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陈品：听起来嗲嗲的台湾腔恐怕要失传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许陈品】

对于很多大陆朋友来说，软糯糯的台湾腔是台湾人的标志之一。然而，随着民进党当局推动所谓的《“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的“立法”工作，将在全台推广闽南语，又一波“去中国化”再次袭来。

所谓的“国语”，或称为官话（官方语言），是如今几乎每个人都琅琅上口的语言，然而这一名词在台湾的各个历史时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涵义，一部台湾语言流变史，也是这片土地的斗争史。

把“日语”当“国语”

在清代台湾，由于清帝国定都北京，北京官话自然成为每位欲取得功名的士子必学之语言，若还是带着一股乡音行走于官场，甚至有可能会影响晋升的机会。

乙未割台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日语就成为了台湾的“国语”，为了提升台湾人使用日语的意愿，当局也对个别家庭、市街庄、部落采取普及日语的多项奖励措施，例如在部落与部落、街庄与街庄间进行“国语比赛”（日语），优胜者给予奖励，获胜的部落或街庄也可得到表扬成为“国语模范部落”、“国语模范街庄”的称号。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所谓的“国语家庭”。

著名“国语家庭”李登辉家庭早期照片

1943年日据时期“国语家庭”的官方认证书（新竹州苗栗郡铜锣庄，今苗栗县铜锣乡）

“国语家庭”，即经过申请、通过殖民当局认证，成员在家中确实只使用日语交谈的家庭。日本人对“国语家庭”的“优惠措施”有：“国语家庭”内的孩童可与其他日本家庭一样就读“小学校”（不需上只有台人能就读的公学校），也更有机会考入中学校就读；殖民当局所属机关亦会优先任用“国语家庭”的成员，以及在二次大战爆发后，享有战时物资配给的优先权。于是“国语家庭”反而成为增强“皇民化”效果的手段之一。

截至1942年4月的调查资料显示，全台正式被认定为“国语”常用家庭者共有9,604户，家庭成员共770,679人。另外根据《兴南新闻》报道，从1937年至1943年间，台北州（今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兰县）共有3,448户被正式认定为“国语家庭”，相当于全台州户数的1.3%。不过，要考虑到台北州为全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语使用程度应为全台最高的地区，整个台湾的国语家庭户数比例，应较这个数字（1.3%）更低。

日本殖民者当局之所以要实施“皇民化”政策，目的在于消弭台湾民众对日本的抵抗情绪，在战争时期便能成功动员，使其成为后备兵力补充（台籍日本兵），以及战场劳动力（军夫）的来源。

然而，尽管日本人处心积虑要塑造“效忠日本天皇的子民”，但台湾人在公众场合以及家中还是习惯讲汉语或母语，较正式的场合才会改说日语。在“皇民化”运动实施期间，殖民当局政府大力推行使用日语，但局部禁止台湾人使用母语的案例也不是没发生过，如高雄市区内的公交车上禁用台语、嘉义市役所（相当于乡镇人民政府）曾拒绝受理台语报案。

终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就1940年的普查结果，全台湾已有超过280万人“能解日语”，约占总人口数的51%。然而，“能解日语”的标准为何，目前学界仍不清楚，故这样的统计数据只能仅供参考。也就是说，到1945年台湾光复时，全台顶多只有一半的人懂日语，另外一半则是继续说着闽南语、客家语和原住民族的母语。

或许有人会质疑，日据时期不是有汉文教育吗？事实上，在日据前期的1897年，当局考量台湾社会对汉文仍有实际需求，规定国语传习所乙科课程中增设汉文课，并延聘传统知识分子到公学校教授汉文。1898年公布《公学校规则》，将汉文并于读书课中，每周有12小时的时数。1910年代中期，大部分汉文教师被辞退，随着时间推移，汉文课授课时数不断缩减。到了1922年，汉文课改成每周仅2小时的“随意科”（即选修）、不再是必修，并得视地方情势，废除汉文课。1937年4月，当局进一步完全废止公学校中的汉文课及报刊的汉文栏，同时禁止传统戏剧与音乐，目的在“消除中国因素”。

再者，日据时期的“汉文教语”，实则运用日语的“训读”方式进行，也就是用日语的假名发音去拼读汉文，读法虽采用台湾音，但在文意说明、语句解释上，规定还是只能用日语。说穿了所谓的“汉文课”，仅仅只是为了吸引台人家长将其子女送往公学校就读的诱饵罢了。总而言之，面对日本殖民当局，完全废除汉文教育、局部禁止母语的历史事实，“亲日反中”的政治势力往往是视而不见的。

日据时期的《汉文读本》目录

《汉文读本》中的“我国”，指的是日本

《汉文读本》在〈国史四〉部分，教授的是足利尊氏建立室町幕府，以及日本战国时代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开创江户幕府等日本史内容

《汉文读本》〈我国〉中的“我大日本帝国”、“神武天皇”、“我侪幸沐皇恩，……凡我侪臣民当思如何尽忠爱国”，无一不是“皇民化”教育

“说国语运动”

1946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要求学校勿再使用日语作为教授语言。到了1951年，台湾省政府教育厅针对中等学校提出，禁止以日语及方言作为教授语言的行政命令，就是为了消除日据时期表面上教授汉文、骨子里宣传皇民思想的不良影响。由此看来，国府光复台湾后大力推动以汉语为“国语”的教育，相当有必要。

1947年10月3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发起全省不说日语签名运动

举例来说，如今已成国民党“原罪”的“二二八事件”，当事人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认为，“二二八事件”根本不是从查缉私烟而起，更非所谓“外省人欺压本省人”，纯粹是出自语言沟通不良所产生的纠纷。

