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前芝：南昌起义与叶剑英的“无间道”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前芝】

这几天，《建军大业》正在热映。片中，小爱饰演的叶剑英，利用自己的秘密身份，从汪精卫、张发奎那里获取重要的情报提供给周恩来，为起义的举行并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桥段并非编剧想象出来的，历史上，确有其事。

叶剑英，生于1897年4月，广东梅县人，南昌起义前，刚刚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已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且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所器重。但他却对中国共产党情有独钟，曾数次向党组织申请入党。因他之前担任过蒋介石嫡系部队教导团团长，还参加过国民党右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在当时中共党内“左倾”思潮影响下，根本没有接纳他的可能。

据叶剑英后来回忆，他当时作为师级干部，每月差不多有二三万元收入，从个人讲，可以有个不错的出路，但他内心坚定认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而他认为最具革命性的共产党又不愿接纳他，所以他很苦恼。

《建军大业》中，小爱饰演叶剑英（图/豆瓣）

当时在国民党内任职的中共党员包惠僧回忆说：“他（指叶剑英）曾到政治部同我谈过两次话，并借阅马列主义书籍，我们经过了多次接触，有相当的了解，但是当时我们对他重视不够，没有吸收他入党。”

为了排遣这种苦恼，他去找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想让邓帮他去苏联留学，未果；又去找当时的共产党员李世安诉苦。李是叶的同乡，对叶的历史和想法比较了解，于是就秘密找到周恩来，向周汇报了此事。周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期间共过事，当即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让他不要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叶挺、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和共产党分裂。此后几天，大部分意志不坚定分子纷纷通过登报或通电，表示脱离共产党组织，以免祸及己身。中共中央此刻也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确定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部队主要为驻扎在九江一带的叶挺、贺龙等部队。

彼时，叶挺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贺龙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同情共产党的做法路人皆知，而且，贺龙的部队里有很多共产党员任职。汪精卫、张发奎对此一清二楚。他们要分共，叶、贺二人的部队就成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等人密谋，决定通过张发奎，以召开军事会议的名义，邀请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同时以三个军的兵力，包围贺、叶的部队。

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出席了会议。黄琪翔平时对共产党比较有好感，对汪的提议又不能不执行，于是满腹心事，找住在第四军军部的参谋长叶剑英商量。叶与黄琪翔是同乡，交情深厚，是黄比较信任的人。叶剑英从黄琪翔处得到消息后，连夜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的密谋告诉他，他们立即通知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等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商讨对策。在湖中的小船上，叶剑英将汪、张要调贺、叶部队的消息告诉大家。

贺龙一听急了，首先发问“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

“名义上要你们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实际上要把你们扣留起来，罢掉兵权。”叶剑英说。众人都表示坚决不能上山，经磋商，最终形成三项决定：1.贺、叶不上庐山；2.不能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立即乘火车到南昌去；3.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行动。会后，叶挺、贺龙两人就开始调动部队奔赴南昌。

叶挺（左）与贺龙（右）肖像

7月28日夜，汪精卫带孙科、张发奎离开汉口赶赴九江，次日到达庐山，协商加紧“清共”。唐生智、朱培德、黄琪翔、金汉鼎都与会。会议决定：1.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2.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3.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共产党人。叶剑英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通知廖乾吾等人。他们三人迅速离开九江，赶赴南昌。而会议所决定要解决的贺龙、叶挺等人，此时已经在南昌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事宜了。

南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手下朱晖日等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当时情况下，如果张发奎同意，那么南昌起义部队就将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叶剑英择机向张发奎陈述厉害，力阻不追。他分析道，广东有李济深部队，起义部队要去，两者相斗，我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如果跟在后面追击，损耗自己，还得不到好处。张发奎听后，认为有道理，于是只发了个“奉令追缴，已经出发”的电报，始终跟在起义部队后面，追而不打。

这一时期，叶剑英还利用自己的职位为中共革命保留了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在武汉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全校师生4000余人，中共在校内建立了较为健全的组织。汪精卫反共后，该校师生中已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先后撤走，其余人员被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全团编成三个营，以及炮、工、辎重和警卫各一个连，另有一个约30人的女生队，团内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团长由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

南昌起义后，教导团赶到九江。叶剑英在与谢膺白的一次聊天中，谈到教导团问题。谢满腹牢骚地说，这个教导团不好管，我早就不想兼这个团长了。叶听后，急忙去找张发奎，告知谢膺白的想法，表示自己想接手。在那样一个年代，谁多支武装，谁说话的嗓门就能高点，更何况叶剑英还是自己比较看好的人，于是张发奎答应了叶。

叶剑英就任教导团团长一职后，了解到教导团因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不少人觉得前途渺茫，纷纷离队，就召开大小会议，耐心劝导。叶过去的辉煌经历使他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团里官兵的认可，浮动的人心逐渐稳定了下来，已经离开的听说叶剑英担任团长后又回来了，达到了2000余人的规模。

教导团在九江稍事整顿后，开赴南昌。南昌是朱培德的地盘，在起义中吃了共产党亏的朱培德知道教导团的到来后，向张发奎提出解除教导团武装的要求，因为朱培德之前了解到这个团里有不少共产党人。叶剑英得知后，面见张发奎，提议将教导团名字从二方面军教导团改为第四军教导团，直接并入第四军建制，并承诺自己将严加管束。得到张发奎同意后，他又去找朱培德，表示自己将会在教导团内开展整肃和清党行动，保证不会在南昌闹事。朱培德知道叶的能耐，也不愿意把关系搞僵，于是勉强同意了。

就这样，这支共产党掌握的武装保留了下来。

8月中旬，叶剑英率教导团沿赣江南下广州。此时的叶剑英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把这支部队带到广州，在那里举行武装起义，按他后来的说法，就是“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9月中旬，他们到达广东南雄。叶剑英先去广州筹备起义事宜，教导团驻扎在花县新街进行整训。

叶剑英抵达广州后去见张发奎。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跑去见张发奎，说叶剑英这个人靠不住，过去蒋介石对他那么好，结果他反蒋，这个人留不得。张没有听，让叶继续担任四军的参谋长。

1927年12月10日凌晨，教导团打响了广州起义的第一枪。叶剑英正式结束“卧底”身份，作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旗帜鲜明地举起了共产主义大旗。

话题再回到南昌起义，如果没有叶剑英的情报，不明就里的叶挺、贺龙二人很可能就上庐山开会，他们的部队就会按张发奎命令的那样向德安集中。这两支中共当时所倚重的主力如果都到不了南昌，那南昌起义实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后来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叶剑英类似行为还有多次，充分体现他在历史的“大关节”处明断是非，果敢抉择，谋虑缜密的一贯做事方式。所以，毛泽东评价他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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