行抵达新德里，英属印度当局给予了高规格接待。印度总督与蒋介石举行了闭门会谈。林里资哥并没有在会谈中劝阻蒋介石去瓦尔达会晤甘地。会谈结束后，他求见宋美龄，希望她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将无法同意中国的贵宾们前往甘地的故乡，因为此举将会让全英上下感到极端尴尬和难堪。宋美龄当即表示谅解。与此同时，蒋也收到了丘吉尔的一封私人信函，信中提出“我们内阁认为尊意此时前往瓦尔达访问甘地，可能妨碍我们动员全印对日作战之愿望”，劝阻蒋以中英战时合作关系的大局为重，不要去会见甘地。蒋当即回信表示同意。

蒋介石在与林里资哥会谈时，坦言英国对于“广大的、有历史精神和潜伏力量的民族，一定要从速赋予实权，采取切实的方法，使其力量得以充分发挥”，如果英国能够以美国对待菲律宾来对待印度，那么“同盟国无论对德、对日作战，印度一定可以作我们同盟国胜利的基本力量之一”，明确要求英国政府立即给印度人民自由，建立自治政府。

这一劝告为英印当局断然拒绝，他们本来想让蒋来劝说印度国内各党派支持英国对德、日作战，却不料蒋却为印度独立当起了说客。他们一边以印度国内教派矛盾为借口，认为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目下尚非其时”，同时毫不客气地指出：“阁下此来有如审判官地位，将判断是否曲直，并且是袒护国民大会的，那末将使我十分感觉困难，这种印象决不利于联合作战之努力。”双方不欢而散。此后双方又就印度独立问题进行多次讨论，但由于出发点差异太大，始终没能就这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三、印度人也不买账

在英国人那碰了一鼻子灰的蒋介石，在印度人这里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2月11日至17日，蒋介石同国大党领导人阿沙德、尼赫鲁等人进行多次会谈。

蒋建议国大党放弃立即完全独立的要求，采取分步骤行动，先在战时取得自治领地位，战后再实现完全独立。蒋在与尼赫鲁会见时，针对国大党在战时仍持不合作主义，反对印度参战，攻击英印政府的强硬立场，提出“如果印度抱残守缺，永持不合作主义，不积极参战”，那么“不但不能增加盟国对印的同情，且将失去已有同情”。

阿沙德、尼赫鲁则坚持英国必须立即将政权交还印度国民，让印度独立，然后才能讨论参战的问题，称“不合作主义是国大党唯一的武器”，“20年来，这种运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力量，使英政府十分惧惮我们，承认我们巨大的势力，我们虽然没有军队，但在政治上的力量却不可漠视”。当蒋询问“能否考虑暂时对英国印度政府不加攻击”时，尼赫鲁明确表示：“恐怕做不到”。蒋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蒋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身上。

其时，甘地已经退出国大党，一个人在孟买过着简朴宁静的生活。尽管英国人非常不愿意蒋与甘地会面，但在尼赫鲁的精心安排下，18日中午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公园中，蒋介石与甘地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谈。

甘地首先介绍了“非暴力不合作”的起源及过程。蒋直接问道：“如果日本和德国人入侵印度，你也用不合作的方式对待他们吗？”甘地毫不犹豫地答道：“不合作！绝对的不合作。”

蒋见劝服其放弃不合作主义希望渺茫，便直接挑起另一话题：“我不想要先生改变自己的信仰，只是希望你们能动员印度国民参战，站在同盟一边，一起打败日本、德国法西斯，这样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中国就可提出让印度出席会议，并共同为争取印度的独立自由而努力”，“印度参战对本身有益而无损，且与推倒英国在印统治权之目的并行不悖，殊途而同归”。

甘地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英美等西方国家不会以同等的态度对待东方民族的，“我不以为一个日本军比他们更加恶劣，他们是绝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东方民族的……抵抗侵略是中印两国应有的共同目标。但国大党现在无力参战，心中也绝无余地可以容纳英国的帝国主义。”不过，甘地也保证：“我们接受阁下忠告，不作节外生枝增添灾害的举动，让恶魔自生自灭。”告别前，甘地赠送给宋美龄他的不合作运动的武器——一架纺车。

蒋后来表示，甘地只顾考量印度的问题，而没有放开眼光观察广大的世界情势，言下之意，甘地的格局还是小了点。1948年甘地遇刺后，蒋介石以一国之礼向印度致哀，并题写了“乃圣乃仁”的唁匾。这幅匾今天还挂在德里的甘地纪念馆内。

2月21日，在回国前，蒋介石发表《告印度人民书》，继续号召印度人民“与我中国皆应共同努力……积极地参加此次反侵略战线”，认为参加反侵略战线，“系在整个反侵略阵线中之共同合作，而非单独与某一国合作与不合作问题”，婉转地表达了对甘地与国大党“不合作主义”的批评。同时，他还表达了英国人早点赋予印度国民政治上实权的期许。这些话引起了丘吉尔极大的反感，他在给外相艾登的电文中说到：称中国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乃是一个绝对的笑话，不屑之情，溢于言表。

蒋介石此次访印前后约17天，不但未能促成英、印关系的好转，反而遭到两方的猜疑，协调国大党与英国的关系这一主要目标没有实现，结局不可谓不尴尬。访问期间，蒋费尽口舌，力陈利弊，但国大党和英印当局都没听进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访问结束后，英印矛盾却进一步激化。1942年8月8日，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英国政权退出印度”决议。次日，英印当局逮捕甘地、尼赫鲁等一批国大党领袖。国大党同英国的关系彻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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