林明珠说，1947年2月27日当晚，她和母亲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马茶房附近卖烟，当时有位士兵来向她买烟，直接拿了香烟后随即点烟才问了价格，士兵用普通话问“多少钱？”并准备掏钱，当时9岁的她只会闽南语和日语，完全听不懂士兵的询价，加上一旁的地痞流氓鼓噪称士兵不想付钱、想抽免费的烟，此时周围的人一拥而上想为她讨公道，士兵见情况渐趋混乱，想掏枪吓阻群众，谁知枪管刚好顶到情急之下来找女儿的林江迈，顿时血流如柱，围观群众见发生流血事件，情绪更加激动，有人大喊“阿山仔（外省人），打人喔！”综上所述，“二二八事件”就是由双方语言沟通不良酿成的悲剧。

二二八事件

有了二二八事件的前车之鉴，还原当时历史时空背景，当时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既然两岸同属一个国家，推动使用同样一种官方语言（国语/汉语）完全合理，也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如今跳出来批评当年国语文政策者，多采全盘否定的态度，完全不以实际情况出发，不知是何心态？

当时台湾省政府推行“说国语运动”，口号是：“语言不统一，影响民族团结”，强调说“国语”才是爱国，在学校老师授课，还有师生、学生之间交谈都必须使用“国语”，再加上电影院禁播方言、外语电影，并上街倡导大家说“国语”。

国民党在台湾推行“说国语运动”

到了1973年，国民党当局核定台湾省各县市《国语推行指导委员会组织章程》，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则颁布更为激进的《国语推行办法》，要求所有教育单位，下至小学每一个班级内都要设立“国语推行委员会”，严格禁止使用方言（包括外省各地方言、闽南语、客家语及原住民族语），若不小心讲了方言者，就会被处以罚款、体罚、挂着写有“我不说方言”的纸牌示众一天等惩罚。

除了在基础教育阶段限制使用方言，国民党当局还把“说国语”与爱国、支持当局划上等号。1977年，台湾省政府函授各教育单位，表示“国歌、国语代表国家精神”，当时的儿童生活公约守则第一条就是“我要说国语，爱国家”。如此便塑造出一种诡异的意识：说国语等于支持当局、说方言就是反对当局。当“说国语”和“禁说方言”上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时，个人的言论自由就被行政命令所凌驾，当年的噤若寒蝉，也成为国民党威权解体之后的反扑动力，也就是当下呼吁“语言平权”的主因。

然而平心而论，“说国语运动”的推广，让普通话在台湾普及，更有利于各地民众尤其是加强了两岸之间的交流。今天的台湾人和大陆人能够无障碍的交流，和大家“书同文、语同音”密不可分。

闽南语并不存在立即失传的危机

部分“本土化”意识较强的人士以为，既然是日本人统治，台人在公领域被要求讲日语是很普遍的现象，同时又保留在私领域得以讲母语的权利，认为上述就是日据时代语言政策的全貌；既然日本人离开了，母语就应该弥补空缺，从此“当家作主”。而台湾的族群结构，又是以汉人占大多数（将近98%），其中闽南语族群占到73%以上，客家语人口约12%上下，台湾光复后从中国大陆各省来台者约占13%，原住民族仅仅1.7%而已。

不过，就在今年7月23日举行的最后一场公听会上，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郑丽君却表示，将编列预算优先筹办“台语频道”、“台语节目”，订定“台语”及“台湾手语复振办法”，甚至研拟将把“台湾手语”也纳为官方语言，并要求语言文化的尊重“多元”。

搞了半天，原来民进党口口声声要推动所谓的“语言平权”，首先就是以“闽南语”做为“台语”，以闽南语族裔的人口优势地位以大欺小，迫使客家族群、原住民和新移民接受这个“使用闽南语人数比你们多”的现实，无疑是种“文化霸权”的展现。其次，把“台湾闽南语”当做“台语”，也就是企图切割开台湾与大陆，甚至是台湾—闽南之间的连结，此后台湾是台湾、闽南是闽南，偷换概念，将“去中国化”暗度陈仓。再者，想推行新政策也要配合实际情况。现实就是，虽然目前三十岁以下的台湾民众已经很少人能用流利的闽南语交谈，但更高年龄层的通行程度却很高，以习惯操闽南语人口占台湾总人口的比例尚高，没有立即失传的危机。

以笔者为例，虽然我的双亲都是本省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父母双方的亲戚，彼此都以闽南语交谈，但转头和我交谈时全都使用“国语”，所以笔者的母语就只有“国语”一种，说闽南语是我成年之后才逐渐习得的能力。若依照民进党的逻辑推动说母语，那我说着以“国语”为主的母语，实乃天经地义。

现今后现代主义当道，被视为权威的传统价值观纷纷遭到多元解构或重新检视、批判。过去国民党“戒严”时期的国语文教育，虽然以过于强势、激进的方式，压制特定族群的语言，但放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却是出于台湾民众尽快在文化上与祖国统一的期望。

而今民进党当局欲弱化现代汉语的地位，独尊闽南语，对客家族群来说，是“大闽南沙文主义”；对原住民来说，亦是“大汉族沙文主义”。况且如果要以台湾闽南语作为“国家语言”，那么基于所谓“语言平权”的概念，台湾闽南语是要以泉州腔、还是以漳州腔为基础呢？又或者客家语有四县腔、海陆丰腔、大埔腔、饶平腔、诏安腔在台较流行，要以哪个腔调为标准？再加上原住民族语（迄今有16族），那台湾的“国家语言”，将会达到23种之多，但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地区有如此之多的官方语言。

说到底，闽南语并非立即需要保护的濒危语种，但愿台湾当局能理性意识到，要维持文化多样性，延续客家语、原住民的族语才是最为刻不容缓的任务，而不是只弱化现代汉语就能达到多元文化的目标。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